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共莱芜战役，国民党“离奇”惨败，其司令官王耀武气得直骂：“就算六万头猪，也不会半天全被捉去。”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其中有何内幕?本文将为我们一一揭晓。作者殷颖先生当时是国民党四十六军(原桂系王牌军)一八八师政工队员，在这场战役中死里逃生。本文为其亲历纪实。 --编者

六万大军魂断“口袋阵”

1947 年2 月23 日正午，莱芜战场上响起了第一枪。

国民党陆军第四十六军与陆军第七十三军并行在平整的大汶河( 古称汶水，是黄河在山东境内的唯一支流) 河谷中，四周毫无遮蔽的掩体。战争突然爆发，大家一时措手不及。两个不同番号的军队，原本有各自的作战指挥体系，但在慌乱中一搅和便全乱了套，连长找不到自己的兵，重机枪的枪身也找不到它的机架。军队都在茫然地奔逃流窜，却不知道往哪一个方向突围。炽烈的炮火却加强了，机枪和迫击炮如炒豆子一般在四面八方响起，子弹嗤嗤地在身旁密集穿梭，前后左右的战友们，一个一个中弹倒地……

头顶上，两架国军飞机在低空盘旋。飞机似乎已经分不清敌我的阵地，只能盲目地用机枪扫射，而眼前中弹倒下的，却是国民党士兵。

我盲目地随着军队向前奔跑。一会儿瞥见我所在的一八八师的海师长骑在一匹白马上，身后跟了几个卫士，海师长惶恐地问他的左右：“有没有情报，有没有情报?”急得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但不久，他的人马便消逝在喊杀声与硝烟中了。我随着一批散军来到一条干涸的小沟中，发现有一簇国民党士兵正坐在那里，大家都把枪械丢在一旁，根本没有打仗，似乎已经投降了。这时冒出了几名解放军，上来向俘虏收缴武器、手表和钢笔。

这是他们最喜爱的战利品。有一个人看了我的符号，说：“这是一个政工队特工。”(注：广西部队初入山东时，对当地的风俗民情十分陌生，便在青岛招考了一批青年政工队员，协助文宣工作，我就是其中一个)但也没有盘问。因为他们主要是来收战利品的，收取完毕，他们便急急忙忙地走了。留下这些不战自降的国民党士兵，茫然地坐在那里，口中喃喃地用广西话咒骂着。

我那时年仅十七岁，年轻气盛，不甘心就这样成为俘虏，便独自一人逃离了这条干沟。正跑着，突然感到右膝受到重重的一击，右腿便一下子跌跪在地。眼前落在地上的，是一颗未爆炸的木柄手榴弹。幸亏手榴弹未爆炸，让我保住了一条小命。但已经难以再行动了。腿疼得厉害，根本不能弯曲。右膝盖上满是鲜血，我以为是被手榴弹撞伤的，把棉军裤拉上来后，才看到右膝盖上有一个弹孔，血流如注。旁边有几个解放军跑来察看，有人说：“这个小孩挂了花，腿保不住了。”另一个人递给我一卷绷带，让我把膝盖缠裹起来。

这时已是下午五、六点钟，吐丝口的战争也已接近尾声，只剩下零星的枪声。战场上笼罩着浓到处散落着弹壳和被撕毁的证件，满地都是关金票(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 年发行的国币)。我在附近找了一根断树枝做拐杖，勉强站起来，想去找一个地方栖身。不远处有一间小庙，我便走了进去，但那里已经躺满了重伤号，呻吟哀号此起彼伏。一夜无眠。

我挨到天稍亮，便拖着伤腿走了出来，却遇到了政工队的其他战友，他们都没有受伤，但是被俘禁闭在屋里。原来，战争进行时，他们都卧在地上一动不动，也没有受到奔波之苦，天亮后，都被押解到解放区去了。我当时是重伤号，被遗弃在战场上，等待死亡。

死里逃生，博山情暖

我不甘心等死，便拄着树枝，跛着腿前进。当时只有一个希望，就是能走回博山去，也许可以在那里求得一些帮助--博山是鲁西的一个小县城，我所属的四十六军曾驻扎在博山城外大柳行河畔，在河对面一户卖早点的郭姓人家借灶煮饭。为了避免遇到解放军，我决定白天休息，夜里赶路。这样昼伏夜行地走了几天，终于回到了博山。

本以为解放军攻占博山后，这里的居民会闭门不出，冷冷清清，不料街上的景象却让我惊呆了：街巷中挤满了人，竟都是出来慰问我军伤兵的。当初四十六军进入博山时，一反国民党驻军的常态，对当地百姓秋毫无犯，礼让有加，让他们十分意外，也极为好感，认为四十六军是军风军纪最好的部队。所以现在军队溃败，散兵游勇们逃回博山城，几乎每一家都开门迎接慰问。我同样也被人拉到家中，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他们叹息着我们的不幸，好像久别的家人。

博山街上不断走动着解放军，但人们似乎毫无顾忌。解放军仁义之师的风范使博山人除去了戒心，而放心大胆地接待国民党伤俘。到晚上，解放军的纠察队来了，将我们这些伤俘们集中起来，送到一处学校去暂时收容。我仔细想了想，博山人虽热情好客，乐于助人，但毕竟我不认识他们，唯一认识的，是住在博山城外大柳行的郭家，便决定去看一看，能不能得到帮助。

天亮之后，我扶着木杖从城里走出来，找到了大柳行那条河堤，试着去找郭家的小店。但我却失望了，这一带的民居都门户深闭，郭家这间小店房门也用砖砌起来封死了。我唯一的希望破灭了，当时拄着木杖站在那里，不知何去何从。

正当我失魂落魄时，奇迹出现了，我认识的那位郭老太太忽然现身，她一把将我拉过去，跨入一个大杂院中。原来他家的小女儿正在河边洗菜，远远地认出了我，便立刻丢下菜，跑回家中，告诉她母亲，郭老太太便出来将我拉进去。

我一进院子，马上被全院的人包围。我当初只认识郭老先生一家，但他们都说见过我;国民党部队在吐丝口被击溃后，他们都非常挂念我，不知道我怎样了。特别是郭家，看到我活着回来，就像见了亲人似的喜出望外。大家找出一套旧棉衣，让我将染血的军服换下。前院的朱家提供了一间客房，让我暂时住在那里疗伤。我就这样被送进房中，躺上了一张木床。我自从在战场上负伤后，都是睡在山沟里，卧在带雪的冰地上，现在一下子躺到木床上，如同一步登天。这是我生平睡过的最舒适的一张床。桌子上立刻摆上了煎饼和热粥，大家东一句西一句，充满了温暖的关怀与爱意。

我完全被爱淹没了，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一口饭也吃不下，一股热流涌上胸膛，泪水在眼里滚动，只想大哭一场。大院里住着一位宋老太太，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位曾经在医院中作过看护兵的人，来为我取腿上的子弹。这人用刮脸的刀片当手术刀，既没有消毒，也没有麻醉，要我咬牙忍一忍，一刀划下，那颗子弹便流出来。他所有的医药只有双氧水与红药水，便用这两种药水在伤口上胡乱涂抹了一些，然后就包扎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宋老太太一直在旁边流着眼泪为我祷告。她的祈祷为我带来了平安与好运，我这条伤腿竟然就这样奇迹般地痊愈了。

在全院浓浓的爱与关怀中，慢慢地，我便能跛着腿走路了。在郭老的一再坚持下，我从朱家转移到郭家去住。但当我住进去，才发现郭老的家中，只有一间非常简陋的卧室，也只有一个土炕，是他们夫妇和女儿共住的。我来之后，这个土炕便让给了我和郭老睡，他的妻子女儿只好临时到邻居家去打游击借宿。而我一住下来，却是长达两个月之久。这期间，郭家都将我奉若上宾，每次吃饭都由郭老陪我先用，我们吃完后，郭老太太和女儿才可以吃。我心里非常不安，多次提出异议，但是郭老家风如此，不容更改。

我在郭家疗养了两个月，伤处已经渐渐收口。郭家便计划让我到济南去。他们找了一帮在博山与济南之间贩卖焦炭的脚夫，付给他们带路费，要他们护送我到济南。临行前，郭老全家大哭，郭老太太紧紧抱着我不忍心分离。这两个月下来，我已经成为他们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了。

就在那年早春的四月，我跟着拉煤车，踏上了去济南的路途。

重返故地，酬谢恩人

后来又历经辗转。1949 年，我随部队撤退到了台湾。

1984 年初，大陆开放海外通信，阻隔了四十年的亲情才能以书信沟通。我立即写信给郭家，不久便得到了回音。郭老已经谢世，郭老太太和她的女儿还在。我马上托香港友人汇了一些钱过去。但郭家却回信严肃地拒绝了，表示生活能过得去，不需要资助，只盼着在有生之年能见一面。但我仍然按时寄款过去，作为奉养，一直到郭老太太逝世。

1987 年，我第一次返回大陆，主要目的便是到博山探望救命恩人。那时两岸初通，要去博山这种小地方，还有相当的难度。记得“中旅”还特派了一个人跟随我的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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