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诸葛亮的继承人、蜀汉大将军姜维，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名英勇善战，精忠报国的武将，就连他的恩师诸葛亮也称赞他说：“(姜维)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其人凉州上士也”。但是通过考察姜维的一生，我们认为他不仅是一位九伐中原的大将军，而且是一位艰苦朴素，淡泊清雅的典范；姜维的这一品德与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廉政建设是一致的，因而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很深刻的教育意义。关于姜维的清政廉洁，在《三国志?姜维传》中已交代的很充分了。书中评价姜维曰：“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历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这段话是谁评价的呢?是蜀国老臣。博学多才的秘书令正。据《三国志?蜀书?正传》介绍：“（正)自在内职，与宦人黄皓周旋，经三十年。皓从微至贵，?弄咸权，正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是以官不过六百石，而免于忧患,由于他的地位和处境，对姜维的了解不但全面，而且不受黄皓的影响，所以不存在偏见，评价是公正的。那么，姜维的清政廉洁又是怎么形成的呢?第一，是母亲教诲的结果。史传记载，姜维“少孤，与母居，好郑氏学”，及至长成，“赐宫中郎，参本郡军事”。又据晋傅玄《傅子》记载，“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清朝甘谷县令杨芳灿在《重修汉平襄侯碑记》中称赞姜维日：“绍忠节之家风，负淑傥之才略”(见孪春土编《姜维》第1l页)。在姜维故里的甘谷县姜家庄姜维墓附近，有一个石洞，洞深3米，高2米，当地人称“姜维洞”，是姜维童年时与他母亲一起居住的地方。试想，一个小孩在石洞中生活，可想而知是何等的艰苦了，就在这艰苦的环境中，姜维经过母亲的教诲，练就了一双敏锐的眼力，高超的武功和坚强的毅力。姜维从军后，还不时的来到洞里看望母亲，给母亲讲叙军队的情况，当母亲有病时，又为母亲上山采药、熬药、喂药，体现了一个孝子爱母、敬母、养母的美德。正因为有了母亲的培育，所以姜维的《报母书》讲了一个姜维既艰苦朴素，又有远大志向的故事。魏明帝太和中，姜维有感于诸葛亮爱才之诚，由魏投奔蜀汉，与在冀城(甘肃甘谷)老家的母亲失去了联系。魏人令姜母修书干维，使其归魏。姜母无奈，于书信中自托有病，求维从蜀中寄些中药当归回来，姜维见书，明白言外之意，不是求药中当归，而是喻其应当归来。这是因为当归以出甘陇者为最佳，岷县一带产者为上品，所以母病若需当归，不会远求于川蜀；母病之由，显为胁迫之下的托词。于是姜维答书日“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意思是：家多户田，不缺一亩半亩，足够衣食之用；儿在蜀中但有远志，无有当归可寄。言外之意是儿子志向远大，暂时不欲归田。正是由于母亲的教诲，姜维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志向，也为他以后担当蜀汉重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是自己乐而不倦的结果。《姜维传》日：维“奸郑氏学”，据《隋书(经籍志)》载：“郑氏学在梁陈间奉为国学。”郑氏学为郑玄门生以问答形式编著成书，该书主要突出了“大一统”的主题。强调严格管理，严格要求，服从尊重尊王，姜维就是通过郑氏学思想的灌输，从小就对自己严格要求，严格管理。这为他27岁之后跟随诸葛亮北伐中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有诗赞日：“闻鸡起舞报国志，桃灯夜读郑玄经”。第三，是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品德再教育的结果。诸葛亮治国功高，清政廉洁，堪称一代贤相。他严于律己，俭以养德，除官奉外绝不再为自己谋私刊，家中“蓄财无余”。临死前，诸葛亮敢于向后主上报自己的私产，“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作为一国丞相，这点财产当然很微薄，但诸葛亮却认为这些财产对后代已经足够了，“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他迁甘愿接受朝延对自己的家产进行检查。不仅如此，他还对后代要求严格，诫子诫甥，要他们修身养德，先后撰写了《诫子书》、《又诫子书》、《诫外甥书》等，《诫子书》成为千百年来广为传颂教育人们修身养性的座右铭。姜维27岁就归蜀，据《三国演义》第92回介绍：诸葛亮在收姜维之时，情不自禁的握着姜维的手说：“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在这里，诸葛亮看上姜维，绝不是单纯看上了他的军事才能，而且也看上了他的清政廉政，试想如果一个人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但他荒淫无度，处处挥霍浪费，那么诸葛亮能看上他吗?此外，姜维归蜀后，跟随诸葛亮北伐中原不仅学到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而且通过诸葛亮“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人生追求的熏陶，使他的行为更加符合诸葛亮的思想。明朝有人在《读三国史答问》有这样一句评价：“客问：‘姜伯约何如孔明，’答曰：‘又一孔明也。’”现在四川剑门关，还有留有一个“大石腔”，群众称为“孔明书箱洞”。传说诸葛亮在五丈原临终前把自己一生撰写的24篇书简传授给姜维，其中有八务、七戒、六恐、五惧之法，计10万多字。姜维把这些书视为珍宝，一直带在身旁学习，研讨。后来被迫降魏，离开剑门时，他把这些书全部藏在这个洞中。由于诸葛亮的“我有俭心焉，则土民不敢放其奢”的廉政理论，蜀国的社会风气崇尚节俭，官员的俭朴和廉政水准迅速提高。不仅大将军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还有董和曾任益州郡(治在云南晋宁)太守，那里号称“金银宝货之地”，东汉后期以来历任益州郡太守者；“皆富及十世”，大发其财。董和还“内干机衡”，在朝中参与机要政务的处理，权力很大。但董和却能始终清廉节俭，他“躬率以俭，恶衣蔬食”，为官20余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大将军费炜“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蔬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常人”。车骑将军邓芝为官20余年，“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
考察姜维廉政观的形成，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确实是“一时之仪表”，评价完全正确。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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