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国共再次合作，徐恩曾在重庆碰到李克农时，神色尴尬地说：“你看，你们都把我的头发给整白了。”

把敌特组织“拿过来”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地址，原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徐恩曾感到那里太乱，便选定中山东路五号，建立起一个以他和机要秘书为中心的秘密机关，把这里搞成自己的大本营。

三杰“帮”国民党建情报机构

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整天在舞场和妓院里鬼混，几乎把什么事都推给“心腹”钱壮飞。调查科迁入新址后，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来，而首先看到这些文件的当然是钱壮飞。因此，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绝密”文件，在中共中央的办公桌上同时有了一个副本。

后来，陈立夫、徐恩曾进一步提出不仅要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而且要收集其他党派和政治势力，特别是反蒋派和反陈派的情报。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根据特科的指示，“帮助”陈、徐在南京、天津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形式出现的情报机构。这套情报机构的指导机关是“长江通讯社”，设在南京，由钱壮飞直接负责;同时在南京设立“民智通讯社”，由胡底任社长。后来，胡底被派往天津，在那里成立“长城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的社长则由钱壮飞兼任。胡底在天津搜集到的各种情报，均由这个通讯社作掩护，用密码发到南京钱壮飞处，再由钱壮飞转给李克农，然后经陈赓转给周恩来。从此，钱壮飞便主持了国民党全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李克农主持了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胡底则掌握了北方各省的情报。

钱壮飞奉命调查张学良

徐恩曾对情报的需求同样很迫切。钱壮飞、李克农等人也给这位顶头上司提供了许多“情报”，不过，这些“情报”大多是一些经过整理了的“材料”而已。

1930 年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非常想了解张学良的动向，几次派情报人员出关，均被张学良起用的日本特工搞掉。不得已，只得动用钱壮飞，命他组织一个小组去沈阳。中央特科除派胡底一同前往外，还特派情报科科长陈赓前往协助。他们拿着国民党的钱，到东北旅行一星期。陈赓利用这次机会，视察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并为中央带回许多重要的秘密情报。从东北回来后，李克农和他们一起写了份4万字的报告。钱壮飞将报告交给徐恩曾后，徐仅看了一部分便连连惊叹“了不起”。

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称赞和惊叹绝非故弄玄虚，而是因为钱壮飞这次东北之行，的确获得不少“情况”。首先，由于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帮助，特别是李克农、陈赓等人的具体筹划和组织，该报告提供了东北军的详细情况，其中固然有闭门造车的内容，可也有许多实情。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次东北之行，还在东北建立了一套能够源源不断地取得东北地区情报的系统。

李克农只身护送刘伯承

钱壮飞为取信徐恩曾，也的确费了一番工夫。为打消徐恩曾的疑虑，他除采取其他各项活动以投徐恩曾所好外，还特地将夫人和两个儿子接到上海一起生活。徐恩曾不仅对钱壮飞提供的情报确信不疑，而且对钱壮飞的为人也颇有好感。

徐恩曾虽然将钱壮飞视为心腹，但有一件东西，却紧紧抓住，不曾放手，即他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这东西就像是徐恩曾的护身符，每次外出时，他总是把这东西带在身上，珍藏在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没有这个密码本，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便无法搞到。后来经过精心谋划，钱壮飞利用徐恩曾一次赴宴的机会，终于复制了这个密码本。顾顺章叛变时，正是凭着这个密码本，钱壮飞才得以及时了解全部情况，从而使中共中央免遭灭顶之灾。

像钱壮飞在南京的做法那样，李克农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为掩护，把所得的情报全部送交陈赓。与此同时，李克农给徐恩曾的情报，凡属于有关我党活动的，大都夸大其词，不着边际。徐恩曾对李克农送去的那些情报，也从不怀疑，一律照转上去。李克农还护送了党的许多干部，并帮助党组织输送许多地下工作者打入敌人内部。当时，中共许多重要干部前往南京，皆由他护送。1930年初，刘伯承前往武汉指挥暴动，由李立三当面交待李克农护送他经由南京去武汉。事后，蒋介石及其他特务机构虽然也掌握了刘伯承离沪的情报，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是李克农只身一人将刘伯承送往南京的。

特务头子徐恩曾只得认输

从1929年底到1931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活动在敌人的心脏，出色完成了把国民党特务组织“拿过来”的艰巨任务。过了将近30年后，徐恩曾写回忆录谈到钱壮飞时，还惊骇不已地说：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机构非常严密。我上任后的开头几个月里，就像在黑暗的洞穴里摸索着的瞎子，然而到这一年(1930年)年底情况有点突破，开始摸到了共产党秘密组织的门道……我得悉捕获顾顺章的消息时，极为兴奋，命令立即将其递解南京总部……顾说，我的手下有一个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保管着我们的绝密文件，此人实际是一个共产党的间谍。他是我的秘书，我在1928年建立第一个商业的无线电台时，便雇用了他，并在我手下工作近三年时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从不多说话，也从不打听他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熟练地执行我的命令。我确实怀疑，这样一个模范职员会是共产党的特务。报告捕获顾顺章的密电是由他译出的，又是他把译出的报文交给了我。我希望顾是在撒谎，但是我派去寻找他的人回来报告说，我的职员已经在前一天早晨偷偷地溜走了，我才相信顾顺章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徐恩曾这一过失，使得他的顶头上司陈立夫十分恼火。直到1980年7月2日，在写给他人的信中，陈立夫还以责备的语气说：“其时双方做渗透工作，无孔不入，可均兄(即徐恩曾)录用钱壮飞为一大疏忽。”

上世纪40年代国共再次合作，徐恩曾在重庆碰到李克农时，神色尴尬地说：“你看，你们都把我的头发给整白了。”

蒋介石和戴笠之间的的微妙关系

戴笠的“五好”中，尤以好色为先。受戴笠蹂躏最多的当数军统特训班的女学生或女特务。叶霞翟、赵霭兰、余淑恒等女学生都是长时间被戴笠霸占当作玩物的著名女特务。

1942 年“四一”大会后，蒋戴关系也发展到顶峰。

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先。财政方面，他还能轮流交给宋子文、孔祥熙帮他掌管;军队方面，他也还能赋予何应软、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四大金刚”很大的权力。但在特务方面，唯有他一人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过问。足见他对特工的重视程度。

蒋介石控制特工的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人员可以给以大权，但决不给以高位，以防范他们在政治上坐大，形成失控的势力。

所以戴笠出任军统头目10 年以来，干来干去，始终只是一个军统局副局长，相当于政府简任官的三至四级罢了。给了一个少将的军阶，直到1945 年3 月8 日才由国民政府给予公布，可见蒋在这一点上对特务控制之严。

蒋介石把戴笠控制得极严，但10 年来蒋、戴合作却相当默契。这一方面是戴笠出于报蒋知遇之恩，拥蒋、忠蒋几乎已到死心塌地的地步;另一方面，戴也是绝顶聪明之人，他知道以他的资历、能力、水平，是跳不出蒋的手心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如何能得到蒋的绝对信任，被蒋重用。他把掌握蒋的思想、行动，研究蒋的心理、性格，以便察颜观色、揣摩迎合、顺其好恶、见机行事作为军统特工情报工作的重要内容。

戴笠对蒋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周密，其主要渠道是通过蒋身边的警卫人员获得。他注意和这些人保持联络，并从生活上、感情上给以关心。1936 年1 月，蒋的侍从室改组，改组后的侍卫组，由蒋孝先兼任组长，并由戴笠向蒋推荐军统特务陈善周、黎铁汉分任警卫、特务股长。侍从室侍从副官居亦侨与戴笠同是黄埔六期同学，年纪却比戴笠小六七岁。但戴笠每到侍从室，总要毕恭毕敬地称居亦侨为老哥或老兄，以示尊敬。平时每到年节，更是私下给蒋、宋身边的内侍人员赠送红包或赠礼品。赠送对象，上至秘书、副官，下至女佣、男仆，无一例外，人人皆大欢喜。这样，每到关键时刻，戴笠需了解一点什么情况，送呈一份什么报告，这些人都能一路绿灯，甘心情愿为戴笠帮忙。

戴笠对蒋介石的心理、性格的研究，也可谓精细入微，揣摩至透。比如，蒋介石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传达公布，其数量平均每年在10 只公文箱左右，可见其数量之多之滥。其内容从军事、政治，到党务、经济，无所不包。但是，对特务工作，蒋又历来讳莫如深，很少下手令的，特别是涉及到暗杀进步人士、分化搞垮反蒋派、勾结日伪人员等，蒋更是小心谨慎、不留蛛丝马迹，以免授人口实。戴笠对蒋的这种心理早已揣摩掌握，大凡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戴也从来不用公文形式，对蒋只作口头报告，对蒋的指示也只作脑记心记，不作笔录。回到军统局传达时，一般也只讲“奉谕”2 字，究竟奉谁之“谕”，他是不作解释的。通过这种方法，达到不留痕迹，蒋对此也感到满意。

戴笠素知蒋用人行事，十分注意外表精神。其方法就是对使用对象进行目测，观其仪表是否整洁，外表是否精神，言语是否精练等等。因此，戴笠每次去见蒋，必衣冠整洁，精神抖擞，回答问题简明扼要，从不拖泥带水。

不独戴本人如此，凡由戴向蒋引见的人员，事先戴必对其关照一番，以免失蒋欢心。

蒋对部下有两点是最忌讳的;一是援有私人，自成体系。二是贪污。戴笠在这两个方面都掌握得很好。在这之前，他从不参加任何派别活动，即在黄埔系内部，他也是独往独来，不参加或组织小集团，以免招蒋猜忌。在贪污贿赂方面，他经常通过整肃军统小特务中的贪污受贿行动，以沽名钓誉，或则在见蒋时，乘一辆旧车，以区别于当时重庆军政大员竞相乘坐豪华车的奢侈之风。

蒋之用人，有两条最重要的原则，一条看是不是浙江人，或者是不是黄埔出身;一条看什么人保荐。戴笠对这两条也是掌握得很准的。在军统的关键岗位上，大都是浙江人或黄埔生在把守，故蒋介石对军统的人事安排向来是放心的。戴笠向蒋保荐人员，也是非浙江人、非黄埔生不保荐的。有时需保荐某个重要而又关键的高级职务，戴笠自知份量不够，要借助他人援手，但戴笠必吃准此人与蒋的关系，决不徒然自讨没趣。

戴笠素知蒋考虑问题，决不肯被人牵着鼻子走，常有令属下防不胜防之处。由此，戴拟定计划，回复问题，必准备两至三套方案，在第二套方案没有准备好之前，第一套方案决不拿出来，因而戴笠每向蒋献计呈策，鲜有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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