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怀疑。红丸案与郑贵妃有关。郑贵妃是个颇有心计的女人，万历时她曾力主废除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以改立她的亲生子。当朱常洛登极后，郑贵妃一反过去贬抑太子之常态，千方百计地逢迎讨好朱常洛，一心想做皇太后。为此，她精心挑选了8名绝色女子，供光宗淫乐。这8名美姬个个能弹会唱，纤巧动人，光宗欣然收纳，如醉如痴，早把万历时的前嫌旧怨忘在脑后。
明光宗不爱江山爱美人，刚刚登极就懒于理朝视事。由于8名美姬缠身，房事过度，没有几天，就头晕心悸，四肢无力。与此同时，郑贵妃又巴结讨好光宗宠爱的李选侍，请求立她为皇太后，李选侍则以请立郑贵妃为太后作为报答。光宗于是命礼部酌议封皇太后之礼，但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
到了八月中旬，明光宗体力虚脱，病势日重，“圣容顿减”。御药房有个内医名叫崔文升，平时和郑贵妃关系密切，这时应召入诊。光宗的病由宣淫而起，用药自当培元固本；崔文升诊视后却说邪热内蕴，当服通剂药。光宗服了崔文升的药，顿觉腹痛肠鸣，一连几日，泻泄不止，“头目眩晕，身体罢软，不能动履”。
本来，明光宗的身体由于纵欲已极度虚损，可为什么内医崔文升还给下大剂量的下泄药?是有意还是无意?对于这些问题，先后有刑部主事孙朝肃、徐仪世和御史郑宗周、给事中杨涟等人上疏提出质问。因为崔文升是郑贵妃的人，人们很容易把崔文升下泻药的事情与郑贵妃联系起来，甚至进而有人说，这是郑贵妃主使的结果。但是，明光宗朱常洛本人当时却不这样认为，他召见群臣，巧妙地为崔文升开脱说：“朕不用药已两旬余”，“勿听小臣言”。郑贵妃的殷勤逢迎，完全博得了光宗的好感，已是信而不疑。
明光宗体虚又大泻，病入膏肓，这时，恰有朝臣要进献仙丹“红丸”。那是八月二十一日，鸿胪寺官李可灼来到内阁门外，向阁臣说，自己有仙丹及其用法的奏章要进献给皇帝。第二天，内阁首辅方从哲向光宗奏告了此事，但为了留有余地，他又强调“进药宜慎”，用不好会反被其害。明光宗听了以后，也就算了。可是，过了几天，李可灼又在思善门外与御医们谈论仙丹妙药之事，恰被光宗的服侍太监听到。于是，“中使遍闻，以达于上”。光宗对李可灼的丹药又动心了。
八月二十九日，命在旦夕的明光宗最后一次召见群臣。在留下遗嘱安排完后事之后，光宗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回奏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有仙丹，臣等未敢轻信。”再次劝光宗慎重。但是，这时的光宗只想用仙药救他一命，便谕令群臣暂时退下，召李可灼进宫。
李可灼应召而入，诊视一番光宗的病情，“所言病源与治法甚合”，劝光宗服用他的红丸仙丹。光宗命御医们会同商议，可御医们深知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都不敢发表明确的意见，所以面议未决。当这一情况传至大臣中间以后，礼部右侍郎孙如游说：“此大有关系，未可轻易。”虽有朝臣的反对劝阻，光宗仍执意服食。于是，他传命乳母进殿挤乳，乳水挤出以后，光宗再令群臣来至御榻前，他当着大家的面，“饮汤辄喘，药进乃受。”并对献药的李可灼“喜称忠臣者再”。服完以后，群臣退至便殿等候。时间不久，内室太监就传旨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群臣听了，“欢跃再退”。而李可灼和其他御医仍旧守在一边等候。此时。正是八月二十九日正午。
到了这天下午五时左右，李可灼出富，方从哲抢前询问皇上病情。李可灼说：“上恐药力竭，欲再进一丸。”又说，诸医官都说“不宜骤”。但皇上“传趣益急，因再进讫”。方从哲听说光宗又服一粒红丸，急问后果如何?李可灼告诉他“圣躬传安如前”。方从哲听后满心欢喜，立即替光宗拟旨，要赏李可灼50两白银。可是，到了次日五鼓，宫内传出急旨，召大臣火速入宫。当群臣急急忙忙赶到宫内，但听得哭声四起，光宗已经一命呜呼了。
对于李可灼进献红丸药造成明光宗朱常洛毙命的疑案，群臣的参劾十分猛烈。就连内阁首辅方从哲，因为对此事处置失当也成为朝臣怀疑攻击的对象。最后，新皇帝熹宗朱由校颁旨，将下泄药的崔文升发放南京，进红丸的李可灼遣戍流放。至此，红丸案才算告一段落。
那么，李可灼所进献的红丸，究竟是一种什么药?何以第一丸服下安然无恙，第二丸服下去遽然而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不过，从当时大臣们的言谈中分析，红丸当属红铅金丹之类的热性药。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初服一丸，精神一振，两丸服下，元气提出，成了脱症。明光宗虚弱的身体承受不了红丸燥热的药力，因而造成了猝然毙命。
从郑贵妃进美姬，到崔文升用通剂药，再到李可灼献红丸，这一件件突如其来的事情使廷臣大为震动，再联想到万历时郑贵妃的太监要加害太子(光宗)的梃击案，不禁疑窦丛生。不过，对于李可灼进献红丸丹药，是否受了郑贵妃指使的问题，人们只是怀疑，—还没有确切的材料可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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