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总得有点花样吧，大家吃过了军事，权术的大餐，现在给大家来点小菜，可要细品哦！以前大家也讨论过竹林七贤，也算是当时的文人高士吧，由此才想谈谈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想——魏晋玄学（魏晋时期老庄思想的部分升华并融合儒家经义的产物。呵呵，这样的定义有点浆糊的味道，因为我太懒了），社会思想总是政治潮流的衍生，也同时与政治之间互相影响制约。社会思想不断的被时代打磨嬗变，“为儒者尊”的董仲舒为“炎汉”社会政治的大一统开辟道路，铺展了框架，宏大煊赫的条令体系赋予统治者“君权神授，天德至善”的庄严法相，天威重压在社会各个阶层中久耕深埋，“等级森严，三纲五常，各安天命”正是统治者渴求的“天下太平”。但威严和繁琐背后并不意味着怀疑和松动的消失，宏伟的封建构制也不等于社会个体的幸福，当国家忧患把民众原来已经千疮百孔的心灵践踏的灰飞湮灭的时候，新的思想方式，新的探求渴望也就不可遏止的萌发了。魏晋时期的乱世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也许只是光彩的一抹，董卓乱汉，三国鼎立，司马篡汉，八王之乱等等，乱世中的民众已饱受人祸之苦，统治者高倡的“仁义道德，严刑峻法”根本无力阻止炎汉帝国的倾颓败亡，当然也无法以“三纲五常”的尘土去扑灭思想者的火花，对社会的不满造成了批判思想的出现，流行百余年的魏晋玄学就这样在焦岩枯壤中逸出的一缕清流，正始高士，竹林七贤，晋代名流在这样的条件下催生和发展了魏晋玄学的思想，最先提出的“天人之际”的关系出于“自然”也是很明显的在为封建制度，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寻找根据，但新思潮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原有正统思想的否定（否则何来”新“字可言），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虽然是规劝统治阶级放弃“伪”的面具而回归“自然”，有相当的保守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董仲舒“天”的定义，在没有压迫和威慑的情况下追寻“有无”和“自然元气”，这样的说法可以把原来有形有象受制约的社会关系导入更抽象的环境中，而是把社会关系归结为“无知无念”中自然而然存在的虚无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虚空中“冥然相合”，而不是再按照儒家经义中的“三纲五常”来循规蹈矩，说到底就是对当时的社会关系，封建君权神授论提出了一定程度但又相当隐讳的模糊，怀疑和抗议，君临一切的“天子”和“天授”的律令令条也被虚化的“自然”所替代，至少给当时的思想界和社会潮流中带来一点思索和挣扎的空间。接着上升到哲学的层面，魏晋玄学讨论的是“本末有无”的问题，在思索本体的言论中开始了对本体有无的争辩，在“本体”和“现象”的感知思维上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太复杂了，因本人水平有限，也不是很明白，在此不做展开了，抱歉），虽然思想还不够成熟，哲学范畴的划分上也不够明确，但值得肯定的是它从人的思辨入手，强调了感知的作用，对原有刻板的，神威十足的封建哲学提出了怀疑和挑战，促进了社会思想的发展，尤其是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唯物思考，对个别实体的认知，世界本原问题的哲学思辨讨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哲学思想发展都有着相当的历史意义。
魏晋玄学在哲学层面上的讨论总体可以归结为在不自觉中承认了“个体”和“个性”的存在，包含了反神学权威的论调，把握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去探究宇宙和人生的关联和意义。总之，魏晋玄学在当时封建社会外儒内法重压下的社会政治思想层面上划出颇为“离经叛道”的一笔。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尚且是朦胧的反对封建框架的繁文琐礼，而荀粲则犀利的直指六经为“糠秕”！嵇康，阮籍等人更是发出了“非汤武而薄周礼”，“非圣无法”的呵斥，直捣封建礼法的痛处，何其锋芒！快哉！在封建经义礼法的铁幕下燃起的这点星光是如何的难能可贵，让当时背负着沉重桎梏，步履维艰的民众和思想者有了呼吸的空间和渴望，代表个体生命发展追求的魏晋玄学并未在残酷的社会斗争和迫害中泯灭，怯步，而是选择了勇敢的破石而出，熠熠生辉！虽然由于社会意识的局限，但我却不愿意再菲薄和苛求他们，权把它称做那吹开天际乌云，哪怕是一角的——玄风吧！壬生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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