下策就不用我说了，孙权也绝对不愿意采取的。那么就剩下的上策，就成了唯一的对策。历史上孙权所采取的，也正是这一策略。而在当时采取这一策略，则必然是孙权主动攻击曹操的。曹操下那封书到底是什么意义呢？那就是说，曹操没把孙权看成这么无能。我所提的中策，曹操判定此局势根本没出现的可能。孙权不肯投降的话，不管有没有这封书，都必然会主动来进攻曹操。而如果没有曹操这封书，则东吴投降派根本没有表达投降意向的契机。所以，曹操这封书根本不是挑起战争，战争是必然要发生的，此书只挑起了东吴政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使东吴主动攻击曹操的战略构想凭空多了点变数。此举不但不是败笔，还是绝对妙笔，非常高明的一招。写到这里，相信我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够清楚了。现在回头再去看《贾诩传》，关于这段记载裴松之有注：“臣松之以为诩之此谋，未合当时之宜。于时韩、马之徒尚狼顾关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荆人服刘主之雄姿，惮孙权之武略，为日既久，诚非曹氏诸将所能抗御。故曹仁守江陵，败不旋踵，何抚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将此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手，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至於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然则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诩之此规，为无当矣。魏武后克平张鲁，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斤石既差，悔无所及，即亦此事之类也。世咸谓刘计为是，即愈见贾言之非也。”这段注表明了裴松之对贾诩此谋的否定，不过裴老自己的见解嘛，“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那是没错的，到后来得出的结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至於赤壁之败，盖有运数。”那就相当的没劲了。“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译成白话可以是你不去打他，他也必来打你。直接说是孙权发起这场攻击不就完了吗？我在这里要提出的是，裴松之眼光浅了。这段记载明明是假的，是后人以事后诸葛亮的思维方式编造出来，硬给贾诩脸上贴金。陈寿惯性思维，荆州之战曹操发起攻吴之战自然曹操发起，所以采信了这一说，编进了《三国志》（也可能与陈寿无关，此段系伪作）。裴松之被蒙过没发现问题，只觉得此谋立不住脚给再加了一注，蛇足，反而坐实了此说，把后人误导惨了。这事后诸葛亮提出的“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正是曹操最想做而孙权绝对不肯让曹操做的，而“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不就很明显是从曹操给孙权下书的意图推出来的吗？这正是从后事推出前因，造假给人贴金创造某人料事如神先见之明神话的典型手法。可惜事后诸葛亮就是事后诸葛亮，造假就是造假，经不起推敲的。这位事后诸葛亮惯性思维先确定曹操发起了赤壁之战，则根本立论先站不住脚了，推出来的结论怎么还能蒙混过关呢？曹操先发动赤壁之战，那曹操还能叫曹操吗！
至于曹操军队开进到江边，那是因为我们被误导先认定曹操是想攻吴，当然会不再作其他想了。可是曹操书已发出，孙权不投降必来进攻，不发那封书孙权也必来进攻。军队进驻赤壁地区，既为下书迫降加施压力，又为孙权来攻预做准备，那不是军事必然之举吗？荆州已克，无论谁，站到荆州战场上，第一大敌就是孙权呀，部队不向长江边开往哪开呀？孙权既然没投降，那么，赤壁之战必然曹操是防守方，孙刘联军才是主动攻击方。除了《魏书贾诩传》，“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蜀书先主传》；“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吴书周瑜传》无不表明，主动攻击的是孙刘联军。赤壁之战历时已久疑义分歧的地方，只要考虑到曹操是被攻方，是被迫应战，孙刘联军主动进攻，很多就解释通了。比如刘备取荆南四郡时没遇到抵抗，根本没有曹操军队出战的记录。曹操占了江陵后为什么不派兵去接收荆南四郡而急于攻吴呢？因为根本不是曹操攻吴，而是吴攻曹操，曹操没时间派兵接收荆南四郡。而应付孙刘联军的同时分兵接收南四郡，曹操当时没有这个兵力。兵力后面讲，先讲赤壁之战的时间。赤壁之战的时间向有两说，十月或十二月。十二月是据《魏书武帝纪》：“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不过疑问甚多，与其他史料不符。最显然一点，九月得江陵，十二月战赤壁，则为什么不派兵接收荆南四郡？整整三个月时间如果曹操都在江陵为降将封官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吧。后有裴注：“...《孙盛异同》评曰：按吴志，刘备先破公军，然后权攻合肥，而此记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所以我疑《武帝纪》中陈寿行文颠倒了。赤壁之战前人论述甚多，十月说就不列举出处了，但十月说明显更合理些，与《吴主传》所记赤壁胜后孙权攻合肥，《资治通鉴》所记“十二月，孙权自将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不克。”相符合。如果赤壁之战发生在十二月，则孙权十二月围合肥，吴明显是以两条路线攻曹操了，那么不该没有任何资料记载相关记录。《周瑜传》是明确记载了只发了一路兵，后文注有“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大概孙权围合肥的，就是这“续发人众”了。只有赤壁先胜了，这支“续发人众”另外开辟合肥战场去了，才是合理的。不然，如此用兵，那可真是找抽型统帅了。
所以我的赤壁之战定义是这样：从十月起，周瑜军与曹操“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赤壁之战开始。然后曹操据北岸防守，周瑜在南岸想要渡江登陆作战。对峙历时一个多月，到火烧赤壁为止，曹操败退，赤壁之战结束。火烧赤壁后孙权立即出兵围合肥，曹操败退到巴丘时得到消息，派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张喜救合肥时间，就一点矛盾都没有了。前有赤壁隔江拒战周瑜刘备联军无力分兵接收荆南四郡，后有孙权围合肥曹操派张喜去解围只能“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那么曹操在赤壁之战时到底投入了多少兵力呢？曹操极夸自己兵多，八十万；周瑜极指其兵少，十五六万。可是，这里指的都不是曹操投入荆州战场的兵力，夸大和贬低的都指的是其可调用的总兵力。荆州战场投放兵力，史无明文，只能推理了。曹操进攻荆州时，后方还没肃清，当然不可能举倾国之力而来。史书多处记载刘表的兵力是十万，刘表部队跟曹操部队的战斗力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如果以十万对十万，曹操胜利可以说把握极大。所以我认为曹操伐刘表战役计划投入兵力上限是十万。这十万是计划上限，并不一定真达到十万，也不见得是直接一次性投放到荆州战场，事实是曹操最先头的部队到达荆州，刘琮就投降了。如果他的部队计划是分批投入荆州战场的话，则后面部队不再进发或中途折回的可能性都非常大。从曹操不敢分兵接收荆南四郡来看，这次参战的兵力并不多，应该只和周瑜刘备联军相当。周瑜的部队兵员数有两个记载，《吴主传》记载：“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於赤壁，大破曹公军。”只有两万，《周瑜传》和《江表传》记载为三万。刘备军力无法具体考证，诸葛亮口中的两万，那牛吹大发了。大败逃亡之后刘备集团的关羽手中若还能有一万兵的话，那么没败前，张飞赵云糜竺部加刘备自统部队，新野全盛时期的军力该达到多少？刘表只有十万军，则早该疑忌刘备了。恐怕两人大打出手刘备被赶出新野依附刘璋去了倒是很有可能的。刘备如果有那么强的实力，怎么会一听说曹操来了就跑呢？而《先主传》“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和《江表传》“或劝备劫将琮及荆州吏士径南到江陵”倒成了切实可行的计策了。新野时期的刘备军力都怎么也该达不到一万的，到这时候，“不满一校”，我倒是真的很愿意接受的。刘琦手里也同样没有一万兵，刘琦去守夏口的时候没有记载另外给了他部队，则他带去成为了郡兵的就只能是他本人的部曲。要想增强兵力，就全看他到夏口怎么招兵买马了。可是夏口是一座空城，人口已经被孙权掳走了。从各传记对战役的描写看，刘备参战部队好象连总数五千都很成问题，至高估算到一万。周瑜的部队是两万或三万，则周刘联军总兵力，约两万余至四万。曹操军力与之相当，所以很有可能超不过五万。我之所以不支持直接认为曹操的部队也好象只有两三万人，后文论述到荆州降兵问题就清楚了。也正因为兵少，所以前有无力分兵接收荆南四郡，后有无力分兵救援合肥。如果你把曹操看成当时有十万大军在手，是大模大样的进攻方，那么这两个问题你根本无法合理解释。接收四郡只需要一万部队就足够了，分兵两万的话每郡五千，非常富余。而对付周瑜刘备的约三万人，剩下八万难道还怕不够吗？
当然我是不把荆州降兵计算进去的，因为在这场战争中，荆州降兵根本不能考虑其战斗力，不起反作用力曹操就该偷笑了。把刚收下没一个月的降兵直接加在曹操部队数目中，数学上是没错的，军事上嘛，那可偏离常识太远了。荆州降兵数量越多，曹操挟制他们所耗费的直系兵力就越多。曹操把这批降兵带去赤壁，一来是虚张声势加强兵势施加压力，另外更根本的，不带去也根本没办法安置。赤壁之战的规模形似很大，而实际上是曹操据江防守，周瑜刘备进攻，想攻过江来的一场登陆战，结果是登陆成功。火一起，前面的水军一乱，曹操的地面部队嫡系北军就开始撤退了。赤壁战中损失较大的只是荆州降兵，但其损失规模也不应该很大，溃散的成分更多些。曹操直系部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损失，曹操部队主要还是受疫病困扰，耗损战斗力。曹操一败，荆州降兵形成的问题立即显得严重起来，也就是反作用力开始体现。曹操军因疫病减员战斗力下降，对降兵的挟制力已经大感不足，赤壁经历一次大败，降兵首当其冲遭殃；华容道撤退，《资治通鉴》：“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不用说，又是荆州降兵首选充当垫背。荆州兵的稳定，是首先取决于荆州在谁掌控中的。而周瑜刘备一直追击保持攻势，当时曹操荆州掌控权可算是很受质疑了。形势与人心，都使荆州降兵有了随时反叛的危险性。这仗打不下去了，所以曹操要退兵了。曹操要退兵，首先面临的是怎么处理荆州兵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挟制带走。不然，就只剩下重演官渡杀降卒一幕这选择了。荆州兵是绝对不可以留下用来守荆州的，否则就是嫌事少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了，非出大乱子不可。这观点在我前些日子《论刘备伐吴与诸葛伐魏》回帖中论述过的，刘备伐吴不可以使用其部下原荆州兵，与此处同理。这里可以提一个人，文聘。《文聘传》：“太祖先定荆州，江夏与吴接，民心不安，乃以聘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边事，赐爵关内侯。”这里重要的一句是“使典北兵”，可以用来证明了我的论点，荆州降兵在曹操退兵时被全部挟制带走。曹操需要重用文聘这熟悉地理风土人情的荆州降将，可是不能让他统带原荆州部队。文聘此后一直在荆州战场上，因为“典”的是“北兵”，曹操那就可以稍微放心些了。把曹仁的北兵交文聘带，荆州降兵由曹仁带这样换兵是不成立的，曹仁有莫名其妙成为光杆司令和直接被部下乱刀砍了的危险。“太祖征荆州还，於巴丘遇疾疫，烧船...”，这里记载的“烧船”与前文“遇疾疫”很难看出有什么直接关联，所以烧船事件也成疑义了，从战斗发展过程中真很难找出烧船的理由。我理解的烧船是曹操兵败后为了防止荆州兵驾船过江投吴。然后，据此可以推出曹操兵力不足，此时已经无法保证绝对控制荆州降兵了。据此再推出荆州兵不能留作荆州防守部队，应该也是可以成立的吧。至于“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理应是火烧赤壁时溃散的荆州兵，曹仁部下并不会再存在荆州降兵了。
曹操要把荆州兵挟制出荆州地区，可是这时候的他并不存在着足以实施挟制的兵力。尚有战斗力的北军要留在荆州地区，曹操能带走的，无非老弱残病和时疫感染兵员。这场战争中体现出来的曹操兵力一直捉襟见肘，现在出现难题根本无法把荆州兵带走。幸好他的后续部队终于到了。《资治通鉴》记载：“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后面又有一段记载“因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馀人屯合肥。”这里要注意一个“乐进”，两处记载都牵涉到乐进，可以确定，这不是同一次任命，而是先后两道命令，乐进被调动，任务被更改了。联系到曹操一直兵力紧张，无力分兵接收荆南四郡，合肥受孙权围攻的时候张喜要绕道“过领汝南兵”才能救援合肥。而现在合肥无战事，倒突然多出来三员大将七千余人加强防御。很显然，张辽和李典是新到的增援部队。而乐进，他被更换任务，正是由于援军到了，曹操重新安排了防守格局。其遗下的守襄阳任务，自然是被和张辽李典同时到的援军其他将领接替了。为了自己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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