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世昌父亲邓端甫，曾担任同孚洋行买办；他们家族原是珠江口的引水员，后来做的是报关行、揽载行生意，均与航海、贸易有关。邓世昌小时学英语，长大投身海军，与其家庭背景息息相关。

邓世昌的父亲是谁？邓世昌家族后人与学术界的说法互相矛盾。

邓世昌孙女邓素娥（《邓世昌遗事及有关文献》，《图书馆杂志》1982年地2期）、外孙女叶素兰、外孙叶裕芳（《邓世昌琐事采录》，1990年《威海文史》第5辑）、重孙女邓立英（《民族英雄 英烈参天》，1989年张家口政协等编《民族英雄邓世昌》）、重侄孙邓敏扬（《邓世昌二三事》，1991年《天河文史》第一辑）都说是邓焕芬（字秋甫），感觉口径非常统一。这么多后人众口一词，真实性还有怀疑吗？

然而，广州市海珠区龙涎里2号的邓世昌纪念馆，展板上邓氏谱系写的是“邓焕庄”（邓焕庄字端甫）；邓立英提供的家传文献《哀荣录》，写的是“端甫公”。

邓世昌三个儿子邓浩洪、邓浩祥、邓浩乾所撰《哀启》（此标题在整理发表时改为《哀祭先严》），相当于发丧的讣闻，写到邓世昌“少随先大父端甫公游沪上”，接着又讲到：“光绪十年，……适遭曾大父竟能公、先大父端甫公丧……”（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民族英雄邓世昌》，1989年，第25页）

“先大父”一词指的是祖父。邓浩洪兄弟的“大父”，就是邓世昌之父。从《哀启》可知，邓世昌的祖父叫邓景能，父亲叫邓端甫。“端甫”是“字”，正式姓名是邓焕庄。陈明福《海疆英魂》一书指出：“从《哀祭先严》一文可知邓世昌的父亲是端甫、祖父是景能。此文是邓世昌三个儿子在其父殉国后不久联名发表的，其可信性不容置疑。”

据陈明福《海疆英魂》，邓氏家族传至二十二世有两兄弟，二宅景新生子焕芬，四宅景能生子焕庄。实际上，焕芬与焕庄只是叔伯兄弟而非同胞兄弟。

那么，为什么邓世昌的后代要众口一词咬定是“邓焕芬（邓秋甫）”呢？问题的症结，恐怕出在邓端甫曾经当过洋行买办。

“买办”一词来自葡萄牙语Comprador，最早在广州、澳门一带使用，指的是粗通外文、给外商充当仆役的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前的广东，被认作一种十分“低贱”的职业。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为中外冲突的前线，有少数买办、通事、引水员仍偷偷为外国人服务，故在相当一段时间，买办经常被当作“汉奸”的同类，为士大夫阶层和普通平民所鄙视。学者季压西在总结两次鸦片战争中的这种现象时说：“跟随外国人为其服务的会夷语的中国人常被毫不含糊地冠以‘汉奸’之名……”（《中国近代通事》，第123页）

上海开埠后，大量广东买办涌入上海，部分取代了原来十三行时代“行商”的职能，地位有所上升，上海人和广东人心目中的“买办”形象出现了较大差异，但人们对买办的观感依然欠佳。徐润、唐廷枢、郑观应等早期从事买办职业，在掘得第一桶金以后，都选择脱离买办行列，以捐纳方式取得清廷候补道、候选道职衔，从事官办洋务工作，就是很好的证明。从清中期到1990年代初，除了清末民初很短一段时间，“买办”一词往往含有贬义。

邓世昌父亲这个分身若如实披露，不仅各方都很尴尬，其后人也将煌煌不可终日。为了避免麻烦，后人被迫“移花接木”，将邓世昌的父亲改为其叔伯兄弟邓焕芬。

邓世昌家世的“移花接木”，还有其他一些佐证。邓世昌重侄孙邓敏扬曾“整理”邓世昌家谱，列出所谓邓氏四兄弟：建昌、达昌、世昌、远昌（《邓世家族谱》，广州市海珠区政协编：《气壮山河——纪念民族英雄邓世昌殉国一百周年》，1994年）。其中“建”“达”“远”三个字，在当时来说算同一个偏旁，而邓世昌原名“永昌”，这个“永”字却并无相同的偏旁。建昌、达昌、远昌肯定是一父所生，而世昌是后来出于某种考虑加到这个世系里的。

同孚洋行买办？

著名经济史专家聂宝璋早就从《申报》中发现，1870年代上海同孚洋行有个买办叫“邓端甫”（《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75页）。《申报》的报道没有提到邓端甫的籍贯，但1875年9月30日该报刊登了邓端甫欠债被告上公堂事件，债主广祥合向会审公堂控诉，要求邓的保人魏肯堂归还欠债，双方在广肇公所“核质”，也即核对帐目之意。

广肇公所是旅沪广州、肇庆两府人士成立的同乡组织，在上海广府人中有很高威信，遇有争议可以请广肇公所作调解或仲裁。由此推断，邓端甫、魏肯堂、广祥合店主都是广府人士。

这个同孚洋行邓端甫，是否一定就是邓世昌的父亲呢？种种迹象显示，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贸易实行的是广州“一口通商”制度；战后，增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口岸。上海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洋行前来，很快就在贸易总量上超过广州。洋行向上海转移，原广州十三行的买办、通事（翻译）也跟随洋商转移。这些买办都会讲“广东英语”（Pigeon English，当时省港澳地区一种外贸语言），能跟洋商直接交流。上海开埠早期最著名的买办，如吴健彰、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等，都是广东人。

邓世昌后人有时会提到邓世昌父亲是个“茶叶商人”，这一点跟同孚洋行买办的身份十分吻合。同孚洋行（Olyphant & Co.）是一家美资洋行，1828年成立于广州，创始人D.W.C. Olyphant是个虔诚的长老会教徒，坚决反对向中国输出鸦片，是十三行时代洋行中少有的例外。不做鸦片，只能做茶叶，茶叶生意就是同孚洋行的主业。另一方面，买办既给洋行打工，也独立经营自己的生意，这是上海开埠早期的普遍现象。那么，将邓端甫称为“茶叶商人”，完全说得过去，只是后人有意隐瞒了他的买办身份而已。

从《哀启》里面，我们知道邓世昌的祖父叫“邓景能”。邓景能从事什么职业呢？1837年，署澳门海防军民府马士龙发布告示，引述“引水”布顺安、邓景能等禀报外国鸦片走私船寄泊伶仃洋的报告，警告洋船不得驶进金星门一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四部道光十七年文书，第壹号）

邓景能的职业是“引水”，广东俗语叫作“带水”，由珠江口一带熟悉航道、有驾驶经验的人担任，能讲“广东英语”，会使用航行术语。

十三行时代，外国船只抵达澳门后，必须由中国派出的“引水”带领，才能进入珠江口溯江而上到广州贸易。邓氏家族祖籍东莞怀德乡，位于珠江口的虎门镇，是洋船进入广州的咽喉重地。鸦片战争后，中国引水权丧失，邓景能让儿子邓端甫充当同孚洋行买办，既是生计的出路，也很可能是考虑到同孚洋行不卖鸦片，做生意能坚守“不作恶”的底线。据《申报》报道，约1875年，邓端甫离开同孚洋行，独立经商，有一段时间离开上海到“福建省火船为业”（1875年9月30日《申报》）。这一年，邓世昌在福建，先后管带海东云、振威轮船。

邓世昌家族后人在无意中透露出一些信息，也从旁证实了邓家原来从事“引水”职业。邓世昌外孙女叶素兰、外孙叶裕芳回忆，说邓世昌夫人小时候摇过船，父亲是个“挑水”的。我认为，“挑水”应是“带水”。邓世昌女儿嫁给船政学堂同学叶富的儿子叶说周，而叶说周的职业，是在长江当“带水”，“经常在长江口外领航船只”（1990年《威海文史》第5辑第61页）。这段婚姻，是典型的门当户对。引水员多来自珠江下游的船户，故邓世昌夫人小时候摇过船。

邓世昌侄孙邓权民回忆：“世昌叔公的父亲焕庄公，专门为世昌叔公雇请了一名洋教师教算术和英语。”（2012年9月11日《新快报》）在1860年代，什么样的家庭会不惜工本，花钱请洋人教英语？只有买办家庭才有这种动力。当时的买办都是子承父业，学好英语和算术，就是当买办的本钱。但邓世昌没有走买办之路，而是选择了入读船政学堂。

潘飞声隐讳邓世昌身世

近代著名诗人潘飞声（1858-1934）是邓世昌同乡，为十三行巨商潘氏后人，所居在广州河南龙溪乡（今广州海珠区龙溪首约一带），与邓世昌故居相距约500米。1895年5月1日，潘飞声在香港《华字日报》发表《邓壮节公传》一文。邓世昌牺牲后，重修邓世宗祠，潘飞声又写成《番禺邓氏祠堂碑记》（潘飞声：《老剑文稿》，《说剑堂著书》第一册，光绪戊戌仙城药洲刻），但追述邓氏世系的文字极为简略：

“十八世祖仕英府君由东莞怀德乡迁居羊城，十九世晋富府君挈其子积喜府君复迁河南龙尾导乡。嘉庆二十三年隶番禺县茭塘司民籍，税载重岗三十一图六甲。是积喜府君以东莞二十传而为河南始迁祖也。积喜府君生子五人。冢子成璋府君，次成开府君，三成生府君，四成意府君，五成兆府君，堂构相成贻我子孙，惟未建宗祠以崇祖德……”

潘飞声对邓氏家族从事的职业、从东莞迁居羊城的原因不著一字；写到“光绪二十年八月二房世昌殉节于大东沟之战”，只提“二房世昌”而不提邓世昌父亲名字，似乎刻意回避。显然，邓家先世并非“士农工商”中的士人或农人，在那个时代就算不是读书做官，从事农业也属于“高尚”职业，不必讳饰。潘飞声对邓家先世的职业只字不提，引人遐想，感觉是知道他们从事“贱业”而不愿意直说。

潘飞声出身于十三行潘氏家族，曾是十八世纪的“世界首富”，但笔者查阅他们家族的族谱《河阳世系》，只在一处地方提到入粤始祖潘振承开办“同文洋行”，此外对家族从事的外贸活动不作记载，家族中几代著名行商潘振承、潘有度、潘正炜的小传，罗列各种官职以及诗文著述，没有只字描述到外贸生意。显然，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只有读书做官才值得炫耀，潘家不愿太多宣扬其外贸商人身份，在留给后代子孙的族谱中也加以掩饰。

如果邓端甫确实充当同孚洋行买办，潘飞声不可能不知道这段家世。潘氏家族是十三行最大的行商之一，早期商名是“同文洋行”，后期商名为“同孚洋行”，在茶叶出口业务上与美国Olyphant & Co.应该有过交易。鸦片战争后，中国行商制度结束，Olyphant & Co.袭用中文“同孚洋行”这个字号。同样的例子，发生在另一个巨商伍氏家族身上。伍家原来的“怡和行”字号，为英国贸易伙伴Jardine Matheson所继承，这就是著名的怡和洋行。

邓世昌祖父邓景能是珠江口的引水员，父亲邓焕庄则充当美商同孚行的买办。在清代的广府地区，引水员多来自被视作贱民的“?户”（水上人家），买办也是比行商“低贱”得多的职业。这样的身世，若形诸文字，对邓氏家族有损无益，不如不提为好。甲午邓世昌殉国，已被公认为抗击外敌的国家英雄，亲朋故旧恐怕都不想再提这段往事。

祥发源是“茶叶庄”吗？

1994年邓敏扬写成《邓氏家族谱》一文，称邓世昌的父亲“尝于广州及津、沪、汉、香港、秦皇岛等地开设祥发源茶庄”（《气壮山河——纪念民族英雄邓世昌殉国100周年》第39页）。其它很多撰述，也都说他们家族开祥发源茶叶庄。只有邓世昌另一侄孙邓权民回忆说，邓焕庄在上海“经营商品报关生意”（2004年9月16日《广州日报》）。经与其它资料相核对，邓权民的回忆更加准确。

邓世昌父亲的生意涉及茶叶，这是确切无疑的，但并非专门的茶叶庄。清末先后出版的两种《上海指南》，都有“祥发源”的记录，均列在“报关行”名下。（熊月之主编：《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第4册第140页，第5册第215页）。

祥发源既是报关行，也是货运揽载行。上海的广东籍买办开设揽载行，代理轮船货运业务，有很多先例，唐廷枢、徐润、郑观应都做过。洋行买办跟轮船公司十分熟悉，旗昌、同孚、怡和、太古等洋行本身就开设轮船公司，但洋人不熟悉国内客户，必须通过华人买办揽货，故买办开设揽载行，兼办货物报关，成为一种趋势。

在招商局档案中，有不少与揽载行祥发源打交道的记录。作为揽载行，经手办理运输的货物，当然包括茶叶，但更多的是其它货物。严格来说，邓氏家族经营的祥发源并不是茶叶庄，而是揽载行兼报关行。

为了维护邓世昌的英雄形象，从文人潘飞声到邓氏家族后人，均小心翼翼地抹去邓家的“买办”痕迹，故而，邓世昌家世被尘封百年。买办家庭出身的邓世昌，或许对国家贫弱有着比他人更多的感触，他由此投身海军，以壮烈殉国唤醒国人，正是英雄特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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