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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1月15日，北京抓苏联间谍事件后，大使馆处于戒备状态，为了防止苏方报复，使馆严格控制人员外出。大使馆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只怕意外事情发生。

1月17日上午即北京抓苏联间谍的第三天，根据双方原商定的时间，由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贾丕才邀请12名中国外交官去外交部别墅梅谢林诺共进午餐。苏联外交部每年在梅谢林诺宴请以刘大使为首的大使馆外交官员，然后由刘大使回请以贾丕才为首的远东司外交官员，这已经形成一种不成文的制度。这次苏方宴请我方，适逢北京抓间谍事发生，政治空气紧张，我们去不去？经研究决定：去。

上世纪60年代以降，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到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由于“珍宝岛事件”和抓捕苏联间谍案的发生，中苏关系一度剑拔弩张，极其紧张。本文作者在那一特殊年代曾供职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亲历了当时特定历史、特定环境下的一些事件，现在他以平实的口吻娓娓道来，倒也别有一番趣味。

1、丰盛宴席没有客人来

我来到驻苏使馆后，除在使团进行活动外，先后拜访了苏外交部远东司、领事司和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对等官员。大使馆和外交人员服务局打交道的机会较多，特别是像驻苏这样的大馆，和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关系非常密切。大使馆的水、电、煤气发生问题，要找服务局；采购有些市场上找不到的物资，要找服务局；要举行大型宴会，要找服务局；要维修还得找服务局。大使馆和服务局的人都很熟悉，关系很好，为了感谢他们，每年都要专门宴请他们。

我到达使馆后，正好赶上坐冷板凳。当时我们的对苏政策是：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侧重点是打击美帝；对苏修则突出一个“斗”字，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地向对方进行斗争。

中国外交官在外交场合与苏联官员见面，彼此不称同志，而称先生，交谈时警惕性都很高，一旦触动敏感的问题，就像触动神经，唇枪舌剑，不欢而散。

由于两国关系不好，我使馆官员每逢和外交部及政府部门的官员接触，常常表现出扼腕嗔目的敌对情绪，但和服务局的人员则是另一种情况，彼此见面之际从不谈政治，把友谊挂在嘴上。为了感谢服务局对我馆的关照，决定在一个周末宴请服务局领导及工作人员，我们将这一想法向他们透露后，他们非常高兴，连声说：“感谢你们的这一安排，到时我们一定准时出席。”

我们听了这话心中有了底，便积极准备，宴会定于星期六下午5时，但早在星期一我们就发出请柬，他们接到请柬，纷纷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有一位暖气工，年近六旬，自我建馆就负责我们大使馆的暖气修理，对我们很热情，使馆对他印象很好。他打来电话问：他有个小孙女没有进过大使馆，可以带她来吗？我们当即答复：非常欢迎。

这次共发出八十多张请柬，预计可以来六十多人，这些人多是干体力活的，食量都很大，为了使大家吃饱、吃好，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食品。

星期六到了，下午5时我们早早把食品和饮料摆到宴会厅，迎客的人早早盛装以待，站在宴会厅门口准备迎接客人。

往年举行这样的活动，不少人都是提前来。今年到时间了，怎么不见一人来？我们眼巴巴地望着门口，过了一个小时还不见一人进来，最终也没有一个来，这次宴会就这样泡汤了。

事后，服务局的人来我使馆干活，我们问：“礼拜六的宴会你们为什么不来？”他们悄悄告诉我们，外交部不准他们来，说谁胆敢出席这次招待会，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他们这话道出了事情的真相。自此之后，连续几年大使馆再没有举行这样的活动。

2、“样板戏”和“鞠躬”事件

当时发生了两件事，反映了中苏关系的紧张程度和极“左”思想对外交工作的干扰。

其一，样板戏事件。

1972年2月，大使馆决定以刘新权大使的名义举行电影招待会，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人员于2月7日到使馆观看现代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邀请信发出后，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很快答复，届时苏方将以副外长罗吉昂诺夫为首出席电影招待会。但2月5日，苏联《消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点名攻击我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时我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攻击样板戏这还了得！使馆请示我国外交部，决定取消这次招待会。7日，即举行电影招待会的当天，外交部答复，同意大使馆意见。我们随即通知苏联外交部：鉴于苏方《消息报》发表了攻击样板戏的文章，大使馆决定取消当天的电影招待会。

11日大使馆根据国内指示，再次采取外交行动，向苏联外交部递交备忘录。指出：苏方这种做法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大使馆的政治挑衅，这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

刘大使还抵制了苏外交部组织的参观莫斯科舞蹈学校的活动。

其二，所谓鞠躬事件。

在当时，根据国内指示，凡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举行的活动，一律不参加。对苏方组织的邀请所有使馆参加的活动，若苏方在讲话中指名反华，我外交人员要立即退场，以示抗议。苏方每逢十月革命节、国庆和列宁诞辰纪念，都要举行活动，我大使都应邀出席。如苏方指名攻击我国或我领导人而没有退场，这将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若苏方在讲话中只是对我国进行影射并未指名攻击而贸然退场，也是政治错误。由于刘大使不懂俄语，主要由翻译决定，事先决定该退场时，翻译只要向他说一声“指名反华了”，刘大使便立即起身退场。11月16日苏方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名反华，刘大使当即退场，以示抗议。返馆后，立即把刘大使退场的情况，报告外交部。

未料，此事发生后，有一位西方记者发了一条新闻，说：中国大使刘新权在苏方11月16日举行的活动退场时，向大会主席团鞠躬。这件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外交部电询大使馆：据外电报道，刘大使在退场时向苏修大会主席团鞠躬，是否属实？刘大使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老战士，看了这份电报，非常激动地说：“我刘新权在战场上丢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苏修鞠躬。”遂即和使馆几位领导商量，电告外交部：所谓刘大使向苏修主席团鞠躬，“纯系造谣”，事情才算了结。

3、冲击大使馆风波再起

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剑拔弩张，有一触即发之势。

苏联方面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轮番到我大使馆门前示威，他们手举标语，高呼口号，砖头、墨水瓶、臭鸡蛋，像雨点一样向使馆临街的窗口和墙壁投去，大使馆主楼和两侧的宿舍楼一至三层的玻璃窗几乎全被砸碎，有的地方四层楼的玻璃窗也被石块击破。墨水瓶从窗口飞进房间和办公室，地板上洒满墨水，大使馆的墙壁五颜六色，涂满辱骂中国的口号、漫画和斑痕累累的墨水，使馆门口的院落内扔满了石块、酒瓶和标语牌。

我们头一天就得到苏方组织游行的消息。大使馆紧锁大门，任凭游行队伍狂呼乱叫，我们一声不吭。只是有几个人站在八楼，通过窗口拍照，作为历史资料，留下当时的场景。

事情发生后，我们对现场一直保持原样，石块不清理，被砸碎的玻璃不修理，墙壁上的墨迹不擦，意在给苏方难堪。

1970年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苏一直是代办关系。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达成协议，互相派出大使。继苏方向北京派出大使后，我国因大使刘新权于1970年11月21日到达莫斯科，从而结束了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为代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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