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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朝至晚清，曾涌现出不少大商人来。但被公认为“商圣”的只有三位：范蠡、白圭和胡光墉。

范蠡

范蠡，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韬光养晦之计策，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范蠡萌生退意。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齐国，齐国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请他当宰相。由于他退归林下的决心已下，不久又辞官而去。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即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所以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出了非凡的经商才能，在19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界的楷模。

范蠡很有经商的头脑。他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他发现价格涨落有个极限，即贵到极点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就很符合现代市场规律。因为一种商品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更多地生产，供应市场，这就为价格下跌创造了条件。相反，如果价格太低，就打击了积极性，人们就不愿生产，市场的货物也就少了，又为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故他提出一套“积贮之理”。这就是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重视降价的物品，尽量买进存贮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就尽量卖出。“贵出如粪土”，即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可惜地抛出。就这样，范蠡不但自己致富，也为平抑物价、避免丰年谷贱伤农与荒年民不聊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纪录的典范。《史记》中载其“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就是说在从商的19年中，他曾经“三致千金”??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在秦汉时代，人们就把那些巨富们称为“陶朱公”，其名字成了财富的代名词。

白圭

白圭，战国时期洛阳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满天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

颇富商业天赋的白圭从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经商理论，为后世经商者所师法。他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谋取厚利。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每年粮食丰收后，买进五谷，售出丝、漆，在蚕茧上市时，便购进丝棉等织物，而出售粮食。他主张经营广大民众生活必需品，市场既广，销路也好，不用与人争买卖之价，就可以得到较多的利润，这种利润来自时令差价和丰歉差价。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也是白圭所奉行的经营圭臬。他说：“欲长钱，取下谷。”下等谷物虽然价低利薄，但为广大庶民所必需，销量极大，故可取得巨额利润。同时他也很重视商品质量，认为质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赢得信誉，货硬才会有市场。

白圭认为，一个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这也是他能经商致富的要诀，“智”即要有权变；“勇”即要决断；“仁”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即坚守时机。

白圭是一代商业大师，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刘继兴考证，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为“商圣”；民间称白圭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

胡光墉

胡光墉，清徽州绩溪人，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2000万两以上。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

胡光墉是中国近代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顶商人”，其经商才能、处世韬略，一直为世人所称道。他精心创下的胡庆余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胡光墉的一生，极具戏剧性。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他由一个钱庄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于清朝朝野的“红顶商人”。他以“仁”、“义”二宇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而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赢得了“商圣”的美名。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当然，胡光墉也未能摆脱商人以利益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极尽奢靡，妻妾成群。但毕竟人无完人、瑕不掩瑜，所以胡光墉无愧于“中国近代第一商人”、“商圣”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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