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它与俄国人的渊源，要从19世纪末算起。1896年，俄国轮船“英诺森”号溯松花江而上，来到今天的哈尔滨市呼兰区，与中国人做农副产品生意。同年，有一位叫德金的俄国商人，开着他的“劳动者”号轮船，也从松花江到达哈尔滨，与当地人做牲畜交易。德金有时在哈尔滨居住很长时间，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哈尔滨最早的俄国人之一。第二年，一支俄国筑路考察队也来到此地，为即将动工的中东铁路打前站。

早在《中俄密约》签订前，俄国已于1891年开始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1897年，铁路修到海参崴，然后便进入中国境内的小绥芬河开建， 称为中东铁路。中东铁路的整个建筑工程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部(哈尔滨--海参崴)、西部(哈尔滨--满洲里)和南部(哈尔滨--大连)三线。由6处同时开始，相向施工。后来整个干支线又分为19个工区。中国筑路工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为沙俄筑成了1300俄里铁路。

1898年，一大批俄国人来到哈尔滨香坊，在田家烧锅落脚，他们当中有铁路机械厂、制材厂的厂长，有筑路工程师，有勘查专家、气象专家，以及大量的技术工人，还有部分士兵。

俄国人到来后，在香坊办厂、设气象站，成立中东铁路建筑工程局。随着人口的增多，教堂、学校、商店、银行、俱乐部等一一建成。再往后，俄国干脆派“护路军”进入中国，司令部就设在哈尔滨香坊。

1897年中东铁路开建时，俄国派了5个连的哥萨克骑兵进入中国，在铁路沿线分段驻扎。随着工程的进展，铁路公司感到护路队的人数太少，起不到保护铁路的作用，后来不断增兵。到1900年春，整个护路队兵力为步兵8个连，骑兵19个连，防地为中东铁路东线;俄军第二旅驻哈尔滨，有步兵、骑兵各两个团，防地为东铁南线和哈尔滨一带;第三旅驻博克图，步、骑兵各两个团，防地为东铁西线至满洲里火车站。

按1896年的《中俄密约》和《中东铁路合同》的规定，俄国无权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凡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国政府设法保护”。但俄方说“护路队不是正规部队，是铁路公司雇佣的”，其兵力逐年增加，特别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中东铁路局护路队扩充至11000人。

其实护路队也是一支“两用”队伍，除了保卫铁路，也干修筑铁路的活，有时还从事设施安装、轮船水手等劳动。1901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了两条对护路队有利的“上谕”后，不少官兵选择了留下，与其他同胞一样，成了哈尔滨首批俄国人。

随之而来的，是银行、传教、商服和社会其他事业的人员。华俄道胜银行开办于1898年7月，地点是哈尔滨香坊田家烧锅附近，首任行长为俄国人卡普列里。从此，该银行逐步掌控了哈尔滨的金融信贷，使俄国卢布成了中东铁路沿线的通用钱币。

1898年，在香坊有一家叫鲁西阿尔的俄国小商铺;1900年，俄国秋林公司在香坊设分公司，开始了俄国人在哈尔滨的商业时代。俄国人的面粉厂、白酒厂、机械厂、电厂、糖果厂以及药店、电器商店、旅馆等纷纷开设。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运往前线的面粉、茶、糖、盐、烟草、烈性酒、罐头、肉食品、糕点、肥皂等物资需求量大，使得生产这些物资的工厂更加红火起来。当时哈尔滨的一家俄国小肥皂厂，一年所赚的钱相对于企业耗资资本的50-100倍。

此时，俄国在哈尔滨的文教卫生事业也得到发展。1913年之时，已有俄文报纸20种，各类学校12所，电影院及俱乐部10几座，另外还有图书馆、马戏团、跑马场、自行车比赛场等设施。教堂也有数座，如尼古拉中央教堂、圣母报喜教堂、圣索菲亚教堂、伊维尔斯卡亚教堂、圣母安息教堂等。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7月俄国对德宣战。次年5月，俄国政府下令，驻中东铁路沿线的部队，包括驻哈尔滨的俄军，大部分要去欧洲参战。由于正规部队大部赴欧，俄方不得不派10多个国民自卫队，与留守的6个骑兵连共同护路。由于兵员缺乏，俄国在全国征兵的同时，也在哈尔滨征兵达 13次之多。本来兵力匮乏的护路队雪上加霜，破例招募中国巡警70多人，在香坊、南岗等处巡防。

1917年10月，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苏维埃政权建立。原来的贵族、业主、官员、学者等纷纷逃到前政府的海外殖民地--哈尔滨。

当时，能乘火车、轮船来哈尔滨，已经算幸运的了，更有不少人步行前来。俄国人从当初的1万多激增至10多万，给哈尔滨带来不小的压力，不得不在道里区的偏脸子和正阳河两处建了俄国移民村。

大量的俄国人住下了，但各种矛盾随之而来。比如这些白俄子女的就学问题，原来只有几个学校，根本容不下，于是实行上、下午分别上课的二部制。为解决教育问题，中东铁路局1917年至1923年相继开办了中东铁路第三高等小学、高等经济法律学校、第一乌克兰男女混合学校、中俄工业学校、中东铁路中央病院护士、助产士学校、沃斯特格乌莫夫学校、中东铁路新马家沟小学、中东铁路普育学校等。

住房奇缺也是一大问题。1917年以后来到哈尔滨的大部分是有钱的俄国人，他们可以买小楼房，所以1917年至1922年间，房产业是赚大钱的生意。

新闻出版业则比较繁荣，十月革命后至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在哈尔滨办的俄文报纸有《公报》、《铁路员工报》、《满洲新闻》、《劳动之路》、《晚报》、《我们的时代》、《世界报》、《霞光报》、《俄国之声》等近50种。

苏维埃政权遭到俄国国内资本家、富农、沙俄旧部文武官员等的反抗。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美国等14个“协约国”出兵，陆路经哈尔滨、海路经海参崴进入俄国，支持反对列宁的俄国白军。在哈尔滨组织了一个“白俄义勇团”，成员均为沙俄残余部队官兵，也回到俄国为白军助战。

此时的前俄国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拥有40多万白军，很快就把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全境拥为己有，得到了其他白军首领和协约国的认可。不可一世的高尔察克大举进攻，一度将战事前锋推到了伏尔加河畔。

该店曾几易主人，中国人也在此当过经理、厨师和招待。1956年，马尔斯茶食店改名为华梅西餐厅。有一位周老先生，从50年代起便在华梅西餐厅当招待，一直干到80年代中期退休。退休后，周老先生反而寝食难安了，尤其是全家人吃饭的时候，老先生总是对儿孙们伸手说“请坐”，大家都坐好了他才坐下，还说“请慢用”。老伴以为他得了病，买药回来他不吃。他说：“我是看不见顾客的笑脸心里难受，犯‘跑堂瘾’了。”后来，周老先生又回到华梅西餐厅， 当上了服务生。由于他热情周到的服务，使华梅西餐厅扩大了社会影响，提高了知名度。

白俄与中国人通婚的情况不少。俄国人在20世纪初来哈尔滨时，就有与中国人结婚的，大多数是俄国妇女嫁给中国男人。他们的后代被称作“二毛子”(哈尔滨人俗称俄国人为“老毛子”)，“二毛子”的后代被称为“三毛子”。这些“二毛子”、“三毛子”们有着亚欧混合的面庞，长相英俊，头脑聪明，身体健硕，汉语、俄语都很好。我国第一位进入奥运会决赛者符保卢(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撑杆跳高比赛中获第14名)就是一个在哈尔滨出生的中俄混血者，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国人。

中俄混血者有时也到苏联读书，读完了再回来。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这种情况少了，不论是混血还是纯种，都在哈尔滨读书工作。纯白俄后代到了 20世纪70年代，仍有不少在哈尔滨生活工作。当时外文书店有位白俄营业员，50多岁，他用英语同一个犹太女子(也是哈尔滨的外侨)谈论“批林批孔”，转而又用流利的汉语为另一读者翻译俄文原着，还对书中夹杂的捷克文进行解释。

但有些白俄的语言水平就不行，一位40年代在哈尔滨执教的白俄，编了一本叫《华俄英实用会话》的书，竟将“how are you?”译成“你怎么好?”还用“啦”代替汉语句尾的助词“了”。

80年代中期，哈尔滨为数不多的俄国人纷纷出走。1997年，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哈尔滨，在苏联红军纪念碑前献花时，那些迎接他的、在哈尔滨定居的俄国人只有30多人。

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显赫一时的“东方的莫斯科”早已不复存在，只有中央大街上的一块块路石和街道两侧一座座俄式建筑，在默默地印证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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