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yle="text-align: center;"> 宋仁宗在位期间，后宫嫔妃很久没有升迁，十分不满，便屡屡提出申请，仁宗总是说没有先例,大臣们不会答应。妃子们不信，说：“圣上出口为敕，谁敢不从？”仁宗笑着说：“你们不信，不妨试一试。”旨意下发后，大臣们果然上奏说没有依据。有的嫔妃半信半疑，仍然向仁宗讨要封赏，仁宗也不推辞，取来彩笺写上某宫某氏转任某官，妃子们开心地退去。到了发放官俸时，妃子们各自拿出御笔要求加薪，宫廷财务部门却一律不予理睬。妃子们郁闷地找到仁宗，当着仁宗的面将御书一一撕毁，不高兴地说：“原来使不得。”自古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意思是说天下所有的子民、财物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可以任由其支配。莫说是在封建王朝，即便是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今天，上级领导若想给某人升官加薪，只要一句批示、一个电话，甚至一个眼色，有关部门就会忙不迭地认真领会、坚决执行。那么，为何仁宗皇帝的“金口玉言”那样不值钱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两个前提：一是仁宗并非傀儡皇帝，他实实在在地执掌最高权力达30年；二是仁宗并非弱智皇帝，他没有被权臣架空或操纵。换句话说，他实际上完全可以将权力的锋芒运用到极致，从而为所欲为。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仁宗皇帝具有某种“权力约束”的内在自觉性。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还将这种内在自觉性通过制度安排而加以固化。当时皇帝直接发出的诏令，有个专有名词叫作“内降”，而“内降”也只有通过朝廷的审批认可才能生效。当时杜衍担任吏部侍郎，就常常不买皇帝的账，将他不认可的“内降”专门放在一个盒子里，攒到十多份就拿去还给皇帝。一次，仁宗感慨地对谏官欧阳修说：“外人知道杜衍封还内降的事吗？殊不知那些原本有求于朕却因杜衍阻拦而中止的人，要远远多于他所封还的。”仁宗这句话可谓意味深长，表面上看他似乎对皇权受到约束而感到惆怅，实际上则是为“封还内降”阻止了更多的邀功请赏者而感到欣喜。所以，“封还内降”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是仁宗与朝中大臣的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配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珠联璧合，既让朝政按照理所当然的轨迹运行，又营造了公平、公正的政治环境。正是在这样一种自我约束与制度安排下，仁宗当政期间，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相对清明、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这“六家”，都活跃在仁宗时代；有宋一朝的名臣如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王安石、包拯等等，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舞台上。这些不能不说是与仁宗的“权力约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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