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60年1、2月间，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林彪代表军委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针对中国国防的现实状况，林彪提出了“南顶北放”的战略方针，即“北边以长江为界，对从鸭绿江到象山湾沿海一线的来犯之敌要顶住，要死守，寸土不让。

《邱会作回忆录》之史料珍贵表现在很多地方。举例来说，该书上册的第十五章，题目为“林彪对我军建设的贡献”。以往官方出版的书籍或文章，在谈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林彪在中共政坛上的作用时，都简单地将林彪提倡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作为一个重点，意在说明林彪投毛泽东之所好，将个人崇拜等一系列极左的思想灌输进军队的政治工作当中，对中国军队的建设起了负面的作用。读了邱会作的回忆，我们知悉，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只是其建军思想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林彪真正下功夫花心思在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上面。

1960年1、2月间，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林彪代表军委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针对中国国防的现实状况，林彪提出了“南顶北放”的战略方针，即“北边以长江为界，对从鸭绿江到象山湾沿海一线的来犯之敌要顶住，要死守，寸土不让。

对南方来犯之敌，可以考虑放进来打，因为南方来犯之敌是从海上来，敌人没有后方，放进来切断退路，围而歼之。”关于部队的建设，林彪提出“作战方针是部队建设的总纲，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是部队建设的中心。政治觉悟、军事技术、指挥灵敏、保障能力是部队战斗力的四大要素。我们还必须建设能干的统帅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都是战略指挥部，管战略是重要任务。”针对国防工程，林彪提出“要立即着手搞国防工程，部队自己要担负起这项繁重的任务。要在全国实行坑道化、要塞化、地下化。”与此同时，“要根据作战计划在全国建立战略、战役供应基地，后勤保障实行基地化，像‘开旅馆’一样建立基地。基地工程要上山、靠山、分散，多打洞子，能够经得起敌人空袭。”关于边防的问题，林彪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不逞英雄，二是不打第一枪，三是建立边防“真空”。(页251-253)林彪在讲话中明确了中国国防战略的方针和基本政策，解决了中国军队建设的主要问题，形成了日后中国国防战略的整体思维和体系，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针对中国军队的编制，林彪深入部队基层，从42军调来一个整编连队，作为研究军队编制的对象，邱会作回忆说：“现场会议在广州军区的广场举行，林总、罗瑞卿和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同连队指战员一起，席地而坐，展开了细致认真的研究。”“经反复座谈，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对连队的编制就定下来了。

2 of 18连队新的编制是：恢复以连为单位组织伙食的传统，按每十二个人编一个炊事员，除司务长、上士外，每个连队编一个理发员、一个司号员。对连队的编制花了上下午各三小时，最后定下来了，大家对这个新编制十分满意，在元帅们离场的时候，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鼓掌声。林总这么鞠躬尽瘁，令大家十分感动，散会的时候，罗总长亲自去扶他起来。据我所知，元帅们和各级干部、战士一起讨论、决定编制问题，在我军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连队编制问题解决后，又开始研究军、师、团三级的编制。林彪决定，军长、师长、团长、政委和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等都参加会议。林彪特别指出“师是重点，军和团的机关都要力求精干，师则要充实一点”(页263)正是因为用了上下结合的工作方式，军委拟定的编制草案才较为符合实际，野战部队三级机关的编制方案很快就确定下来。不仅如此，林彪也十分重视军队的后勤装备。在编制装备会议期间解放军后勤学院专门办了一个后勤装备展览，林彪亲赴展览，就后勤装备拍板定案，如战士用品，包括日用品和衣服、鞋袜、被子等;炊事用品，如行军锅、水桶、大小菜盆子等;连队公用品，如马灯、手电筒、担架、理发用具等，还有后勤装备工程车等。林彪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邱会作说：“林总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是经常下部队的，而且常常下到最基层，调查研究，组织连长、指导员开座谈会，取得第一手的材料，指导全军工作。现在不少部队的老同志都公认，从林总一九五九年上台领导军委日常工作，到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是我军的鼎盛时期。只要我们看一看林总的工作作风，他呕心沥血地扑在部队的工作上，就很容易找到答案。”(页266-267)

林彪在大讲“突出政治”的同时更强调军事工作，特别是军事训练，在林彪眼里，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并不对立。邱会作深有体会地说：“林总历来是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的，林总多次讲过(大意)：我强调政治挂帅，这是不能动摇的，但是，不要以为讲政治挂帅就不要军事，那也是不对的。部队建设要全面考虑，缺了一样就不行的。现在我们应该这样想，军事和政治比较哪个重要?没有话说，政治第一。可是讲时间安排，那个应该多占一点，那个应该少占一点?政治应该少占一点，学文化也应少占一点，军事应该占多些。我看时间比例，军事应该占60%、70%以至80%。但政治还是主要的，这是我们的基础，什么工作都要政治挂帅。”(页271)

林彪如此关注军队的工作，且亲历亲为地参与、指导，这在官史的记载中是看不到的。官史的记载只能得出一个林彪只搞了“个人崇拜”一件事，对军队事业的发展起了障碍作用。读了邱会作回忆这段珍贵的史料，我们对林彪或许会有新的认识。

扑朔迷离：前苏联透露林彪坠机尸体竟身中九弹

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议论，苏联专家把已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9颗子弹，呈蜂窝形。

林彪出逃后，尽管中国方面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许多公众场合有关林彪的标语、口号、题词、宣传画甚至报纸的提法保持不变，但还是在国际上引起了种种猜测，有些说法耸人听闻，近乎天方夜谭。

中国国内是在国庆节前后开始自上而下地传达林彪事件的。由于当时中国还不开放，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纪律观念、保密观念很强，因此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国外并不知道中国发生了林彪出逃事件。到9月下旬，国际上关于林彪的猜测和议论才多了起来。

最权威的新闻发布是蒙古的电台和报纸。它们在9月29日、30日首次公布了中国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的消息。

最敏感的新闻媒体当属法新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和日本、香港的报纸。奥地利电视台和报纸，9月30日至10月1日援引上述媒体的消息报道：“9月13日凌晨，中国武装部队一架喷气式飞机在蒙古上空坠毁，有9人死亡”;“日本政府部门据法新社消息称，这架飞机是被击落的，机内有被黜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企图逃往国外未遂丧命”。

英国《卫报》10月1日刊登记者莱斯卡萨9月30日从香港发出的报道，内称：不管所传在蒙古发生的飞机坠毁事件的意义如何，这里的分析家却认为，从9月中旬以后，中国领导人中发生了重大问题。人们普遍排除了早些时候毛患病或去世的推测，而赞成环绕副主席林彪和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地位问题的一些说法。林一些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从6月以后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不管是因为生病或是国内的政治原因，林的权威的削弱，都有必要使中国最高领导人重新排队。军事领导人最近几周引人注目地没有露面，这使许多分析家作出这样的推测，那就是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特别卷入了当前这场危机;另一方面，周恩来继续不断地在公开场合露面，并且看来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他可能比以前更为有力。

美国《华盛顿邮报》11月27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记者史丹利·卡诺写的题为《林彪据信已死》的报道，第一个在美国披露了“九一三”事件的消息。

12月14日，香港《快报》刊登来自北京外交界的消息，说一名苏联外交官向一名经常同他打网球的巴基斯坦外交官讲，蒙古所报道的坠机事件，上面有林彪。这是苏联当局派人把9人尸体挖出后，经过严密的生物化验确定的。

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议论，苏联专家把已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9颗子弹，呈蜂窝形。(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274页)

这些外国报道，用意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出于商业目的抢新闻，有的则是借此攻击和诬蔑中国;有的是消息来源不准确不可靠，有的则是蓄意编造甚或制造谣言;有的表现出迷惑不解，有的则是幸灾乐祸。

9.情况逆转:当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林立果发出了《571工程纪要》，林彪说：“这下子我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回到北京是绝对会罢了林彪的官的。联想到林彪几次建议他当国家主席，难怪毛主席认为林彪是个“假马克思主义者”，是“刘少奇一类的骗子”，是不会继续和他干“消灭私有财产”和“工资制”改为全国学习解放军的“供给制”的革命的。这个革命，只剩下江青会跟着他干了(见主席给江青的信和江青在人大会堂接见外国记者的讲话)。毛主席说邓小平“人才难得”，自然也是有感而发。没有能干的助手在运动中涌现，“继续革命”不像是一个有希望的事业。毛主席需要林彪远远超过他需要江青。

10.之所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笑剧”，是因为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们只要活着的例如邓小平，终能“东山再起”，逐渐恢复权利，逐渐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背道而驰，把“私有制”逐渐融入“公有制”，从而使中国不断地繁荣富强并且在世界上鼎立。

11.林彪的死(祥见中国青年出版社孙一先同志的《在大漠那边》)，不管他是怎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都给了毛主席感情上和身体上沉重的打击。因为毛主席知道，林彪从战争中一直到文革中所作的一切，都是出于对毛主席本人的爱护和尊重，但林彪这位“天才的军事统帅”，“毛主席的好学生”，在事实上消弱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和全军中原有的至高无上的威信--这也是为什么华国锋主席在毛主席去世不久，就逮捕了毛主席支持的四人帮。当然，林彪从爬到至高的地位到他的死，和他的为人也是分不开的：从庐山会议他参与整垮彭德怀，到文化大革命狠整了很多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都证明了他的性格和为人。因此直到今天，林彪都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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