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外滩，机动车与人力车争道
20世纪30年代上海西藏路街景
但丁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但在公共道路上，为了保持畅通，人和车却不能随便走，得遵循一定的规则。1945年6月22日，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行政院发电文称：“着自本年十月一日起，全国一律改为靠右行走。”
《古礼》曰：“道路男子由右，妇女由左，车从中央。”唐代则有车辆靠右行驶的规定，“以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皆周法也”。但这些规定并没有普遍实行，也不具有延续性。真正意义上的交通规则的产生，是汽车出现之后。
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的南方省份和城市，例如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受英国的影响，普遍靠左行驶；而山东、直隶等北方省份，受美国等国的影响，大多采用右行规则。直到19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规定车辆都得靠左行驶，而东北等日本占领区也采取左行规则，全国范围内的规则才基本得到统一。但为何在10年之后，又要“一律改为靠右行”呢？
美军制造的难题
抗战期间，汽车多由美国输入。美国公路交通规则是靠右行驶，因此美国的车辆到中国后，必须对方向盘及灯光进行改装，而这需要大量的改装费用，正如1945年12月31日的《申报》所称：“改装费须达车价百分之十二。统计全国车辆因改装而支出之费用，殊为浩大，故节省改装费用，亦为改靠右边行驶理由之一。”
抗战期间的后方大城市和抗战胜利之初的上海、天津、成都、重庆等城市，都驻扎了一定数量的美军。美军不习惯中国靠左行驶的规则，事实上，也确实时有美军军车肇事发生。1946年2月9日的《申报》提到：“抗战胜利的前夕，在后方诸大城市中，如重庆、昆明、成都、贵阳等地，因为军用汽车云集，运输量激增，均有行车秩序混乱的发生，及肇祸伤人的不幸事件。当时各地，以美军车辆较多，故运输当局感觉美邦人士对于靠左行驶，或不习惯，拟改为靠右行驶，以谋矫正一切弱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行政院发的电文里，也如此阐述改革的原因：兹为节省改装，减少肇事起见，亟应修改。
除此之外，适应“世界趋势”也是改革的重要原因。1945年9月10日，内政部给四川省政府的电文声称：“查车行改靠右行驶，行人仍靠左走，诚为适应世界趋势之举。”以当时情况而论，世界各国靠右行驶确为多数。《申报》统计，二战之前靠右行驶之国约占世界各国总数的7/10。因此，中国改为靠右行驶，也就是适应了世界趋势。
全国一致转向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这封电文，拉开了“一律靠右”改革的序幕。行政院接令后立即着手办理，制定了《改进市区及公路交通管理办法》。新法规定，车辆一概靠右行驶，转弯时除交通警察特准外，一律靠右边顺转；人兽力车应绝对紧靠右边，单排顺序行驶，不得超越争先；后车需要超越前车时，必须先鸣喇叭，得前车表示手势许可超过时，始可靠前车左边越过。与此同时，为适应此项改革，政府还绘制了全国公路行车路线示意图，其中包括行车靠右示意图、超越前车示意图、叉路口顺右拐弯示意图。另外，为保证靠右行驶改革安全稳妥施行，政府也制定了汽车限速规则，规定汽车行车最高速度在市区及人口稠密交通繁盛之处，以每小时20公里为限；其他地点小型车辆以每小时50公里、大型车辆以每小时40公里为限。
车辆“一律靠右”，而对公路上的行人，国民政府最初设想是“行人仍靠左走”，其理由一是民众已有靠左走的习惯，二是政府认为车与人相对进行，则人早望见，易于避让。但后来有人提出意见：车辆靠右，行人靠左，如车与人相对而行，不是用车去撞人？因此此项规定做了调整，规定如有人行道，行人须走人行道，不得走行车道；如无人行道，“行人靠边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忙于接收工作，难以顾及其他，军事委员会于9月初通令各省政府、战时运输管理局、交通部，公路车辆靠右行驶改为1946年1月1日起实行。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应对，制定了相应的交通规则并广泛宣传。
由于政府与民间的准备、宣传较为充足，交通秩序又维持得认真，施行当天的情况比较理想。在上海，“在这熙熙攘攘嘈杂的人群里，有时会有一小队的童子军走过，他(她)们真使人喜爱，他们服装整洁，精神充沛地用着轻快的步伐走着，他们不是闲逛，而是负责帮助维持交通的工作，因为车马靠右行开始的第一天，恐怕车马行人们都未习惯，致紊乱了交通秩序，所以全市警察、青年团团员、市党部服务队队员和全市学生，都参加这督导工作，他们在细雨蒙蒙下，充分表现着他们的服务精神。”（《申报》）当天上午9时的成都，“公路局之督导车即载警局车管所、公路管理局、市府工务科三机关督导人员，出巡全市……成都童军分会派出童军十余队，协助警局服务，各童军在车民喧嚣拥挤之中，颇能尽责……”（《新新新闻》）
城市居民由新奇而渐渐习惯了“一律靠右”的行驶方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沿袭了这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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