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两匹汗血马，文献所记与《汗血宝马》一剧相去甚远。惟不知此二马是否彼二马，或者当时曾有四匹汗血马也未可知。本文所述汗血马事见诸侯毅《洪宪旧闻》之“西贾贡马记”篇，二马之沉浮大略如下。
　　
　　强兵秣马历来为国之要务，马政尤为清廷祖制家法。光、宣间，陆军部委派马政司吏员赴法国购买良种马百数十匹。法国总统于两国邦交亲善计，特拨十二万法郎选购两匹优质纯种汗血马，并聘马师驯以乐舞，作为国礼赠诸大清帝。马政司吏员得汗血马后乘船驶离法国抵沪，陆军部派唐在礼（后官至北洋参谋本部次长）赴码头检验接收，随后委托沪上裕泰马行运送至京。
　　
　　沪上这家裕泰马行老板是英国人，名达乐斯。咸同年间，达乐斯之父曾随戈登（英军将领查理.乔治.戈登）到中国参与英法联军及征洪之役。达乐斯父英勇力大，尤善骑。战后留沪经商，于静安寺路设立裕泰马行。及卒，裕泰马行传至其子达乐斯经营。达乐斯马技远胜其父，相马、育马、驯马、驭马无一不能，享名沪上。
　　
　　二汗血马进京，清宫内廷予以殊荣。特制船式金根车（根车：车轮为天然圆曲树木而成，后泛指帝王所乘之车。古代以帝王有盛德，则山中出根车之木为祥瑞），缰绳、笼头、鞍辔等一律金饰。侯毅言：“不佞尝数见，此车灿烂无匹，古之金根车不是过也。”民国鼎新后，孙中山、黄兴（字克强）先后进京，袁项城均以此车迎接以示盛隆。黄克强以爱马称于世，屡屡在项城前赞此二汗血宝马。袁项城当即解缰将二神驹赠与克强。黄携二马归沪上，以为坐骑，喜爱弥珍。
　　
　　民国二年（1913）南方战事起，一汗血马死于南京，黄克强远遁日本。临行前，克强将另一汗血马托付给上海某亲戚。该亲戚家贫无济，将宝马售予马肆，得八十元。马肆以此汗血宝马驾车载客往来市间，街巷时有乐声传来，该马竟举足舞蹈不做前行。车把式怀疑马有癫痫，挥鞭挞之不已。久之，汗血马右肩溃烂成疮。马肆求治于兽医，不愈。恰巧牵马过裕泰马行，为达乐斯所见。伯乐慧眼，达乐斯一眼即认出此马为法国总统所赠国礼马。立时拦住马肆人询问此马由来，马肆人具告以详。达氏深喟宝马竟困顿沦落至此，遂向马肆人提出购买此马。马肆人正发愁马疮久治不愈，徒费钱财，当即欣然允诺。达乐斯取自家马厩中不逾百元之马易与马肆人，两厢各得所爱。
　　
　　达乐斯爱马如子，朝夕精心调治。不久，汗血马疮伤痊愈。民国五年（1916）初，袁项城操办洪宪帝制。达乐斯乃中国通，深谙官场谀颂祝嘏之风，即请人撰写其获得汗血马之曲折并附照片，托参政员姚锡光（字石荃）呈递袁项城。函中表示愿效仿汉武帝受西域“天马”之典，将宝马献与国之新君。袁项城得达乐斯信函，命当年于沪上接收此马的唐在礼审阅照片。唐验证属实，项城大悦，以此为受天命祥瑞之兆，当即挥毫批示：“即仰统帅办事处收回是马。”
　　
　　其时唐在礼及姚石荃之子姚兰孙正供职统帅办事处，姚石荃知晓侯毅与裕泰马行达乐斯有一面之雅，敦请侯毅赴沪与达乐斯面商呈献宝马诸事宜。姚特嘱侯毅：“袁项城不会徒受此马，可令达乐斯开出价码。表面示人以达乐斯献马，私下将偿以厚金，大抵万元左右。达乐斯若报价九千五百元，九五之数将极切项城尊意，如此最善。”侯毅赴沪说项于达乐斯，达氏遵照如仪，报九千五百元于姚石荃。姚复电统帅办事处传项城喻：“即令达乐斯率马进京，亲至宫门献进，听候颁赏，并赐宴授勋。”
　　
　　事情议妥，达乐斯购置黄缎子令裁缝制汗血马及驭马人披挂。一切就绪，将要启程，忽云南蔡松坡高举反帝制义旗，四方响应，京师政局遂生大变。袁项城知大势已去，命姚石荃告达乐斯，进京献马事缓办。未几，袁项城卒，汗血马未能再次进京。
　　
　　民国八年（1919）西南再起战事，陆荣廷麾下之桂系将领马济来沪上寻求良马。侯毅友刘瓠尊弟刘仲迈正在马济军中效力，得知达乐斯有汗血马，斥资数千元购得孝敬长官马济。马济爱马无异黄克强，世人皆谓此汗血马幸得其所。民国十年（1921）粤桂战争中，马济奔突沙场几遭不测，全赖此马脱檀溪之险。汗血马终报恩于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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