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9月5日刊出《宋太宗当街杀人》一文，并谈及太宗几件德政，系据《铁围山丛谈》。该书是蔡京次子蔡绦所作，不无溢美之辞。但史籍表明：宋太宗赵光义（太祖赵匡胤的胞弟）是个志大才疏、寡廉鲜耻而又心胸狭窄的人。其当街杀人，可能是一个政治阴谋。

　　一、不择手段，灭亲登台
　　
　　太宗是“烛影斧声”千古疑案的主角。经近几十年的研究，他经过预谋，弑兄夺位，已成为大多数史家的共识。即使《宋史》一书，因时间仓促，元人多照抄宋代国史，对帝王多为谀词，仍不能不露出蛛丝马迹。如《太宗本纪》说：“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所说涪陵县公是其弟廷美，武功王是太祖子德芳、德昭，都被他逼贬而死，以除去他们对皇位的威胁。宋后则是太祖皇后，在太祖崩后，因继位问题和他争吵，故在其死后不按后礼安葬。改元在一般朝代中都是在老皇帝死后的第二年。而宋太祖死于开宝9年，距岁末只有8天，太宗便迫不及待地改为太平兴国元年。所以毛泽东在读到这段历史后批判道：“不择手段，急于登台。”可谓一针见血。
　　
　　二、当众强奸，无耻之尤
　　
　　南唐亡后，小周后随李煜被解到开封。她每次入宫，都在赤裸后被5个宫人抬持，供太宗当众强奸，并由画工现场作画。太宗高大黑胖，小周后纤弱娇小，故这种流氓行为，对她精神上、肉体上都造成极大的痛楚。这就是她每次回家后对李后主破口大骂，后主也只能每日以泪洗面的深层原因，也是后主被太宗毒死的原因之一。宋人当然不敢写出。但画工的《?强幸小周后图》却在宋亡后流传下来，并被金元人多次临摹。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中有详细描写。冯海粟学士题画诗云：“江南?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吹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认为靖康亡国乃是报应。这画一直到明代还有人见到，见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篇》。国亡后后妃被辱事，本不鲜见，但太宗在大庭广众之下，行春宫秘戏之事，说他是无耻之尤，似不为过罢！
　　
　　三、志大才疏，昧不知兵
　　
　　宋太祖在时，除了契丹及其卵翼下的北汉外，已基本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所以太宗在灭北汉后，便想收复被石敬瑭献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但两次北伐，均在他亲自指挥下大败。
　　
　　第一次是刚灭北汉（979），未及休整，便仓促进军。初胜几州后，久攻幽州不下，陷入敌人包围，大败于高粱河，仅以身免。第二次是七年后，又兵分两路，不仅未总结前次失败教训，反加上个“将从中御”。所以又是东路曹彬，初胜几州，但屯兵坚城幽州之下，粮草不济，无奈退兵，在歧沟关遇伏大败。西线潘美、杨业，也是寰州得而复失，杨业被俘，绝食而死。兵力共损失了30万人，辎重无算，把周世宗、宋太祖两代人积蓄的精锐丧失殆尽，打破了宋辽（契丹）均势，从此终宋之世，不敢言兵。毛泽东在研究两次战役后批云：“此人（指宋太宗）不知兵，非契丹对手”，“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就是说他昏昧又不善总结，屡犯同样错误。《宋史》在太宗本纪赞云：“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毛泽东批道：“但无能。”钱穆则说是“才弱”，即是志大才疏。
　　
　　四、续立家法，启宋代积贫积弱之源
　　
　　宋代所谓“家法”，主要是养兵、养官和将从中御。就是募集流民、灾民当兵，免他们造反；广开科举和荫补，使官员、贵族子弟甚至门客，都可以几代吃皇粮；将帅无作战自主权，一切计划由中央定。除了养兵外，后二者均始自太宗。养兵是因为建都开封，为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但太祖晚年曾想迁都洛阳以省兵，遭太宗（当时是晋王）反对而作罢，太祖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可以说，三项弊政，始作俑者都是太宗。其结果是冗兵、冗官，兵多而无战斗力，使宋代之积弱，为历代之最。
　　
　　在全面了解上面情况后，回过头来剖析《宋太宗当街杀人》一文，便可以举一反三。
　　
　　首先，太宗当街杀人，显然是个圈套。自己杀了人，明知开封府拿不到凶手，却又假装糊涂，严令追查，逼其造成错案，反过来再治其罪，所谓“陷人以过”也。当时的开封府尹（首都市长）正是太宗的胞弟秦王廷美。而太宗就是由知开封府而弑兄篡位的，最怕乃弟效法。所以在逼死两个侄子之后，便对之下手。
　　
　　除了让赵普罗致罪名外，他不惜亲自上阵。其一是制造舆论，说廷美不是他亲弟弟。史官王禹?怀疑这一说法：“秦王，上弟，宣祖第三子，名廷美，亦杜太后所生。今本传言王是太宗乳母王氏所生，非也。其有旨哉。”王因此被贬黄州。其二便是当街杀人，给开封府尹加上一条错判错杀的罪过，最后由赵普凑成几大罪状，将廷美贬死涪陵。这显然是一大冤案，使赵普内疚终身，他晚年久病不愈，以重金求神。神说是冤累（冤魂作祟），赵普马上便反应说：“必秦王廷美也。”可见是其第一大亏心事。其实这正像秦桧杀岳飞一样，真正的主谋是太宗。
　　
　　其次，关于太宗给姚坦撑腰，教育益王。事实上，他片面地惩罚乳母，却未训斥益王，是起不到作用的。史载，益王在府中花了数百万做成假山与僚宾饮宴，姚坦只能俯首不看而已。太宗死前两年，立寿王元侃（即后来的宋真宗）为太子，因其在开封府尹任上有政声，受到朝野拥护。这却引起太宗的不悦，对宰相寇准说：“人心邃属太子，欲置我于何地？”故毛泽东批曰“赵光义小人之言”，可谓洞见其肺腑。
　　
　　最后，关于扩大开科取士。的确，太宗即位第二年即在三种科目中录取了500多人，当时京官才300多人，所以群奏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他在位20多年中，使官员达9000人，冗吏19万人，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降低了功效。其数目几倍于唐，而自唐以来的武科，却一直未开。劲敌（契丹）当前，却不培养人才，“不知兵”，还要“将从中御”，以至尔后屡败。实际上这不过就是前面说的“家法”的具体实施，启有宋一代积弱之源。
　　
　　陈寅恪先生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在太宗一代，却未发现一个大文学家、大诗人、词人。李煜可算是婉约词宗，也被他害死了。送毒酒的恰是秦王廷美。这是否又是一个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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