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将南明政权迅速瓦解的源头指向马士英和阮大铖。其实，倘若不是史可法在决策上的重大失误，马士英及他的幕后策划者阮大铖是难以实现其阴谋的。而史可法若不是受到东林党人的压力，也不会犯此错误……但无论如何，史可法是一位值得人尊敬的可以流芳千古的文天祥式的人物。所以，每每想到他的重大失误，总是令人不胜感慨之至。
崇祯死后的非常形势
明朝建国初年，本以南京为其首都。等朱元璋的五儿子朱棣夺取皇权以后，就把京师迁到北京，而将南京作为留都，保留其形式上的中央机构，依然有兵、礼、吏、户、刑、工六部。其中，以参赞机务兵部尚书为首席大臣。
崇祯死亡前后，南京兵部尚书是史可法。史可法，祖籍大兴，1602年生于河南祥符(今开封)，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初任西安府推官，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物资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得到很好的声誉。崇祯五年(1632年)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右参议。崇祯十年(1637年)，因与农民起义军作战，在战火中立下功绩，加官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治皖颇多惠政。崇祯十二年(1639年)出任户部右侍郎，总督漕运，兼抚凤阳、淮安、扬州，漕政有起色。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擢升为南京兵部尚书。
《明史》记载：“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廉信，与下均劳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可见，史可法在军队上有很高的威望。他还很有文采，受到著名东林党人左光斗的栽培，左光斗殉难前夕，史可法秘密探望，受到左光斗最后的教诲，要他继承并发扬东林党的事业，由此，史可法在文坛及舆论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再加上在户部、漕运等多方面的成绩，史可法称得上是一位全面的将才。他对明朝廷的忠诚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他所率的军队曾遭到重挫，按理应受到严惩，但向来刻薄寡恩的崇祯皇帝还是给了史可法戴罪立功的机会，使史可法对明廷更加忠贞不二。
史可法出任兵部尚书时，北方战局已相当严峻。鉴于明朝廷所处的险恶环境，史可法忧心忡忡，积极训练军队，随时准备救援北京。待京师危急，史可法接到崇祯皇帝“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书后，他马上领衔发布“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称：“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行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并率军渡江，北上勤王。而当军队到达浦口防区的时候，却又得到了京师陷落的确切消息，史可法北向痛哭，改穿丧服，回到南京，召集南京的大臣商议对策。因北京失陷，南京自然成为政治中心。又因皇帝已死，册立新君成为当务之急。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被起义军俘获，没能逃出北京，在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可选者只有散在各地的藩王。而究竟哪个藩王是最佳人选，却是众口不一。再加上新君的继立涉及到各种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所以，此事很快变得非常棘手。
南方的各路政治人物一时间活跃起来，纷纷加入到新旧更替的权利争斗当中。此时，几位藩王当中，以血缘关系讲，崇祯帝的祖父明神宗的直系子孙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最有资格当选。但桂、惠二王均在广西，距南京较远，不像福王近在淮安，在地理上占据优势。且桂王、惠王均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福王以兄弟关系来继统更为妥当。除上述三人外，神宗(朱翊钧)的侄儿——潞王朱常?，也因避乱逃到淮安，卷入拥立新君的政治风波当中。
反“福”拥“潞”的历史来源
平心而论，按照当时的伦理观念，福王朱由崧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南明的第一位皇帝。这样会少许多的麻烦，也有利于在大乱之后尽快地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权。可是，由于福王朱由崧牵涉到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而有些人抓住这个历史问题大做文章，便使得南明政权从一开始便陷入到明朝长久形成的党争泥沼当中，而不能以崭新的有生机的面貌出现。我们也毋庸讳言，抓住历史问题做文章的始作俑者，就是东林党、复社的骨干成员。
东林党，起初本无所谓“党”。万历年间，削职官员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创立东林书院，讲学会友，以一民间组织而放眼天下，“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影响越来越大，形成可以和当权者抗衡的大气候。“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东林人士关心国事的同时，他们也逐渐形成强大的舆论、政治力量，遭到官场中齐、楚、浙三党的攻击，被称为“东林党”。东林党起初非常开明，是进步知识分子尊崇并乐于参加的民间组织。但到天启年间，当东林党中的许多人士做了高官后，东林党随之迈入朝堂，更深地牵涉到朝政大事当中。东林党中不乏有见识、有气节、敢于和恶势力做斗争的进步人士，但也不能否认，东林党人开始斤斤计较于党派之分，与自己政见相左的便排斥为异党，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党争。到崇祯死、南明推选新君的时候，东林党人的党争意识仍起了巨大的消极作用。
前礼部侍郎钱谦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礼部员外郎周镳等人连成一片，强烈反对由福王朱由崧继统。其深层原因即与“党祸”有关。《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中记载：“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国本论起，两党相攻击如仇雠；嗣是有妖书之役，梃击之役，迄数年不定。神宗晚节，郑贵妃宠愈甚，其子曰福王，上于诸子中独怜爱之；王皇后无子，光宗于兄弟居长。久未册立，而贵妃早贵，顾天下有出郑氏上者辄觖望，即上亦两难之。一时名流以伦叙有定，请早建太子，语颇侵郑氏。上怒，或黜或廷杖，相继不绝，而言者弥众，皆以斥逐为名高。政府如沈一贯与申时行、王锡爵，皆主调护，而言者遂并攻之。然上意亦素定，卒册光宗为太子，而福王之国河南，所以赉予甚厚，诸子不得与比焉。国本既定，两党激而愈甚：泰昌、天启红丸之役，移宫之役，中朝相争，如蜩螗沸羹，与梃击号为三案。及魏忠贤为政，浙党尽归魏氏，作书言三案事，诉斥东林，号曰《三朝要典》。于是东林骈死牢户，余斥逐殆尽。烈皇帝立，定逆案，焚《要典》，而魏党皆锢之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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