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因何而来?

1949年，毛泽东向米高扬要求苏联为中国“提供全面的援助”

新中国成立前，技术人才和经济建设经验十分缺乏;同时，鉴于当时国际形势和意识形态，向苏联寻求援助无疑是一条重要和快捷的途径。1948年，东北局书记林彪就致信斯大林，要求派遣大批经济顾问和专家来华，帮助制定东北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不过苏联并没有立刻慷慨解囊，因为斯大林还不确定，中共夺取政权后是否会加人社会主义阵营并保证对苏联的忠诚。1949年1月至2月期间，苏联派米高扬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对西柏坡进行秘密访问，了解中共取得政权后对苏联的立场，以及商讨援助的事宜。

据沈志华的研究，此次会谈中，斯大林了解到：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已经势在必行;新中国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中共感谢苏联的援助，并愿意接受苏共的领导。而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恢复经济需要苏联给予大力帮助。在2月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说：“我们想请求苏联给我们派来一些专家和提供制造武器的设备，并派遣一些顾问帮助我们训练部队、建立军事院校和组织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后勤工作。”最后，在2月4日的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要联共(布)方面提供全面的援助。需要两位顾问：一位经济顾问，一位财政顾问。”

米高扬没有给予答复，称还需请示斯大林，并要求中共派代表团到苏联磋商具体事宜。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代表团秘密到莫斯科磋商。此次出访有成果，8月刘少奇回国时就带回220名苏联高级经济干部和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中苏签订了中苏关于专家问题协定，其中第一条“苏联政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请求派遣苏联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及机构和组织工作。”协议签订后，大批苏联专家开始入华援助。如果说战后苏联向东欧国家派遣顾问是出于控制和渗透的目的，多少有些强加于人，那么，到中国来的苏联顾问和专家，完全是中国政府自己请来的，完全是为了满足中共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

当时华北150万党员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苏联专家对新中国经济的恢复至关重要

中共取得政权之后，作为革命政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和农村工作，缺乏掌握政权后管理国家的经验。根据 1950年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领导人员中，近50%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依靠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当然是无法对偌大中国进行有效管理的。因此，中共一方面动员各部门干部到苏联学习、参观，一方面聘请大量苏联专家来华协助政府进行管理。苏共中央的档案提供了1954年第1季度苏联顾问在华工作范围和地区的证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顾问达403人，这个数字大约占当时在华经济专家人数的1/3，而且其中318人，即3/4以上的顾问集中在北京。这些顾问遍及中共中央和政府所有部门，从安全、军事、情报，到体育、卫生，无所不在。

而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也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 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如果按照苏联的统计材料，1951-1953年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已有1210人。这些数字大概都没有把铁路专家计算在内，据铁道部1953年的工作报告，仅1950年5月长春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以来，就先后聘请苏联专家1500人。…[详细]

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将会遇到不可想像的困难”

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后，苏联专家便投身到一五计划之中了。他们帮助中国完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这从1953年李富春的报告就可以看出。

报告说苏联决定在1953年至1959年内，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91个企业，同时完成1953年4月以前苏联援建的51个企业，共为141个企业。对于这些企业，“从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确定企业的设计任务书，进行设计(苏方担负工作总量约70 —80%，我方担负20一30% )，供应设备(苏方供应设备总量约50 —70%，我方负担30一50% )，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一直到新产品的制造，无偿地给制造新产品的技术资料等等，总之是从头到尾全面地给予援助”。为了帮助中国掌握这些企业，苏联除接受每年派遣1000名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到苏联企业。”

李富春在报告中肯定地说，“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如果没有苏联的上述帮助，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速度，同时我们将会遇到不可想像的困难”

当然，斯大林也趁朝鲜战争中国急需武器援助之机，推销已淘汰和废弃的武器

苏联的援助对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来说极其重要。当然，苏联同样需要中国，在冷战时期，苏联对远东乃至整个亚洲的战略目标的核心是与中国结成同盟，并以此为苏联安全的东方屏障。

此外，苏联援华的经济目的是十分明显的。战后初期，苏联的经济困难较多，斯大林利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急需苏联武器援助的机会，推销苏联已经淘汰和废弃的武器装备。例如，苏联国防部和总顾问团一再建议中国以2亿美元购买已退役的l20架图一4重型轰炸机，一则中国资金短缺，二则这种飞机无法适应战场需要，彭德怀坚持拒绝，后为照顾中苏关系，作为训练器材买了10架。还有一些军事装备，是缴获的德军和日本关东军的战利品，其中有的到战场上根本无法使用。如1950一1951年从苏联运往中国的飞机，有1/4不能起飞，而需要进行修理。

苏联专家又因何而走?

毛泽东试图摆脱“一五”时期的苏式发展模式，寻找“比苏联更快更好建设方法”

一五计划接近尾声时，中国便开始考虑调整聘请苏联专家和顾问的政策。早期毛泽东号召全民向苏联学习，此后逐渐调整。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国人对苏联专家的盲目崇拜说，“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已经深人人心”，“各部都有，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1958年在6月23日军委扩大会议的座谈会上，既要求“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强调“一定要批判地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显然，此时他的口气已经不再是一个面对老师的学生了。

不要教条主义，此一提法放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合理的，在当时国人的确存在过度依赖苏联专家的情况，不过毛泽东此番举动别有深意。长期以来，毛泽东一直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1956年毛泽东在提出《论十大关系》时就曾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而当苏联帮助中国制定和完成一五年计划的同时，为也为毛泽东摆脱苏联道路的影响创造了条件，在毛泽东看来，羽翼丰满后，再保留大量可能影响中国政策方针或体制建设的苏联顾问和专家显然是没有必要了——再者毛泽东酝酿已久的雄心勃勃的“大跃进”即将开始。

中国率先要求苏联顾问离开，削减专家人数，以此削弱苏联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1958年8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商谈长波电台和中苏共建舰队的问题，苏联专家的问题也在会谈之列。当时中苏领导人会谈经过摘录如下：

……赫鲁晓夫：让我们来谈谈顾问问题。照我看，顾问有如人身上的脓包，要把它挤出去。毛泽东：我不这样看。…… 毛：你们的顾问大部分都是好的，你们的人就是我们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有些毛病的只是极少数个别的人。赫：我看还是把顾问们调回去好。毛：我只是说个别人，你就要把所有人都调回去。赫：我并没有说决定调回去，我只是提出来，怎么办完全由你决定。……

从双方交谈中可以看出，苏联政府受波兰事件的影响，有心全部撤退在华顾问和专家;毛泽东则表达了对苏联顾问的不满。双方意见最后达成一致，为巩固中苏同盟，在华苏联顾问或撤回，或改为专家，以后将根据中国的需要继续派遣专家。这里需要说说顾问和专家的区别。顾问一般都是苏联的高级干部，来华后分配在各政府主管部门，负责机构设置、规章制度、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工作，并协助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但文教专家和军事专家，通常也归入顾问范畴。专家都是专业技术人员，一般都在企业或经济主管部门工作，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因为相比于专家来说，苏联顾问对中国的政策方针影响力更大，所以毛泽东希望减少顾问的数量降低苏联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赫鲁晓夫尚未离开北京，周恩来即将两国政府关于苏联军事专家在中国工作问题的议定书草案送毛泽东审阅。议定书规定：苏联根据中国政府请求而派来的军事专家归中国政府支配，如果所在单位继续需要他们，应即改为专家，在双方商定的期限内，继续工作。8月23 日国务院通知：“各部门聘请苏联专家必须严格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只有工作上确属需要的新技术、新专业和薄弱环节才可聘请专家，同时，要注意凡能聘请短期专家解决的，就不要聘请长期的专家，凡能够几个单位合聘的就要合聘。”此后，中方进一步对聘请专家的专业、聘期、来华日期和聘请条件提出了严格要求，并规定了审查制度和相应程序。由于执行新政策，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的数量逐年减少：1957年 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再加上不断有专家到期回国，从1957年开始，在华工作的专家人数更呈现下降趋势。

中苏在国际共运路线方针上南辕北辙，赫鲁晓夫决定撤走全部援华专家

五十年代后期，中共在“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激怒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指责中国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并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激怒了毛泽东。

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自然也很快影响到专家援助政策。点燃赫鲁晓夫愤怒炸药的导火索是中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表现。赫鲁晓夫本想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迫使中共“低头认错”。结果却是双方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于是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

至于赫鲁晓夫决心撤退在华专家的更为详尽的原因，1960年7月13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曾作报告。报告认为，中共“表面上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实际上只是把这一原则看成为一时的策略手段，他们不相信在当代条件下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中共违反与苏共关于不在两党之外暴露双方分歧的约定，“走上了公开反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赞许的共同路线的道路”。报告指责中国在1960年4月“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批评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其次，报告认为中共中央采取了宗派主义手段，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拉拢他们“反对苏共的路线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努力孤立苏联共产党”。

由此可见，苏联撤退专家并非背信弃义如此简单，真正原因和目的是，在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对中共的“顽固不化”恼羞成怒，试图以此迫使中共承认错误，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向莫斯科屈服——莫斯科的新路线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毛泽东则坚持斯大林时代的武装斗争和输出革命的方针。当然在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之前，中国已经要求对苏联的专家做缩编了，对此也有心理准备，苏联向中国照会后，毛泽东说：“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也要走这个道路。

苏联撤走援华专家不是造成“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其影响主要局限在军事国防领域

关于苏联专家撤退所造成的后果，有一个普遍的论点是，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不但在极短的时间内，撤走全部援华专家，撕毁援建项日的合同，带走相关技术资料与图纸，是造成我国三年困难的重要原因。

但沈志华在《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中认为，苏联专家的全面撤走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负面影响，过去似乎估计过高。他认为：“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官方过分强调了苏联撤退专家在造成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困难中的作用。”沈志华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专家对中国的援助重点放在了军事工业上，特别是核武器的研发上。从1 000多名经济专家分布来看，八成以上集中在国防企业及与国防工业有关的部委和科研机构中，还有一成多为冶金、化工和水电专家，在煤炭、石油、建设、轻工、农业及铁路运输等部门，都只有极少量专家，最少的1个人，最多的7个人，而在水产、粮食、纺织等部门则已经没有苏联专家。”因此，就如同在农业领域发生的问题一样，苏联专家的撤走对工业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经济的衰退大多是因为自己的决策失误，事实上，与苏联撤退专家没有直接关系。

早在1960年以前，中国已经逐渐减少引入苏联专家和顾问，但中国并非不需要专家的帮助。相反，在减少或停止聘请管理层面的苏联专家的同时，中国对科学技术专家的需求更迫切了，尤其是在高新和尖端科技方面，譬如核军事领域。在60年代由于苏联专家主要集中军事工业，特别是核武器上，所以苏联撤走专家，影响最大也在此领域。

苏联专家的来与去，实际上折射的是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地位的升降。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资历和声望已远非赫鲁晓夫所能相比，其产生中国应取代苏联领导社会主义的看法也在情理之中。由此，摆脱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速度上超越苏联，在50年代末就成了毛泽东汲汲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苏联专家的撤离，当放在此一大背景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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