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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年8月28日，广州黄埔港，人群欢呼，盛况空前。

一艘小小的美国木帆商船??“中国皇后”号自2月22日从纽约启航，乘风破浪，远涉重洋，历程长达188天，途经佛得角群岛，绕道好望角，跨过印度洋，终于抵达广州，胜利完成美国至中国的首航。“中国皇后”号自豪地鸣炮13响（代表当时美国13个州），向停泊在它周围的船只致敬，其他国家的船只也热情鸣炮回礼致贺。

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美国，这个只有8年历史的年轻国家，开始与一个已有5000年历史的古老国家直接交往。

远隔万里的两个国家，此时显得如此神秘而隔膜。历史记载，此前到过中国的美国人屈指可数，仅有两人。尽管中国商人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中国皇后”号，但由于对素无渊源的美国认识模糊，甚至连其方位所在也一知半解，再加上他们相貌语言与英国人极为相仿，中国商人一致把美国人误认为英国人。“中国皇后”号上29岁的管货员山茂召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宽厚。他们不能分辨我们与英国人间的区别，视我们为‘新人’……”

华盛顿和中国的姻缘，就从这次划时代的首航开始。“中国皇后”号船长约翰?格林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任海军上尉，是华盛顿的忠实追随者，他专门挑选了华盛顿生日那天作为启航远行的日子。上帝保佑，格林船长的运气不错，他这次成功的航行轰动了美国社会。中国货被运回美国之后，万众欢腾，美国人争相购买。华盛顿也对中国充满了好奇，1786年，他从山茂召那里购买了一批中国瓷器，手抚那些精美的花纹，他深深地迷上了古老的东方艺术。

当华盛顿仔细欣赏着来自中国的精美瓷器时，在遥远的彼岸，中国人对他和美国的接纳了解，却艰难深涩得多。

格林船长小小的木帆船，打通了太平洋两岸中美两国的通途。在优厚利润的吸引下，富于冒险精神的美国商人为之疯狂，就像当年他们勇于开拓的祖辈乘坐“五月花”号船踏上北美新大陆一样，美国商船在通往广州的航线上举帆远航，络绎于途，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热”。然而直到1795年，美国人到广州已10余年了，中国官吏还把他们和英国人混为一谈。中国官吏并非没有机会了解美国，也不是没有碰到需要调查处理与美国人有关的事，而是在天朝上国观念的支配下，他们缺乏了解外面世界的热情。除了应允遇事查明旗号、敷衍办理以外，中国官员对发生在“内地洋面”的事情向来不深究，借口“无从查考”，一直无法把这些“美夷”和“英夷”完全分清。面对乱点鸳鸯谱的中国人，深受其害的英国商人十分恼火，他们向两广总督长麟严正交涉：“（美国人）也会我们的话，也穿我们这样的衣服，但他们另有旗号，不要把我们和他们混在一起！”自知理亏的长麟很不好意思，急忙饬令下属：“此条应存记备查，遇有事件，自应查明旗号办理，不致牵混影射。”

大清朝一些学问广博且开眼看世界的新潮人物，对于美国历史、地理位置、政治制度等，同样认识不清。当时被称为“一代硕学”的阮元在撰写《广州通志》时，还把美国说成是在非洲境内。对于闻所未闻的美国政治制度，中国人更是不可理解。两广总督蒋攸?在给朝廷的奏报中含混说道：“该夷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阉轮充，四年一换。”令他无比诧异的是，美国竟然是一个“无国主”的国家。难怪蒋总督把美国视作一个未曾开化的原始部落，连“头人”（实则是总统）也要通过抓阉产生，简直不可思议。

1837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在中国近代第一份本土出版的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专门撰文，首次向中国人介绍华盛顿，他用传统中国的“圣君”尧、舜的形象来描述华盛顿，盛赞他是“经纶济世之才，宽仁清德遍施，忠义两全之烈士”。

1844年美国专使顾圣来华，在向中国高官介绍美国历史时，他自豪地说华盛顿是“大战将，极有智能谋略之善人”，他的国家因为华盛顿的智勇才得以独立，并由华盛顿制定的宪法才得以坚稳。华盛顿还在世时，就逐渐被“图腾化”成一个政治神话，当时每一个美国人都认为在家中挂一幅华盛顿的画像是神圣的事。人们甚至为他量身打造出那个耳熟能详的“华盛顿和樱桃树”的故事，以此“证明”华盛顿是一位从幼年开始就有着至高品格的人。

而千百年来，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战乱频仍。那数不尽的兵火纷乱、杀戮屠城，那演不尽的机锋权谋、宫廷争斗，谁不是为了一袭龙袍加身、万世江山独霸？唐宗宋祖也好，成吉思汗也罢，都是有秦皇之威，而无尧舜之德。虽然统一了江山，但封建帝王打天下毕竟只是为了子子孙孙坐天下，建国家实则是建成家国。中国历史上那些弑父杀子、装神弄鬼的案例，都不过是为了权倾四海。兔死狗烹、血流成河的最终结局，乃帝制特色、王朝规律，试问谁又曾逃脱过？即使有那么几位禅让退位的皇帝老倌儿，又有谁不是在带血的剑锋顶上了腰际，才一步三回头地无奈逊位下野以保全身家性命？

因此，当华盛顿这样一位“异国尧舜”形象突然出现在清代中国人的视野里时，他们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最感兴趣的是林则徐，他实在想象不出，华盛顿在他的国度里为何受到如此热情的拥戴与尊敬。甚至“华盛顿”三个字不仅成为美国“皇城”（首都）的名字，连美国人生儿育女、开馆造船，也喜欢取名“华盛顿”。他很想知道，一个大半生对农场和土地情有独钟的“美国第一农民”，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魅力。

举国争说“洋圣君”

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华盛顿创立的美国政治制度，林则徐不得不心悦诚服。在他的主导下，认识了解西方世界的《四洲志》于1839年开始翻译。他在《四洲志》里情不自禁地感慨，美国竟然超越了传统中国“封建、郡县、官家”三种政治体制，国家政事由舆论监督，言必施行，事简政速，令行禁止，独具一格，实在是领世界潮流之先。

相比之下，魏源对美国制度的大概模式，则知悉掌握得更为透彻。他在《海国图志》里，一连用“武、智、公、周、富、谊”六个字表达对美国政治、经济和外交的推崇之情，他告诉中国人美国实行的是公开选举（选官举贤，皆自下始）、司法独立（议事听讼），国家元首（大酋）由“公举”，而非世代相传的“家天下”。面对“选举”、“司法”这些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名词，魏源认为正是有了“可垂奕世而无弊”的联邦制度，才造就美国的进步与优良。他咏赞道：“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

出于对华盛顿个人品德的无私赞美，中国人对“华盛顿神话”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华盛顿在中国转化为“异国尧舜”形象的历程里，咸丰年间福建巡抚徐继?更是倾注了无限热情，堪居“首功”。在他的学术名著《瀛环志略》里，徐继?以生花妙笔身临其境般写道：“华盛顿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就交出了权力去过平静的生活。众人不肯让他走，坚决要立他为帝王。华盛顿就对众人说：‘建立一个国家并把这种权力传递给自己的后代，这是自私。你们的责任就是选择有才德的人掌握国家领导职位。’”后来人们对华盛顿的诸多歌咏叹颂，大多以此生动的描写为蓝本。

徐继?把华盛顿看成是“一世之雄”，说他可与“尧、舜”相比拟，甚至于把他描述成前所未有的“尧、舜、汤、武合为一人”的形象。他满腔热情地赞扬道：“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这位东方的学者型高官认为华盛顿勇武胜过陈胜吴广，豪雄超越曹操刘备，且功成不居，不恋权位；创推举之法，乃古代圣贤“天下为公”遗意之体现者。在他眼中，像华盛顿这样率众夺取天下却放弃君王一统、藏起刺刀踢开王冠者，实在是旷古未见，令人佩服。

徐继?尽管有些类比失当，但足见美国的民主体制对清代的高官产生的深刻影响。华盛顿走向世界，也走向中国。

令美国人欣喜无比的是，在相隔万里、闭关自大的“老大中国”，居然还有这样一位黄皮肤黑眼睛的知音！1811年，美国政府为纪念开国总统华盛顿，开始筹建华盛顿纪念碑。在建碑过程中，美国政府向全世界广征纪念物。经过多方努力，徐继?这段赞颂美利坚的经典文字被刻在上等石碑上面，于1853年漂洋过海到达美国，被镶嵌进华盛顿纪念碑的基座。1862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将碑文译成英文后发表，使徐继?的言论在美国不胫而走。尤其是徐继?对华盛顿的赞誉言论，使美国朝野上下大为感动，引起很大反响。为了表达对这位中国官员的崇敬，1867年10月21日，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美国政府将一幅华盛顿像赠送给了徐继?。

在当时的清朝，徐继?的言论无异于晴空惊雷。保守派们强烈攻击徐继?“称颂夷人，献媚夷酋”，就连思想开放曾经称赞徐继?为“天下奇才”的曾国藩，也认为“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更有甚者采取断章摘句的手法，弹劾《瀛环志略》“轻重失伦，尤伤国体”，主张将它销毁，欲置徐于死地。1851年，徐继?被免去福建巡抚，留京任太仆寺少卿，成了管马政的副手，第二年更被削职回乡。让人百感交集的是，徐继?不仅生前宦海浮沉，命运坎坷，就连其死后的历史地位也反之覆之??“美奸”与英雄的称号交相替换，他的坟墓也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们捣毁过。光绪二年（1876年），郭嵩焘出使西洋，亲眼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实际情况，印证了《瀛环志略》对外面世界的真实描述，他在给国内的信中感叹地说：“徐先生从未到过西方，所写的却如此真实，并且早于我辈20余年，这难道不是深谋远虑高人一等者吗？”

多重乐章谱“神话”

“华盛顿神话”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登陆中国后，各色政治人物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深具政治意义的“思想资源”。围绕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不同政治集团的现实需要，“华盛顿神话”与近代中国缠结互动，不断变幻传衍，一幕幕活剧令人深思慨叹。

在推翻封建专制的斗争过程中，华盛顿是一面最好的旗帜，一个最吸引人的口号和标语。1922年，《申报》创刊50年庆时，报纸撰文说，回想近50年来，中国若有华盛顿这样的人，人民哪里还会遭受到那么多痛苦！

“华盛顿神话”很快成为激励革命党人的思想武器。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旬报》公开倡言：“以华盛顿之心，行华盛顿之事。”华盛顿成为鼓励人们革命救国的样板，成为革命派们的实践楷模。

民国肇始，孙中山也曾寄厚望于袁世凯成为“再造共和”的“中国华盛顿”。尽管袁世凯上台后，信誓旦旦地表示“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但其骨子里却没有一点点民主细胞。袁世凯横下一条心，要把皇冠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拣出来，并最终将专制独裁一步步推向极端。有人劝他，可以通过修改约法，成为终身大总统，他不干；又有人劝他可以再进一步，规定继任总统由现任总统决定，这样就可以总统世袭，他还是不干。他最终恢复了帝制，但他很快就死在了国民的反抗与唾骂声中，皇帝梦只做了83天。

华盛顿为国家鞠躬尽瘁，居功至伟，但他从不曾自我膨胀，恋栈高位。他从不拒绝人民赋予他的责任，但绝不为权力和交椅而战。美国人民因此摆脱了历史上通常的革命悲剧：以争自由始，以行专制终。

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战国时期庄子就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权谋文化盛行了几千年，为一己之私，军阀政客们可以为所欲为。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表演，更是利欲熏心的典型代表。为了登上皇帝宝座，他不顾全国怒潮汹涌，极力讨好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丧权辱国，承认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的亲信甚至无耻到将流氓、妓女等组织起来，美化为“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表演可谓是淋漓尽致。华盛顿能当君主而绝对不当，袁世凯明知不能当拼了老命也要当；华盛顿为自由留下的是路标，是激励，而袁世凯给中国留下的是“僭窃继起，叛变屡作”的乱象。这就是他们的区别。华盛顿早生于袁世凯127年，一个听从政治良知和国家民意的召唤，一个为权欲私心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民主与进步的意识上，袁世凯与华盛顿相差何止千万里之遥。

大道行思音未绝

如果单纯把一种制度的创建归功于一个人的道德自觉，未免主观武断。华盛顿是无愧于伟人称号的，但他的伟大是建筑在一种优质文化和先进制度的基础之上的。

美国是在英国的宪政思想影响下建立的，当时的北美大陆既没有西方式的封建传统，也没有东方式的专制传统，美国共和制度的确立有着得天独厚的社会历史土壤。当年在独立大厅参与制宪的55位代表，大多数人是博览政治理论经典著作的理论家，他们对孟德斯鸠、卢梭等先贤的先进民主思想驾轻就熟，杰出的才能使他们成功起草出一部指导政府实践的宪章。“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华盛顿身边还有一批坚定维护共和政体的精英。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奋斗的目标不是争取个人富贵和权力，而是要建成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华盛顿的得力助手国务卿杰弗逊就是一个共和政体的坚定维护者，他似乎对君主制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憎恶。杰弗逊对华盛顿的另一个有君主政体思想倾向的得力助手??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始终充满戒心，深怕汉密尔顿对华盛顿“施加”影响；他还敢于当面批评华盛顿，说他的第一次就职仪式同共和政体的朴素作风不相符合，仿佛是有意要向欧洲宫廷的仪式看齐。华盛顿任职期间，美国的内政外交经常成为报界攻击的目标。在他62岁生日的时候，部分国会议员建议休会半小时去给他祝寿，结果这不仅遭到了另一些议员的强烈反对，而且也遭到了《国民公报》的猛烈抨击，指责这种做法是“臣民对君主的一种效忠仪式??是要树立一种有害于自由的偶像??有君主制的味道”。在如此“严厉”的执政环境和现实政治背景下，华盛顿能选择独裁吗？

而民主宪政这样的“华盛顿神话”，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从头到脚都是“新生儿”。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虽然致力于中国的变革，也搅起了惊天狂涛，但他们对中国制度的选择更多的是出于理论设计，而非出于实践验证。因此，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了解还是很模糊、很肤浅的。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虽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上空升起，但先进的民主文化并未能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当时的革命党人忙于为革命起义四处奔波，很少考虑美国的国家模式与其他模式的异同，以及中国是否适宜此种模式。他们把民主共和在一个国家的建立也未免看得过于简单，以为只要推翻专制政府，制定临时约法，就能确保共和制度的存在，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而未曾考虑从专制到民主需要经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孙中山虽然在名义上是革命的领导者，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仅中央政府政令难出京门，独立各省各行其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不能掌握和控制军队，反而时时受到军队的影响和拘束。革命党人提出只要袁世凯承认民国的政体，他们就可以交出政权。殊不知他们向袁世凯交出政权之日，就已经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破产。试想革命党人连政权都保不住，又如何能保住那一纸“宪法”？鲁迅先生曾有过深刻的议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

呜呼，即使中国有华盛顿，也绝无美利坚之土壤！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形成与演变，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族群心理不无关联。茶余饭后，我们在艳羡美国只用了200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时，是否想过美国的强大，是一种制度上的强大，并非来自于哪个英雄，而是来自于民主制度下全体国民的参与和创造？“华盛顿神话”来到中国并非水土不服，在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转折关头，许多专制者往往为了一己之私而任凭历史的机遇与其擦肩而过。探寻近代中国风云沧桑的成败得失，究竟是医生一时失手的医疗事故，还是病人体质变化的必然结果？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已经不言而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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