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与消费互为制约的关系，只有到了发达的商品经济时代，才能被人充分认识。在传统农业社会，这种关系为种种非经济因素云遮雾障，消费经济受到传统思想家与史学家们的冷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经济运动铁的法则不会置传统经济结构于不顾，它仍无声地施展其威严，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它的运动轨迹。
众所周知，传统社会一向置广大劳动人民于高消费之外。他们的消费水平总是被压抑在维持人口生存与人口再生产的最低水平线上下，市场消费能力几被剥夺殆尽。顾炎武曾以松江为例，称“农家最习勤以为常，至有终岁之劳，无一朝之余。苟免公私之忧，则以自为幸”。又说“田家收获，输官偿外，未卒岁，室庐已空矣”（1）。谢肇制感慨道：“黄云遍野，玉粒盈艘，十几皆大姓之物，故富者日富，而贫者日贫矣。”（2）身历“康熙盛世”的唐甄根据其在苏州一带所见,描述甚为真切,他说“行于都市,列肆炫耀,冠服华妩;入其（农家）家室,朝则囱无烟,寒则胴体不申”,吴中鬻男女为优倡遍处皆见,“困穷如是,虽年谷屡丰,而无生之乐”(3)。城市奢靡的高消费与乡村窘困的低消费形成强烈的反差。
当然,如果仅仅把财富分配不平等而造成消费水平的悬殊看作是传统农业社会转变的根本性障碍或病根,那也是肤浅之见。工业社会,即使是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国民收入——消费方面的不平等程度仍然是触目惊心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在1976年新版的《经济学》专著中坦率地承认:“对（1973年）美国的收入稍加观察便可看出,收入的金字塔具有多么尖的顶和多么宽的底……如果我们用儿童积木建造一座金字塔,把每块积木的高度代表一千美元,那么,金字塔的顶端会比巴黎的铁塔还要高得多,而我们大多数人所处的地方离地不过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该时期江南的最低必要消费标准,看看偏角是否有所缩小。有关当时农民家庭经济准确的详细清单在历史记载中是不可能找到的。我们不能不更多地运用有限的资料加以推论,虽然它不符合科学的严格的要求,却多少可以获得模糊的印象(5)。消费能力直接决定于家庭经济收入。明清江南的农业经济水平在全国高居首位,已为学术界公认。农业的精耕细褥、多种经营与副业的发达,都使江南的农业收入达到了古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使得农业人口维持生存的生活消费能力较之以前,与同时期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均有可能往上浮动,贫困的定义也有所修正。
明清江南最低生活消费标准的提高,首先应归功于集约化程度较高的粮食生产。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提供的松江东西乡粮食生产的情况表明,即使在同一江南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等差异,农业生产力水平有高有低,消费水平也轩轾有别。
松江西乡高于平均水准。仅以秋收而论,西乡农家缴租后可净得白米三、四十石，折银为三、四十两。如我在上篇中所申述的,食物消费最低标准按银计约十五、六两计,则尚有二十余两可用之于农本衣着、日常用品和住宅建筑等等。此外,还未将“春花”（夏收小麦、蚕豆或油菜）计算入内。如遇丰年,无甚骚扰,生活大致宽绰（吃鱼干、白米饭）。即使以低于平均水准的东乡的农业收入而论,比较同时期黄河以北地区也高出一筹(6)。借助1932—1935年发表的我国南北各省农村经济状况各种调查报告略加比较,说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这种南高北低的格局发端于两宋,明清以后就日渐明朗(7)，应该是成立的。
以上说的是粮食生产。更可注意的是,明清江南农业经济由原来的单一粮食生产结构变为粮食、经济作物、家庭手工业的复合式的生产结构。蚕桑、棉花的种植以及丝棉纺织家庭手工业的普及,更为增长农村的消费能力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张履详《补农书》中有一份材料间接地为我们提供了支持这一论点的依据。邬行素生前与张履详、陈确、朱蕴丝等皆有素交,为海盐澈浦角里堰人。邬氏病殁后,朱、张、陈等人创议立《恤约》,为邬氏善后制订了详细的抚恤计划。张履详更设计了利用薄产十亩进行商品化生产的经营方案，很能说明商品化的多种经营比单一粮食种植能提供高很多的消费能力(8)。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小农经营规划。桑田三亩供一家衣食,其余麦豆竹果鱼之收,按低标准计,足可抵十人之食(9),即年余五十石,扣除田粮（每亩一斗
再则妇女家庭手工业的收入对提高明清江南农村家庭的消费能力,其作用也切不可小视。明清江南即有“女工勤者,其家必兴;女工游惰,其家必落”之谚(12)。验之于地方文献,此说不妄。凌退庵辑《松陵文录》中载有一节妇朱氏的事例,妇系吴江同里董氏之妻,年仅二十二守寡,四十年后（乾隆五十四年）,靠其纺织收入,日用外“积钱四十万有奇”,终于完成了营葬以及扶养子女成家立业的艰辛使命,令人感叹。朱氏自述其积储的原委:日用四、五十钱,则岁日用约为一万五、六千钱,以制钱千文折一两计,正当上篇所估算的,一家最低生活消费总数十五、六两,所积储的一百四十两银子最后主要用作建房以及为其公婆、丈夫营葬之费(13)。叶梦珠也说到某寡妇刘氏,“外筹耕作,内课纺织”,“悉二十余年之心力”,不惟“瞻高堂,抚藐孤,冠笄婚嫁如典礼”，而且供其遗腹子周参两习举业，得为府曹（14）。陈确贤妻王氏，分家时仅得米六石（约租田六亩），“昼夜力作，以供其乏用。每冬春之月，则以布易米而食”，“上供父母酒馔，下养仆婢，外给吾读书，薪油笔纸之费”，“渐以丝布之余买田，积至数十余亩”，心力交瘁，年仅五十一岁病故（15）。据张履祥桐乡地区的估算，谓一妇“日成布可二匹（16）”，匹布价一钱左右，除去其棉纱成本，每日工银约在五、六分银左右。三百六十日不休息，即岁得银二十两左右，打个折扣，也在十四、五两上下，足抵十四、五亩田之租入，或七、八亩田自耕之入。家庭奴婢一般也参与纺织。陈确妻子率婢仆能如此经营家计，固属殚心竭力，“鞠躬尽瘁”，也间接说明由于家庭手工业的并举，明清江南农村的家庭消费能力比较以往或同时期全国其他地区确有明显的增长。
明清江南经济发展带来了最低生活消费标准的提高，给该时期的消费经济注入了某种活力，至少有两种社会效益是比较明显的，应予重视。一是市场消费经济在空间上由中心城市向府县城、市镇伸展，显得比较活跃。中心城市的消费，在汉、唐、两宋就已经表现得相当繁荣，然而这是由政治性城市贵族及其附属人口麋集所造成的奢侈性消费，属于病态商品经济的畸形产物。无疑明清江南官僚贵族传统的奢侈消费方式仍然继续在滋长、蔓延，而且广泛辐射到一般庶民地主与富商大贾的消费习俗上，给江南的市场消费经济投下了阴影，容后再说。但也应该看到，明清江南的土地所有权已相对由集中趋向分散。拥有中等田产的庶民地主与一般性的缙绅地主占有较大比重，他们靠江南农副业的丰厚租田收入滋养，或城居， 或乡居（多数已趋向市镇居住），广泛地依赖于市场消费，成为促进地区性多层次市场消费活跃的重要因素。另外，无论是自经营的中小地主，还是自耕农或佃农，由于赋税、田租逐渐取货币形态，由于专业分工的发展与农副业的日益商品化，与市场经济的联系比较以往也都密切，例如邬行素一家必须靠出售蚕丝、果品、竹笋、鱼虾等农副产品才能从市场上再换得衣食百用之需。江南市镇消费经济的活跃，主要是依赖于这些阶层的频繁的经济活动。从这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品经济向城乡结合部推进的态势，恰好与这一时期江南区域经济的三级或四级市场网络的形成相一致。应该说，后者的发展，是源于该地区农副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产生的，是不同于政治性城市的又一种商品经济，可以看作为传统社会内部经济正常、健康发展的征兆，具有新的气息（17）。二是文化教育与文学艺术的消费支出在该地区有明显增长。明清江南通俗文艺（或民间文艺），包括戏曲、小说、泥塑、年画等的活跃，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是非常醒目的。这方面的消费借助社会、神会（庙会）、民间节庆以及市镇酒肆茶馆等各种渠道而有相当程度的普及，已经深入到乡镇各个角落，几为妇孺皆知。读书之风也相当盛行。正如上篇描述到的，一般在贫困线以上的家庭宁愿节衣缩食，总得让儿子入塾就馆读书，鼓励其向科举方向一搏。因此，每一县拥有的生员最多可达一、二万（还有相当多数即使未取得生员资格，也仍坚持读书）。通诗文、善书画的俊隽士生所在皆有，大家闺阁妇女乃至歌伎、艺伎也皆身手不凡，或可跻身士林比试高下，不让须眉。这对活跃该地区的文化艺术氛围与提高人口素质产生积极影响。所谓江南尚清雅，地杰人灵，不可谓无因。谢肇制作为一个福建人，对江浙人的精明能干，“财利无微不析”很有感慨。另一印象也极为深刻。“其人生而辩析，即穷庵下佣无不能言语进退者，亦其风气使然也”（18）。这位外乡人的观察很能说明问题。
无疑，消费总量归根结底要受制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所造成的物质财富总量。但生产力水平能提供的消费能力要在消费行为中得以实现，还得受制于其他因素。其中，传统的等级分配制度对消费模式的影响尤为突出。明清江南农村生产力水平能提供的消费能力，与实际在市场上表现出的消费水平，有相当的差距，消费行为模式在社会各个阶层表现得也极为迥异有别。
从实际情况看，佃农、自耕农家庭的消费具有浓厚的自给自足色彩，属于压缩性的节俭型消费。相当多数家庭大都满足于果腹粗衣，向市场购买小额消费品需斟酌再三，较好的状况也只能聊以“小康”自慰（19）。究其原因，除了自然因素（江南多被洪涝及台风之灾）带来的不稳定，影响经济生活之外，主要是官粮特重与私租苛刻两大因素，前者使业主（包括中小地主）难以施展手足，后者则压得佃户喘不过气来，故顾炎武曾有一奇想：“故既减税额，即当禁限私租，上田不得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20）。这恰好表明，消费不仅取决于生产，且要受到分配环节的制约。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可以起抑制消费，反过来阻抑生产发展的作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势头不就是这样地被压抑着难以“腾飞”吗？！
即使相当数量的中小地主也仍然摆脱不了节俭型的模式，往往要以半自给为主，必要时辅之以市场消费。邬行素、陈确例前已论及，再举晚年留居吴中的唐甄的自述为例：“唐子有治长经之田三十亩，谢庄之田十亩，佃入四十一石，下田也。赋十五，加耗、加斛及诸费又一也，为二十三石。大熟则余十八石，可为六口半年之用；半熟则尽税无余；岁凶则典物以纳。尝通七岁计之，赋一百五十四石，丰凶相半，佃之所获不足于赋，典物以益之者六斛，而典息不与焉。”（21）足见明清江南官粮之重，使一般小地主的生活也相当拮据。最后，唐甄不得不出让田地，改为经营丝绸贸易，处境才有所改善。当然，唐甄单纯靠坐收田租持家，这在江南不算是善筹家计的，困苦更在理中，若经营有方，则庶几可得“小康”。吴伟业曾说到太仓诸生王鉴明，精天文地理之学，明亡后遁入浙江天目山中，力田十余亩，“躬耕于野”，经营自养，自得其乐（22）。王鉴明作为明“遗民”“隐士”的生活方式固属特例，但是基本生活资料多依靠奴僮雇工以及家庭手工业自理，在江南的“寒土”之家，并不少见。这说明即使中小地主也仍然难脱自给自足的窠臼，无力全部依赖市场消费以维持自身的生活。此即通常所说的“小康”消费方式。
除以上两种消费模式外，明清江南也确实存在着另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豪奢型高消费模式，这在上篇中已详细讨论过，请读者自行参看。现在需要重点分析的是，这种高消费能力是怎样形成的，以及这种豪奢型高消费的性质与社会效果。
没有疑问，这种高消费能力在传统社会结构中，首先来源于广占田产（也不排斥兼营某些商业、高利贷）。明清江南缙绅中拥有大田产至千、万亩以上者，史载不绝。华亭徐阶据说拥有田产廿四万亩，富于严嵩（23）；湖州董尚书（份），“田连嘉湖诸邑，殆千百顷”（24）；华亭董其昌：拥有“膏腴万顷”（25）；常熟钱谦益总田产不详，仅据其死后亲戚威逼勒索去“膏腴六百亩”（26），生前田产应以千计；即使如昆山顾炎武，一次即典去千墩田产八百亩，恐亦为千亩以上之大家，其后北上豪游与山东、山西广置田产诸费都有昆山大田产作后盾，方能遂其壮志（27）。千亩租入即为千两白银，岁有数千成万两白银之入，当然完全可以支撑他们豪奢的消费方式。以上都为“执牛耳者”，更多的是拥田数百亩的大地主。例如张履详的《补农书》是写给嘉兴友人徐敬可的。徐氏有田四、五百亩，顺治后听从张氏建议，由出租改为亲自经营，成为一名有实绩的经营地主（28）。陈确海盐澉浦友人吴裒仲兄弟有遗产五百亩（29）。海宁俞元修之遗孤依恃舅氏与老仆之助拓得近郊之田产百亩，总产亦当在数百亩之间（30）。湖州朱国桢言其家乡廿里内，目见有因善修水利而“起白手致万金者两家”（31）。当时所谓“万金之家”，一般也必须拥田数百才能称是。他们也常常效尤前者，声伎粉华，竞侈斗豪，分沾殊荣。
然而，有一点常常容易被人忽略，即使广有田产，也很难支撑无限度的豪奢性消费。当消费超越了他们家产收入的极限，家庭经济就必然陷于崩溃。明清江南田产转移频繁，门祚兴衰无常，与奢侈性消费的失控不无关系。钱泳在苏州府见到许多田产巨万之家因挥霍无度而转眼没落，有诗咏道：“生前占尽三州利，死后空留半亩坟；堪笑世人贫益富，不知于我似浮云”（32）。叶梦珠在《阅世编》卷五《门祚》中也列举了松江府诸多由富转贫、家道中落的事例，不胜感慨：“以子所见，三十余年间，废兴显晦，如浮云之变幻，俯仰改观，几同隔世。当其盛也，炙手可热，及其衰也，门可张罗”（33）。如徐阶后裔，到明末清初已破落到狎妓邪游，家业荡尽，沦为胸无点墨的浪荡子。唐甄亦说因消费无度，“万金之家，不五、七年为为人佣者，予既数见之矣”（34）。这种门户败落，尤以所谓“素封”之家居多，境况甚惨。川沙王氏，“自嘉、隆以素封起家”，到公觐一代，“玩好声色，服食起居，必极一时之选，豪华成性，家虽中落不改……鼎革后，废毁殆尽矣”（35）。上海“（严）端伯故素封子，淫戏无度……端伯之庶弟虎，字威候，踵兄所为，产业荡尽”（36）。联系到上篇曾列举的周子淑、陈确曾祖、归庄祖父皆因大宴宾客而落拓抛售田产的事例，说明这是一种无法逃遁的法则。王士性说得好：“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37）”。
王士性一语道破天机。奢侈性消费强大、持久的经济后盾，恰恰主要不是来自田产经营，而必须依赖于政治性的官僚俸禄与巨额的法外收入，亦即权力的支撑。前举拥田万亩、千亩者，查其家世，多属显宦家族，出身非尚书即侍郎部曹，身居六卿，官运亨通。更应该指出，奢侈性高消费的经济来源，与其说主要来自官俸，毋宁说依靠法外收入。钱谦益虽两度出仕，高居要职，然都昙花一现，瞬即下野，其数万家产，纵情挥霍之财力又从何而来，似乎是一个谜。张汉儒劾钱氏疏稿，虽竭尽告讦之能事，也不可谓无中生有，毕竟也透露出钱氏一类明代乡宦倚势恃强、弱肉乡民、恣意刻剥的种种劣迹，如荐举受贿、侵吞钱粮、把持盐政、冒顶骗饷、接受投献、包讼官司等等，俱为钱氏等生财致富之道（38）。其非法收入正不知为官俸的几十、几百倍！又如钱谦益的情敌谢三宾，亦为华亭人，曾任太仆少卿，其视师登莱时，“乾设贼营金数百万，其富耦国”（39）。这可能出于传闻夸张，然贪污巨款是实。他靠着这抹黑的巨额白银，买宅西湖，放情声色，比钱谦益从容自如得多。还乘人之危，从钱氏手中夺得宋版《汉书》，竟使“风流教主”钱牧斋虽以得娇娘沾沾自喜，又不得不以失殊宝而抱憾终身。至于受门生故吏、下属官员之种种“贽礼”，在当时属公开纳贿，常常是一笔难以计算的可观收入。崇祯时严禁受贿纳贿，官场贿赂却愈禁愈烈。谈迁在《枣林杂俎》中提到当时士大夫的“荐贿”，即说“崇祯末士大夫苞苴辄千百金，苦于赍重，专用黄金美珠人参异币，时都门逻严，而经窦愈广”。史载周延儒依靠张溥等集资二十万巨款买通关节，得以再度入阁任相，上任途中即收受人参巨贿，“积若山阜”（40）。明末上等人参一斤价值达十六两白银。所贿人参堆积如山，堪称价值连城。地方官献媚行贿用尽心机到此等田地，亦可知官场用于此等消费（即上篇“美称”之所谓“发展性消费”），上下成风，朝野弥漫，已到了尽人皆知，几为公开的“秘密”。这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上篇所说的，用于科举官场的费用何以在消费结构中居有突出地位。清初广泛流传合肥龚鼎芝因小妾顾眉力阻其殉节，甘为“国贼”（降清）的笑话，所谓“我愿欲死，奈小妾不肯何（41）？”其实，“妻管严”的背后，正是对沉缅难舍的靡奢淫佚生活方式的眷恋，何必拿小女人作档箭牌，真是不耻于人类。与龚稍不同，吴伟业是因维持不了百口之家的巨大消费，为高消费的经济重负所迫，也不得不出仕清室，自叹“误尽平生是一官”，又不得不以“一官了婚嫁，可以谋归耕”（42）自嘲（伟业之苦，若不出仕，还有杀身之祸。生不逢时，死亡一关最难过。）然而，究竟是什么使其畏死而恋栈官场，“误尽平生”？据说吴上任 时，“多携姬妾以往”（43），如此迷恋于拥姬挟妾，挥霍无度，亦就不得不“入吾彀中”。复社成员吴昌时，明末在江南算得上是豪奢巨子，在嘉兴南湖据有鸳鸯楼，名闻迩遐。“洒尽船移曲榭西，满楼灯火醉人归；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装向柳堤。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44）虽有二十万巨额遗产，仍不足维持，于是勾结周延儒，“通厂卫，把持朝官”，终因“赃私巨万”而弃首东市（45）。豪奢型高消费的来源，除了广占田产、官场俸禄贿络两大支柱外，便是商贾长袖善舞。缙绅地主兼营商业高利贷不再少数，富商大贾更靠买卖亨通，加入到奢侈性高消费行列，容另文再论。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明清江南消费行为的两个极端：一头是处在贫困线上下，多数劳动者以及部分贫寒的士生消费严重不足；另一头是穷奢极欲，消费过限，造成了种种不正常、不合理、不道德的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病态。处于中间状态的“小康之家”的消费水平只是相对的稍为宽绰，实际也仅属自给或半自给性的低消费水准。该地区的消费模式，以消费主体区分，大致有贫困型、小康型、豪奢型三种；以消费方式分，又有自给型、市场型与自给、市场混合型三种。消费水平高低悬殊，仍保持着古代社会传统消费的鲜明等级性与强烈的政治色彩。
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只有与消费欲望的增长程度保持同一比例，生产方能经常增长。因此，消费不足的一个自然结果，便是生产不足，生产的增长缺乏强有力的刺激。诚如前面已经讨论到的，绝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的严重背离，社会经济的突破性发展就难以实现。咸廉·汤普逊说得好：“按照自然之理，对于生产的最强有力的刺激（也就是最大生产所必需的刺激），是使生产者在完全享用他们的劳动产品上获得保障。”（46）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观点。但生产者在占有劳动产品方面权益的多少，即社会分配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应该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尺。欧洲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变，与许多人传统描述的不尽相合，其契机正在于对农民阶级的处境的某种改善，包括人身自由与赋税等封建负担的减轻，然后才有耕地的大拓植与农业经营的改革（47）。农民的被剥夺与小农阶级的消灭，则是将近一百年以后（工业革命后）的事。现在不少人只是记住了这一农业革命的最后结局（也不是欧洲所有国家都如此），却没有注意到农业突破性的发展正是近代化展开的一个基点，它是依赖于小农阶级积极性的“解放”才取得的（48）。按照明清江南农副业所取得的生产力水平，农业经营地主在经营方面取得的成就，如果松弛国家的田粮杂赋与高额私租两大绳索的捆绑，即使进行一定幅度地减轻也好，就象顾炎武所设想的，“贪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矣”，江南完全有条件率先在农业领域出现突破性的变革。这更有力地说明，明清社会转变的根本性障碍，主要不应归咎于生产力结构，而必须追究分配结构以及决定这种配置结构的政治体制。
生产主体消费水平的被压抑阻碍生产的发展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明清江南存在的高消费现象又应怎样评估？为什么它同样也不能刺激生产的发展，使之成为推进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动因呢？
回顾上篇所描述的高消费结构，不难看到，日常食用消费仅只占微弱的比重。相比之下，室居器用的消费稍大，然多为耐用消费，一次投资可子孙传代，比例也不算大。巨额的高消费却用之于追求雕琢、新奇或足以炫耀门第的婚丧喜庆珍宝重器与豪华的园林别墅，更有甚者，则是为追求功名利禄、官场拚搏的政治性发展费用，以及满足青楼姬妾、歌舞彻夜、酒池肉林的费用，几似无底之洞，非倾囊而尽，决不罢手。这说明，明清江南的高消费仍具有传统的贵族奢侈消费性质，它与宫廷消费相互激荡，形成病态的畸形消费。这种病态的高消费，实际上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首先，奢侈消费的大宗都是工艺复杂、不惜人工的精致产品。这类消费品的生产奉行质量竞争的原则，而同实行价格竞争的合理化生产宗旨（即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扩大产量、提高效率的近代生产宗旨）格格不入，时代精神迥相殊异。他们珍藏、馈赠的大量珠宝、翡翠、玛瑙、象牙、金银首饰、摆设及金银用具，都属于传统工艺品范围，材料稀贵（有的取之于海外），制造工艺取决于传统工匠世代相传的雕琢手艺，不可能扩大再生产，而价格的昂贵使大量的货币被消耗于这类不实用的消费上，阻抑了投资的欲望，妨碍了社会游资向其它实用生产部门的转移。即使象丝绸棉布的纺织生产，在欧洲最有希望率先实行向合理化生产转移的起跑点，然而在我国明清之际，奢侈消费追求的不是服装衣着的大众化，而是时装服饰的工艺化。据叶梦珠、范濂所述明清时内服皆尚刻丝、织文，后又流行“以绫纱堆花刺绣，绣仿露香园体，染彩丝而为之，精巧曰甚”，“绣初施于襟条及肩带袖口，后用满绣团花，近洒墨淡花，衣俱浅色，成方块。中施细画，一衣数十方，方各异色，若僧家补衲之状，轻便洒潇”（49）。“绫绢花样初尚宋锦，后尚汉唐锦、晋锦，今皆用千钟粟倭锦、芙蓉锦”（50），更有一种龙凤牛头麒麟袍服，染大红、真紫、赭黄等色，“一匹有费至白金百两者”（51），即由民间折技、团凤棋局、花文棉袍发展而成，后为宫庭所专用。服饰的工价与原料成本严重不成比例，往往高出几十至百倍，从经济的眼光看来，纯属豪奢的高消费。这类奢侈消费也普遍见于希腊、罗马与欧洲中世纪的宫廷、贵族消费。这是一种近代化以前的消费特色，“为了毫无意义的享乐，支出莫大的费用，消费支出的数量多本身成为它的目的（52）”。它只能稳固偏重传统手工艺的陈旧生产结构，而不能产生那种近代化所需要的新的刺激，促进“为通过减少生产成本和降低价格以牟利的独特的资本主义趋势”（53）。与此相反，农副产品的价格偏低（54）。肉类（猪、牛、羊）与家禽的消费价格之低，突出地反映了广大民众阶层的副食品消费基本自给，他们在这方面的市场购买力低落到最小限度。反过来它又使农副产品的生产缺乏强有力的刺激，仅限于农民的家庭副业，无以产生新的诱因推动农副业走上专业化生产（大规模扩大生产）的道路。这种情况正与西欧近代化前后农副产品价格上升的现象截然相反。因此，尽管江南缙绅士大夫盛筵成风，却不会带来任何促进生产发展的积极效果。农副产品的商品化只局限于中心城市周围极狭窄的四郊，寥若晨星。农业变革的前景渺茫得看不见一丝微光。
其次，过多的财富在奢侈的名义下所造成的罪恶，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其它国家，也一直是道德家们非难的一个题目。明清之际关于浇风日滋，“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日以侈靡相高”，“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的众多议论，剔除其传统世俗的偏见（对任何有悖于传统的新现象的敌视），关于奢侈所带来的道德方面的弊害，他们批评得还是有道理的。奢侈消费使这些极端富有者的心灵受到污染，不会珍惜财富的来之不易；极端的官能享受，必然使这些人缺乏坚毅的精神（明清之际，缙绅的失节行为从这里也可以得到一点解释）。在他们中间无法造就出一代社会变革者所需要的坚韧不拔的素质。他们只知道如何不择手段地攫取为满足官能享乐所需要的大量财富，根本不会考虑如何通过艰辛的经营（更不用说冒险）去积攒财富。我们在明清之际虽然也看到过一些（也许最多还不到几十个！）经营地主，但他们多半都不是身分性缙绅；而且，也随时有可能会蜕变、倒退为缙绅（徽商则又是另一种蜕变，容后再论）。与西领欧中世纪后期的主贵族相比，明清的缙绅应该是自叹不如的。这不能不说同强有力的专制政治支配下所造成的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糜烂的奢侈生活方式有关。还有另一种社会后果也不能忽视。“极端的富有将引起羡慕与模仿，并以这种方式把富有者的恶行传播给社会上其余的人或者在他们当中造成其它罪恶”（55）。威廉·汤普逊的这段议论也十分切合中国的明清社会。除了上篇所说的以徽商为代表的富商大贾东施效颦、重蹈覆辙之外，在明清社会，围绕着这些骄奢淫逸的极端富有者身边，还产生了豪奴衙蠹、男优女娼、市侩邦闲、三姑六婆等各色人等，造成了各种社会恶行，尽管这些人们命运实在很可怜，不过是富有者罪恶的殉葬品。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的某些论点还不无参考的价值！近代化在欧洲，也绝不是单纯靠奢侈这类不合理的经济贪欲与道德观念发动起来的（56）。
最严重的社会后果则是来自于政治方面。以政治一体化为主要特色的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结构，一方面用政治强有力地统着经济，政治、经济融为一体，所有奢侈性的高消费无不是靠着政治的力量才得以持久地支撑着，经久不衰，绵绵不绝；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为着追求奢侈性的高消费，更鼓励着极端富有者必须紧紧地攫取政治权力，将政治权力视作生命，从而又稳固了系统的政治结构，并且使权力的垄断与滥用成为无法克服的社会痼疾，任何新的力量都难以摇撼这棵盘根错节的千年老树。明清吏治的腐败，政治斗争（包括全国性的内战）的激烈与残酷，都从这里可以得到解释。
当然，我们无意将明清江南的消费经济评述得完全一团漆黑。本文一开始就已经肯定明清江南消费经济从纵向（历史）、横向（地区）比较看确有某些进步。如果将视野扩大到城镇，那么，也决不是毫无变革的端倪。由于江南的农业经济结构已经发展出粮食、经济作物与家庭副业、手工业并举的复合式多种经营结构，农业内涵发展的潜力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提供维持人口生存与再生产的必要消费量的劳动生产率有明显的增长，这就为从农来中挤出过剩的劳动力转到其它经济部门就成为可能（这不同于旧式的流民群）。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市镇人口（其中绝大多数为手工业、商业以及其他服务业人口）的剧增，以及流向一、二级城市人口的增加（例如苏、杭、宁的踹工、染工，还有庞大的服务业从业人员，多数来自江阴、绍兴等农村），都形成了一定容量的人口流动群；这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在欧洲中世纪后期，曾经是推进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的历史前提之一，近代化历史展开的序幕。市镇、城市的这些新增人口，为城镇消费经济增添了新的成分，推动了消费的大众化。从地方文献记载中，我们经常可看到城镇属于社会底层的人群正在向原来的消费阶层挑战，骚扰了后者的消费习惯。所谓“服饰器用竞相僭越，士庶无别”，“自明末迄今，市井之妇，居常无不服罗绮，娼优贱婢以为常服，莫之怪也”，“至今日而三家村妇女，无不高跟履”（57）等等的感叹，说明这种新的消费主体的参与，尚难为传统观念所理解。消费主体的扩大，推动了某些消费品的大众化，从而为该类产品的生产提供了刺激。最能反映这种消费变革的便是该类产品由于大众化而价格趋贱。例如制袍服的姑绒，明时每匹价值银百两，到康熙进已降至一、二十金，次者仅八、九分一尺，下者五、六分，“价日贱而绒亦日恶”，富贵人改以裘标榜；茶叶明时得二、三两一斤，到康熙时有二钱一斤的，“然色如旧而味无香气矣”；瓷器价格也拉开，崇祯时最上者三、五钱一只，丑者三、五分银即可买十只；烟叶刚进江南一两二、三钱一斤，康熙时已降至每斤不过一钱二、三分；水蜜桃露香园佳品刚出，每斤值银一钱，后“种日广而味日淡，质亦渐小”，每斤只卖四、五分……（58）。马克斯·韦伯在《世界经济通史》中说过：“走向资本主义的决定性作用，只能出自一个来源，即广大群众的市场需求，这种需求只能通过需求的大众化，尤其是遵循生产上层阶级奢侈品的代用品的路线，而出现于一小部分奢侈品工业中。”（59）当然，马克斯·韦伯也并没有把这“决定性作用”看作是他近代（“合理资本主义”）理论的唯一内容，实际上他在其它地方还论及到更多比之更为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的内容。但是，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上述某些消费品“价日贱而质日恶”现象的钥匙，告诉我们不要忽视这种新消费现象包涵的社会意义。但是，社会变革是一种综合性的总体变革，仅有一小小隙缝是不足以使旧社会的大厦倾覆的。在明清江南，首先是从农村中挤出的大量过剩人口往往被官僚贵族所吞噬，成为男优女婢，成为青楼娼妓，成为舆夫佣仆。江南大家畜奴之风盛行，以至被人称为“第二次农奴化”，即是一个例证。人口的价格低贱，一个婢女抵不上一斤人参，家养奴婢千人，在缙绅之家是负担得起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又说明了官僚贵族在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庇护下十分强有力，中国古代不可能出现与传统政治壁垒相对抗的、具有“自由空气”的西欧式的城市，使人口流动群得到良好的、有利社会转变的归宿。城镇中的手工业太薄弱，无法容纳更多的流动人口，少量流入城市的农业人口更多地是被附庸于官僚贵族奢侈业的服务业所吸引。他们还受到奢侈消费的风气的侵染腐蚀，不能合理地支配其经济收入。我们从地方文献与碑刻中看到，踹工、染工的仅有收入往往被胡乱化在酒肆、赌场与戏馆中，缺乏必要的储蓄欲望（60）。有益于社会生产发展的，从质量竞争变为价格竞争的新消费经济没有能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在明清江南，实在谈不上有所谓“市民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对抗。“端倪”之谓，最多也只是一束微光透过小孔而穿入黑箱，沉重的传统黑箱仍然紧锁着，不容打开！
（1）顾炎武：《肇域志》江南9《松江府》。
（2）谢肇制：《五杂俎》卷4。
（3）唐甄：《潜书》下篇上《存言》。
（4）萨缪尔逊：《经济学》第五章。
（5）参阅上篇。
（6）可参阅本书第二编《农业经济结构及其社会效应》
（7）参见冯和法汇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与《中国农村经济资料读编》（黎明书局出版）。
（8）原文载《
（9）此处口粮按低标准计。约人岁食四、五石。
（10）据同治《湖洲府志》卷34《田赋》。
（11）张履祥：《
（12）张履详：《补农书》。
（13）凌退庵《松陵文录》卷18，载朱春生《董节妇传》。
（14）叶梦珠：《阅世编》卷4《名节》。
（15）《陈确集》卷12《妇王氏传》。另据同书卷11《先世遗事纪略》知陈确有田15亩，则买田9亩。
（16）张履详：《补农书》。
（17）参看前篇《江南市镇结构、分布及历史价值》。
（18）谢肇制《五杂俎》卷3。
（19）即使象陈确这样的“寒士”之家，其母二十四岁时痛心地溺死一女婴，以压缩必要生活消费量。见《陈确集》卷11《先世遗事纪略》。
（20）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10。
（21）唐甄《潜书》上篇下《食难》。
（22）《吴梅村诗集笺注》卷2《寿王鉴明五十》。参见《归庄集》卷2《曹翁寿诗序》、卷7《陆翁家传》。
（23）伍袁萃：《漫录评正》。
（24）范守已：《曲洧新闻》卷2。
（25）《明抄董宦事辑》引《控董其昌辩冤状》。
（26）《虞阳说苑》甲篇《河东殉家难事实》所载《孝女揭》。
（27）《归庄集》卷3《送顾宁人北游序》。有人据此说炎武田产共八百亩。细绎归庄原文，典田为救燃眉之急，决非全部田产。
（28）张履详：《补农书》序。另见《
（29）《陈确集》卷2《寄刘伯绳书》、卷6《为人后而复归者为所后服议》。
（30）《陈确集》卷12《俞母徐硕人传》。
（31）朱国桢：《涌幢小品》6卷《堤利》。
（32）钱咏：《登楼杂记》。
（33）叶梦珠：《阅世编》卷5《门祚》。
（34）唐甄：《潜书》上下篇《更币》。
（35）（36）叶梦珠：《阅世编》卷5《门祚》、卷5《名节》。
（37）王士性：《广志绎》卷4。
（38）张汉儒：《疏稿》，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361—364页。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34列举明代缙绅乡宦之恶，事例甚众，可参见。
（39）全祖望：《鲒琦亭外集》卷29《题视师纪略》。
（40）刘舆文：《五石匏》。
（41）葛昌懋：《靡芜纪闻》引纽锈《临野堂集》、《绅志略》。
（42）《吴梅村诗集笺注》卷5《自叹》，卷6《送周子椒》。
（43）林时对：《荷插丛读》卷3。
（44）《吴梅村诗集笺注》卷2《鸳湖曲》。
（45）《明史·周延儒传》。
（46）威廉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
（47）可参考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
（48）详参前编《社会农业经济结构及其社会效益》
（49）叶梦珠：《阅世编》卷8《内装》。
（50）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
（51）褚华：《木棉谱》。
（52）威廉·罗习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第17节《奢侈》。
（53）马克斯·维贝尔（韦伯）《世界经济通史》。
（54）详见上篇。
（55）威廉·汤普逊：《最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第2章。
（56）可参考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
（57）（58）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
（59）马克斯·韦伯：《世界经济通史》。
（60）参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有关碑文及《苏州府志》、《吴县志》有关官府严禁踹工、染工观剧赌博的材料。恕不赘引。
明清江南经济发展带来了最低生活消费标准的提高，给该时期的消费经济注入了某种活力，至少有两种社会效益是比较明显的，应予重视。一是市场消费经济在空间上由中心城市向府县城、市镇伸展，显得比较活跃。中心城市的消费，在汉、唐、两宋就已经表现得相当繁荣，然而这是由政治性城市贵族及其附属人口麋集所造成的奢侈性消费，属于病态商品经济的畸形产物。无疑明清江南官僚贵族传统的奢侈消费方式仍然继续在滋长、蔓延，而且广泛辐射到一般庶民地主与富商大贾的消费习俗上，给江南的市场消费经济投下了阴影，容后再说。但也应该看到，明清江南的土地所有权已相对由集中趋向分散。拥有中等田产的庶民地主与一般性的缙绅地主占有较大比重，他们靠江南农副业的丰厚租田收入滋养，或城居， 或乡居（多数已趋向市镇居住），广泛地依赖于市场消费，成为促进地区性多层次市场消费活跃的重要因素。另外，无论是自经营的中小地主，还是自耕农或佃农，由于赋税、田租逐渐取货币形态，由于专业分工的发展与农副业的日益商品化，与市场经济的联系比较以往也都密切，例如邬行素一家必须靠出售蚕丝、果品、竹笋、鱼虾等农副产品才能从市场上再换得衣食百用之需。江南市镇消费经济的活跃，主要是依赖于这些阶层的频繁的经济活动。从这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品经济向城乡结合部推进的态势，恰好与这一时期江南区域经济的三级或四级市场网络的形成相一致。应该说，后者的发展，是源于该地区农副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产生的，是不同于政治性城市的又一种商品经济，可以看作为传统社会内部经济正常、健康发展的征兆，具有新的气息（17）。二是文化教育与文学艺术的消费支出在该地区有明显增长。明清江南通俗文艺（或民间文艺），包括戏曲、小说、泥塑、年画等的活跃，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是非常醒目的。这方面的消费借助社会、神会（庙会）、民间节庆以及市镇酒肆茶馆等各种渠道而有相当程度的普及，已经深入到乡镇各个角落，几为妇孺皆知。读书之风也相当盛行。正如上篇描述到的，一般在贫困线以上的家庭宁愿节衣缩食，总得让儿子入塾就馆读书，鼓励其向科举方向一搏。因此，每一县拥有的生员最多可达一、二万（还有相当多数即使未取得生员资格，也仍坚持读书）。通诗文、善书画的俊隽士生所在皆有，大家闺阁妇女乃至歌伎、艺伎也皆身手不凡，或可跻身士林比试高下，不让须眉。这对活跃该地区的文化艺术氛围与提高人口素质产生积极影响。所谓江南尚清雅，地杰人灵，不可谓无因。谢肇制作为一个福建人，对江浙人的精明能干，“财利无微不析”很有感慨。另一印象也极为深刻。“其人生而辩析，即穷庵下佣无不能言语进退者，亦其风气使然也”（18）。这位外乡人的观察很能说明问题。
无疑，消费总量归根结底要受制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所造成的物质财富总量。但生产力水平能提供的消费能力要在消费行为中得以实现，还得受制于其他因素。其中，传统的等级分配制度对消费模式的影响尤为突出。明清江南农村生产力水平能提供的消费能力，与实际在市场上表现出的消费水平，有相当的差距，消费行为模式在社会各个阶层表现得也极为迥异有别。
从实际情况看，佃农、自耕农家庭的消费具有浓厚的自给自足色彩，属于压缩性的节俭型消费。相当多数家庭大都满足于果腹粗衣，向市场购买小额消费品需斟酌再三，较好的状况也只能聊以“小康”自慰（19）。究其原因，除了自然因素（江南多被洪涝及台风之灾）带来的不稳定，影响经济生活之外，主要是官粮特重与私租苛刻两大因素，前者使业主（包括中小地主）难以施展手足，后者则压得佃户喘不过气来，故顾炎武曾有一奇想：“故既减税额，即当禁限私租，上田不得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20）。这恰好表明，消费不仅取决于生产，且要受到分配环节的制约。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可以起抑制消费，反过来阻抑生产发展的作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势头不就是这样地被压抑着难以“腾飞”吗？！
即使相当数量的中小地主也仍然摆脱不了节俭型的模式，往往要以半自给为主，必要时辅之以市场消费。邬行素、陈确例前已论及，再举晚年留居吴中的唐甄的自述为例：“唐子有治长经之田三十亩，谢庄之田十亩，佃入四十一石，下田也。赋十五，加耗、加斛及诸费又一也，为二十三石。大熟则余十八石，可为六口半年之用；半熟则尽税无余；岁凶则典物以纳。尝通七岁计之，赋一百五十四石，丰凶相半，佃之所获不足于赋，典物以益之者六斛，而典息不与焉。”（21）足见明清江南官粮之重，使一般小地主的生活也相当拮据。最后，唐甄不得不出让田地，改为经营丝绸贸易，处境才有所改善。当然，唐甄单纯靠坐收田租持家，这在江南不算是善筹家计的，困苦更在理中，若经营有方，则庶几可得“小康”。吴伟业曾说到太仓诸生王鉴明，精天文地理之学，明亡后遁入浙江天目山中，力田十余亩，“躬耕于野”，经营自养，自得其乐（22）。王鉴明作为明“遗民”“隐士”的生活方式固属特例，但是基本生活资料多依靠奴僮雇工以及家庭手工业自理，在江南的“寒土”之家，并不少见。这说明即使中小地主也仍然难脱自给自足的窠臼，无力全部依赖市场消费以维持自身的生活。此即通常所说的“小康”消费方式。
除以上两种消费模式外，明清江南也确实存在着另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豪奢型高消费模式，这在上篇中已详细讨论过，请读者自行参看。现在需要重点分析的是，这种高消费能力是怎样形成的，以及这种豪奢型高消费的性质与社会效果。
没有疑问，这种高消费能力在传统社会结构中，首先来源于广占田产（也不排斥兼营某些商业、高利贷）。明清江南缙绅中拥有大田产至千、万亩以上者，史载不绝。华亭徐阶据说拥有田产廿四万亩，富于严嵩（23）；湖州董尚书（份），“田连嘉湖诸邑，殆千百顷”（24）；华亭董其昌：拥有“膏腴万顷”（25）；常熟钱谦益总田产不详，仅据其死后亲戚威逼勒索去“膏腴六百亩”（26），生前田产应以千计；即使如昆山顾炎武，一次即典去千墩田产八百亩，恐亦为千亩以上之大家，其后北上豪游与山东、山西广置田产诸费都有昆山大田产作后盾，方能遂其壮志（27）。千亩租入即为千两白银，岁有数千成万两白银之入，当然完全可以支撑他们豪奢的消费方式。以上都为“执牛耳者”，更多的是拥田数百亩的大地主。例如张履详的《补农书》是写给嘉兴友人徐敬可的。徐氏有田四、五百亩，顺治后听从张氏建议，由出租改为亲自经营，成为一名有实绩的经营地主（28）。陈确海盐澉浦友人吴裒仲兄弟有遗产五百亩（29）。海宁俞元修之遗孤依恃舅氏与老仆之助拓得近郊之田产百亩，总产亦当在数百亩之间（30）。湖州朱国桢言其家乡廿里内，目见有因善修水利而“起白手致万金者两家”（31）。当时所谓“万金之家”，一般也必须拥田数百才能称是。他们也常常效尤前者，声伎粉华，竞侈斗豪，分沾殊荣。
然而，有一点常常容易被人忽略，即使广有田产，也很难支撑无限度的豪奢性消费。当消费超越了他们家产收入的极限，家庭经济就必然陷于崩溃。明清江南田产转移频繁，门祚兴衰无常，与奢侈性消费的失控不无关系。钱泳在苏州府见到许多田产巨万之家因挥霍无度而转眼没落，有诗咏道：“生前占尽三州利，死后空留半亩坟；堪笑世人贫益富，不知于我似浮云”（32）。叶梦珠在《阅世编》卷五《门祚》中也列举了松江府诸多由富转贫、家道中落的事例，不胜感慨：“以子所见，三十余年间，废兴显晦，如浮云之变幻，俯仰改观，几同隔世。当其盛也，炙手可热，及其衰也，门可张罗”（33）。如徐阶后裔，到明末清初已破落到狎妓邪游，家业荡尽，沦为胸无点墨的浪荡子。唐甄亦说因消费无度，“万金之家，不五、七年为为人佣者，予既数见之矣”（34）。这种门户败落，尤以所谓“素封”之家居多，境况甚惨。川沙王氏，“自嘉、隆以素封起家”，到公觐一代，“玩好声色，服食起居，必极一时之选，豪华成性，家虽中落不改……鼎革后，废毁殆尽矣”（35）。上海“（严）端伯故素封子，淫戏无度……端伯之庶弟虎，字威候，踵兄所为，产业荡尽”（36）。联系到上篇曾列举的周子淑、陈确曾祖、归庄祖父皆因大宴宾客而落拓抛售田产的事例，说明这是一种无法逃遁的法则。王士性说得好：“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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