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众多精通外语的巾帼英雄驰骋疆场，她们和男战友一道，有的深入前线坑道进行对敌广播喊话，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有的在战场上收容、讯问放下武器的敌军被俘官兵;还有的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参加对“联合国军”战俘的管理。她们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屡屡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了艰巨的任务，她们的贡献至今依然对中国与世界的民间交往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笔者的老战友刘禄曾就是她们中的一员。

让战俘感受尊重

刘禄曾是1947年考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专业。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临近毕业的刘禄曾，毅然报名参加志愿军，被分配在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军工作部担任英文翻译。

在志愿军第九兵团俘管团收容所，刘禄曾同战俘逐一谈话，核实情况，作细致的思想工作。而刘禄曾对战俘詹姆斯·柏特纳的思想改造工作，至今仍为很多同志奉为经典。

经刘禄曾了解，柏特纳是美国海军陆战第一师的新兵，入伍前在一家餐馆洗碗。消除了对方的疑虑后，刘禄曾问起柏特纳来朝鲜的理由。

柏特纳的回答很实在：“我喜欢旅游，但是没有钱买车，因偷了别人的车，要判刑坐牢。政府当局和军方都说，入伍去朝鲜，可以免除坐牢。还说朝鲜的女人很漂亮，军队里免费供酒，薪酬也高。我听了很乐意，就答应了。”

刘禄曾进一步问道：“你们国家和朝鲜相距万里，你们这些当兵的对我们这些对手都了解些什么?”

“军方说来朝鲜是阻止你们侵略，不出几个月就能轻松获胜。随军牧师说上帝与我们同在，在朝鲜战场上是平安的。”

“那现在呢?”

“哪知道你们这么厉害!我头一回上战场就当了俘虏。”柏特纳答道。

这样的交谈，刘禄曾并不是一味说教，而是想各种方法，在实践中体现我军的俘虏政策。

当俘管团收容所准备将包括柏特纳在内的一批战俘向后方战俘营转送时，柏特纳突然发起高烧。刘禄曾立即请来军医，在诊断为感冒后，及时给柏特纳吃药治疗，让他的病情迅速好转。由于患病初愈的柏特纳身体虚弱，长途行走困难，刘禄曾又报告领导批准他乘车。在转移途中，志愿军一位小战士曾用手指刮柏特纳的鼻子，想逗他提提精神。刘禄曾看到后当即制止这位战友，并告诉同志们“刮鼻子”有可能让对方产生误解，还给他们讲了很多注意事项，使管理人员和战俘们相处得更加融洽。

刘禄曾的工作使柏特纳深受感动。他在战俘营里表现得越来越好，经常在战俘办的墙报和刊物上投稿，明确提出“当志愿军的俘虏是一件庆幸的事”。

上甘岭上的“夜莺”

上甘岭战役中，“联合国军”共投入6万余人的部队，出动飞机3000余架次、大炮300余门、坦克170余辆，对我志愿军驻守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阵地发起猛攻。

作为一名英文翻译、敌工干部，刘禄曾在志愿军二十四军七十师上甘岭前沿阵地399。8高地的坑道里，每天冒着生命危险，不间断地开展对美军的广播喊话工作。在白天，不能使用扩音设备，刘禄曾只是拿着一个长柄喇叭，透过坑道的洞眼，向着距离不足100米的美军用

英语喊道：“不要在美国侵略朝鲜的非正义战争中送死!”“中国人民志愿军保证战俘的生命安全!”“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

她的声音洪亮、圆润，在战场上也让敌人听得一清二楚。

到了晚上，广播小分队使用手摇发电机通过安装在山顶上的大喇叭继续进行对敌广播。夜深人静的时候，向敌军播放美国歌曲。刘禄曾充当音乐节目主持人，谈吐优雅，用词幽默，被一些美国士兵称为“夜莺”。

驻守在上甘岭阵地的我志愿军部队不畏强敌，英勇反击，最终取得了辉煌胜利。刘禄曾在朝鲜战场上出色的工作成绩，尤其是在上甘岭战役中的顽强表现，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一致表扬。战斗结束后，很多敌军俘虏竟提出想要见一见每天都要收听的播音员小姐。

26年后的再会

刘禄曾从朝鲜回国后，到南京国际旅行社担任美大部经理。1979年4月下旬，她随86岁高龄的吴贻芳博士应邀到美国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访问。在纽约的晚餐会上，一位男士走到刘禄曾跟前。

“请问，你是从中国来的吧!如果我没有记错，你姓刘，是20多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位翻译官。”这位美国男士很有礼貌地说。

“你是詹姆斯。”刘禄曾也记起来了。26年前的往事涌上了心头。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在志愿军战俘营里，你和你的志愿军战友们对我这个美军战俘很和气、很友善。圣诞节时，你还发给我们每人一枚圣诞礼物——红底上写着白色‘和平’字样的小别针，我至今还保存在家里。”柏特纳激动地对刘禄曾说。

在得知现在已经是一家知名餐厅的老板时，刘禄曾高兴地说：“没有想到我们会在纽约相会。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应该这样友好交往的。”

中国缘何两次拒绝签订朝鲜战争停战协议?

1953年7月27日，经过三年多的艰难战斗与谈判，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终于在板门店签订。其实在1950年底和1951年初，13个亚非国家和联合国曾先后两次提议停战，都遭到了中国的拒绝。

近年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当初如果答应了亚非13国和联合国的停战提议，不但可以以胜利者的身份结束战争，而且还有可能顺便解决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但中国错失了这一良机，不但使我们在战争中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甚至对之后国内经济建设、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7月10日，美方代表乘着插有白旗的吉普车前来开城参加谈判会议。

这两次停战提议是否真的能给朝鲜战争带来和平?历史无从假设，我们还是重回当时的历史语境。

杜鲁门：“迄今我们所遇到的最糟糕的局势”

1950年10月19日，中国志愿军入朝。10月25日，在云山地区发动首次战役，迫使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撤退至清川江。11月中旬，麦克阿瑟又发起新一轮“结束战争”的攻势。彭德怀命令志愿军各部队后撤30公里，占据有利地势，等待最好时机歼灭来犯之敌。11月25日，志愿军开始了强有力的反击。联合国军遭到沉重打击，被迫退回到三八线以南。到1950年12月24日为止，中朝联军收复了北朝鲜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全部领土。

中国第二次拒绝停火建议之后，准备休整两个月之后再发动春季攻势的志愿军，在1月25日被迫转入防御作战，结果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以来的第一次挫折，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被迫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全线后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

但是，如果中国接受这次新的停火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休整的时间，延迟下一次战役的到来是值得商榷的。在联合国军退至平泽、忠州、堤川、宁越、三陟一线之后，迅速从美国本土及驻扎在欧洲、日本的军队中，抽调了大批老兵补充其在朝部队，并将美第10军调至三十七度线附近地区，加入了第一线的作战序列。而按照李奇微的设想，一旦时机成熟便马上恢复攻势。也就是说，第四次战役打响的时间并不受制于双方是否就停火的建议进行谈判，而更多地取决于美方军力何时得到恢复。1月15日，也就是中国拒绝谈判的前两天，联合国军就开始采用“磁性战术”在水原至利川间实施试探性的进攻。再加上此前杜鲁门签署了增拨200亿美元国防费的法案等种种迹象，都表明美国当时并不想真的进行停战谈判，只是想通过玩弄停战阴谋转嫁战争责任而已，即便中方在第三次战役后同意了停战谈判，美方也仍然会找借口把战争继续下去，更别提让中国顺利解决台湾问题和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了。

从1951年1月中国拒绝停火建议开始，直到停火协议的最终签订，又经过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在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中方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美国却因此达到了目的，一方面利用中国的强硬态度和军事上的胜利从外部向各盟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在政策上与自己一致;另一方面，中国的拒绝让美国抓住时机，大肆渲染中国的战争狂热，并迅速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中国是侵略者的提案，把延长战争的责任转嫁到了中朝政府的头上，摆脱了其外交上所处的尴尬境地。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确实错失了一个良机，因为从此时开始，无论在外交还是战场上，中国都由主动变为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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