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遗孀突然死亡

1939年2月26日，是列宁的夫人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的生日。贺电和贺信源源不断地寄往克里姆林宫，而这时她正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里。2月26日夜里，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病情急剧恶化。2月27日早晨6时15分，克鲁普斯卡娅与世长辞。

2月28日，出版了带有志哀黑框的报纸。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向全国通告了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逝世的消息。

尽管疾病的诊断结果已经公布——肠血栓，因此又引起腹膜炎，但怀疑官方对死因说法的流言在国内慢慢传开。有的说，好像在克鲁普斯卡娅的生日那天，有人拿来了斯大林送的大蛋糕。尝了尝蛋糕后，她突然感到非常难受，有时剧痛得失去知觉。请来的医生吩咐将她转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去，在那里她就因中毒去世。

在《反对派简报》中登载了已被逐出国的托洛茨基对克鲁普斯卡娅死亡的反应：“我们并不想怪罪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没有决心同波拿巴主义的官僚制度公开断绝关系……责任感在极大程度上是克鲁普斯卡娅固有的品德。她有足够的胆量，但缺乏思想勇气。我们怀着深深的悲痛，为她——列宁的忠实伴侣、无可指责的革命家和最可悲的一位历史人物送行。”

克鲁普斯卡娅是否曾试图同“波拿巴主义的官僚制度”断绝关系呢?是的，并且不止一次。克鲁普斯卡娅在1926年说过：“假若伊里奇(列宁)还活着。大概他已经坐牢了”。这就是列宁的妻子对斯大林攫取权力后的反应。1930年夏天，克鲁普斯卡娅在一次会上发言，表示不赞成斯大林的集体化方法。例如她说，斯大林实行的集体化与列宁的合作制计划毫无共同之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既没有征询党的意见，也没有征询人民的意见。但是，拉·卡冈诺维奇和安·布勃诺夫做了反对克鲁普斯卡娅的尖锐的粗暴的发言。后者甚至声称：“克鲁普斯卡娅——她不是指引我党奔向幸福的那座灯塔。”

一个悲剧人物

克鲁普斯卡娅个人的悲剧发生在斯大林集权制度产生及其加强的条件下是必然的。作为列宁的妻子和朋友，她尤其感到心情沉痛的是，被碾进可怕的庞大镇压机器轮子下面的首先是那些最老的党员、那些长年在列宁身边工作的同志。克鲁普斯卡娅是否曾利用自己的威望保护那些人不受迫害呢?事实上，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对她的抗议干脆不理睬也不予答复。

比如说，她曾两眼含泪地恳求保护叶梅利亚诺夫的生命。叶梅利亚诺夫原是彼得堡的一名工人。曾经将逃亡的列宁隐藏在拉兹利夫的一个窝棚里。1921年，列宁请求给他以最充分的信任和多方帮助。但克鲁普斯卡娅的保护无济于事，1935年已超过退休年龄的叶梅利亚诺夫照样被逮捕。总共算起来他度过了约20年的监禁和流放生活。悲痛万分的列宁遗孀要求对叶梅利亚诺夫的一家人、对他的那三个曾经帮助列宁隐藏在拉兹利夫的儿子也要宽恕的哀求和眼泪没有感动任何人。等待他们的是同样悲惨的命运。

是什么导致斯大林及其周围最亲近的人以怠慢的态度，对待曾是列宁多年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同列宁一起缔造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这样一个人呢?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起初还有点容忍她。虽然为了批评和制止克鲁普斯卡娅在介绍列宁和一系列党史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斯大林曾经指使听话的报界和学术界要“改造”这个固执者。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又指示要组织高规格的克鲁普斯卡娅的葬礼。但是就在葬礼后的第二天，一大清早就有一伙陌生人来到死者住宅进行搜查，部分档案被搜去，其命运如何至今不得而知。

人民尊敬克鲁普斯卡娅，因为她分担过列宁在非常艰苦的生活中的苦恼和不幸，她那列宁忠实伴侣的形象是极富魅力的。现在突然与历史一下子一刀两断，她过去所作的事情几乎统统被忘却。她的著作不予发表。以前出版的书从书架上撤掉，关于她本人的情况报刊保持沉默，甚至在革命节的日子里也不提。

克鲁普斯卡娅在世时，他们对她的尊重表面上还过得去。在党的第十三大和十四大上，她被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从十五大起她是中央委员。她还担任过副教育人民委员。

与此同时，高层对克鲁普斯卡娅越来越疏远、轻视和不友好。克鲁普斯卡娅的私人秘书B·德里佐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同克鲁普斯卡娅只交谈过一次，这还是在1925年。那时克鲁普斯卡娅同意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观点。斯大林非常不愿意看到列宁的遗孀同反对派走到一起。他长时间地劝说。并许诺如果她拒绝反对派，就让她当政治局委员，但克鲁普斯卡娅说，她不准备改变自己的信念。B·德里佐认为，斯大林当然不会饶恕她这一点。从此以后，斯大林再也没有接见过她。

斯大林的这种态度很快就被他的亲信们觉察出来。完全不能容忍的是安·布勃诺夫，这位新任教育人民委员根本就不尊重克鲁普斯卡娅;不仅不理解她，而且还常常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部务会议上粗暴地侮辱她。克鲁普斯卡娅默默地忍受屈辱，但她实在忍受不住时，便请求辞职。政治局没有批准她的辞呈，在最后的数年中，她很少到教育人民委员部自己的办公室去。在她撰写的关于教育课题的文章中，经常出现她根本不清楚哪里来的一些赞扬斯大林的字句段落，但她默认了。她确实妥协了，如准许对她的关于列宁的回忆录作重大删节。她明白，为被“惩罚”的同志们进行辩护只能是害了他们，没有任何益处。她沉默了。只有一次在审判布哈林的时候，她对B·德里佐说：“玛涅奇卡多幸运啊(指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死于1937年6月)，她没有看到这个情况。”冲突起源于列宁斯大林同克鲁普斯卡娅最初的不快是发生在1922年12月，据B?德里佐1989年写的回忆录：“1923年3月初，有一天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列宁正在交谈某个话题。电话铃响了，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走过去接电话。当她接完电话回来后，列宁问道：‘谁来的电话?’她说：‘是斯大林打来的，我们已经和好了。’‘究竟怎么回事?’列宁又问。

“于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得不都说出来：事情发生在1922年12月，当时斯大林通过电话同她进行了非常粗暴的谈话，还以监察委员会的名义相威胁。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此不要在意，因为一切都已经调解好了，她已经忘了这件事。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被说服，他深感斯大林不尊重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是对他的莫大侮辱，紧接着就在1923年3月5日口授了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信的复制件送给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信中要求斯大林道歉。

“斯大林不得不道歉，但这件事情他没有忘掉，也没有饶恕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于是就影响了他对她的态度。”

斯大林为什么在电话里严厉申斥克鲁普斯卡娅呢?从表面上看，斯大林打电话是出于关心列宁、关心他的健康。斯大林训斥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是因为她不让列宁得到安宁，允许列宁违犯医生们关于不从事脑力劳动、让神经系统得到最充分休息的规定。重病卧床的列宁做了口授，有时每天口授文章和建议达5～10分钟，甚至还要求看他需要的杂志和报纸。作为政治局里承担“隔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责任的人，斯大林严厉地训斥了克鲁普斯卡娅。他认为她破坏了立下的规矩，拿列宁的生命当儿戏。急于掌权的总书记把政治局的委托视为改变自己命运的好机会。这样，他就有可能名正言顺地监视病中列宁的一举一动，监视他的每一次会见，乃至来往函件的每一个字。相当重要的是，生病的列宁再也无法同托洛茨基接触了。因此不会产生在列宁生命垂危时他们两人之间特别亲近的感觉。

在斯大林表面关心伊里奇健康的背后，还存在着另外某种东西。列宁抱病口授的最后一些意见就是针对斯大林的。甚至不只是遗嘱，列宁的其他一些较早的文章也都含有这方面的内容。例如：《我们应当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在这些文章里，列宁尖锐地批评了不久前还由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列宁的文章引起了斯大林的暗暗的愤懑，斯大林从文章里看到了对他个人的抨击。文章是提供给报刊使用的.列宁坚持要求将它们最快发表。

当然，有关列宁口授记录不光是提供报刊使用的说法也传到了斯大林那里。斯大林利用政治局委托他保护伊里奇健康的权力，几乎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列宁。现在已经知道，斯大林甚至在列宁周围的技术人员中也安插上自己的人。有关列宁口授记录不是供报纸使用的说法激起了斯大林的暴怒和恐惧，这种狂怒的心情在给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时充分流露了出来。

列宁之死确实使斯大林顿感轻松。这下子斯大林可以把死者奉若神明了。斯大林需要的是一个不再使他害怕和再也不用设法对付的列宁。

突然间冒出一颗“炸弹”——列宁的遗嘱。在遗嘱中，列宁建议考虑将斯大林调离总书记岗位的方法，并任命另一个人担任此职。列宁认为，总书记斯大林手中握有极大的权力，很难说他能否始终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个权力。“为什么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如此长久地不交出列宁的遗嘱呢? ”——克鲁普斯卡娅多年的秘书B·德里佐提出了这个问题。她自问自答说：“克鲁普斯卡娅坚持使列宁的心愿得到实现，坚持在党的十三大会议上宣读列宁的遗嘱。但是，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坚决反对。因此，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同各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如此长时间的交谈，长达三个半月。只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5月18日(代表大会5月23日开幕)，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才交出遗嘱，同意在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中宣读遗嘱。”

关于死亡的推测

一些研究人员最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推测，说什么克鲁普斯卡娅准备报复，为此选择了计划于1939年3月10日开幕的十八大作为讲台。据说被大规模镇压所激怒的克鲁普斯卡娅准备在会上发言，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据安·格·克拉夫琴科(她是克鲁普斯卡娅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里的亲密同事，早在革命前就认识她了)回忆，克鲁普斯卡娅很想出席代表大会并很想讲一讲斯大林制度对革命成果产生的致命影响。但是，有一次她忧郁地说，即便她去参加代表大会，她也不发言。“如果我无意中谈到了那些丑事，他们就会把我赶下台。因为有一次就是这样做的。”克鲁普斯卡娅说的是她在党的十六大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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