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乌兰夫）顾全大局，坚持党性原则，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党分配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他是我（习仲勋）深为敬佩的良师益友。
乌兰夫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习仲勋，原题：乌兰夫同志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
1988年12月，我去广东考察工作。行前，到医院看望乌兰夫同志。他刚动了手术，但精神很好，准备不久出院。我劝他安心治疗，等健康完全恢复再出院工作。他也要我多保重。不料在广东期间，传来乌兰夫同志溘然谢世的消息，我顿时沉浸在十分震惊和哀思之中，即刻发出唁电悼念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同时也为失去一位最亲密的老战友而悲痛不已。
我与乌兰夫同志的交往，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开始了。1941年8月，组织决定他到延安工作，先在民族学院，后到边区民委，主要做民族工作。我和他接触就更多了，友谊更深了。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共事。“文化大革命”后，我从广东调回中央，和他共同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在人大常委会，我们又一起任职。几十年来长期相处，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问题，对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都能坦诚交换意见，互相帮助，密切合作。他为人宽厚，谦虚谨慎，襟怀坦白，肝胆照人，十分珍重革命友情。他顾全大局，坚持党性原则，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党分配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他是我深为敬佩的良师益友。
（一）
乌兰夫同志是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民族工作，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许多重要建树。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提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内蒙古开展自治运动，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形式，团结各阶层，广泛发动群众，待条件成熟时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方针。乌兰夫同志奉命由延安去内蒙古，主持其事。1945年11月25日，乌兰夫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内蒙古各民族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有一定政权职能的革命群众团体。这时，由原伪蒙疆法院院长补英达赖为首，在西苏尼特旗建立了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乌兰夫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带几名干部赴西苏尼特旗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政策和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揭露了少数人分裂祖国的企图，争取了多数，把进步分子吸收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中来，使这个“临时政府”解体。周恩来总理称赞乌兰夫同志此行是“单刀赴会”。
以后不久，乌兰夫同志又遵照中央指示，解决内蒙古东部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东蒙自治政府”的问题。早在大革命时期，在我党支持下，就建立了“内蒙古国民革命党”，1927年改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后被第三国际宣布解散。日本投降后，内蒙古东部少数参加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人，又重新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参加这个党的有不少是追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蒙古族青年，也有一些伪满兴安总省的高级官员。1946年初又建立了由该党领导的“东蒙自治政府”，基本上控制了内蒙古东部地区，虽然对稳定当地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也提出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但主张“高度自治”、“独立自治”。为贯彻我党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争取这支力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李富春同志派人做了大量工作，还在王爷庙（乌兰浩特）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但未能改变少数人搞“独立自治”的想法。为解决东部问题，乌兰夫同志先派出了一个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部工作团，随后又亲自赶赴承德主持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代表和“东蒙自治政府”代表的谈判，这就是著名的“四·三会议”。这次谈判，主要解决内蒙古革命由谁领导和实行什么样自治的问题。乌兰夫同志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和内蒙古所处环境，阐述各民族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内蒙古革命斗争的历史，说明内蒙古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随着全国革命的发展而发展，才能取得胜利。他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必须先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组织形式开展工作，待时机成熟，再建立区域性的自治政府。在乌兰夫同志带领下，经过我党同志深入细致的耐心工作，他们接受了我党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双方代表协商一致，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机关增加东部地区的代表，同时建立东部总分会，由我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的自治运动和革命斗争，撤销“东蒙自治政府”，宣布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夫同志坚决贯彻中央指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广泛地团结了蒙古族各阶层人民，使长期分裂的内蒙古实现了统一，为建立内蒙古自治区奠定了基础。乌兰夫同志的这一卓越功绩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评价。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东蒙自治政府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和不少进步青年加入了共产党，他们在创建内蒙古自治区，夺取内蒙古民主革命的胜利，及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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