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击金门幕后解秘：毛泽东玩弄中苏同盟种下分裂恶果

1958年8月23日,中午12时。厦门前线,万炮齐发。

从厦门对岸的角尾到泉州湾的围头,长达30多公里的半圆形;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全部都在解放军远程大炮的射程内。一时间,硝烟弥漫,炮声隆隆。

小小的金门岛,不到一小时,就落下三万颗炮弹,火力的猛烈和炮弹的密集程度,令人咋舌。一位军事观察家说:“这和苏联红军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空中拍摄的纪录片看,整个金门岛都笼罩在炮火硝烟中。国民党守军吓得晕头转向,到处逃窜。巧的是,金门的蒋军指挥官胡琏和美国总顾问,正要从地下指挥所走出,炮声就响了,如果炮轰推迟5分钟开始,他们就死定了。

这震惊世界的金门炮战是中午12时开始的,奇怪的是在炮战开始前几小时,一家早晨出版的报纸就发表了金门即将炮战的消息。这张报纸就是1929年问世的新加坡《南洋商报》。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自然是最高机密,怎会在一张海外报纸上率先曝光呢?

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炮战延续了几个星期,10月6日,北京突然发表了国防部文告(即《告台、澎、金、马军民书》),作出停火7天的决定。文告在10月6日发表,而《南洋商报》有关此事的专讯早在10月3日就从香港传到新加坡,于10月5日在报上发表。是谁从当时中国的最高层一而再地获取了机密?又是谁将这样的机密泄露出来的呢?

北京来的绝密电话

1958年7月的某一天,正在基层考察工作的福建省委书记、原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赶回福州,去接北京来的保密电话。

“是叶飞同志吗?”电话那边是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

“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由你负责指挥。”王尚荣对叶飞说。

当时福州军区的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这样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按理应由军区司令员指挥,叶飞疑惑不解地问:“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

“是中央决定。”王尚荣回答。

“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叶飞刨根问底地问。

再次得到肯定回答后,叶飞说:“我接受命令。”

“炮击金门”这一重大决策是在1958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决定的。在此之前,美国的“放蒋介石出笼”的说法甚嚣尘上。有美国这一后台的怂恿与指使,台湾不断增兵金门,袭击骚扰我沿海地区。当时中东的突发事件,使中东形势骤然紧张。蒋介石集团企图乘机扩大事态,于7月17日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台湾的国民党军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并且加强空军对大陆的侦察活动与袭击准备。针对于此,中共中央决定对台湾的猖狂活动小示惩罚,这就是炮轰金门决策的由来。

叶飞受命后,进行了一个月的准备工作。他迅速集结炮兵,对炮击的所有目标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并标存在作战地图上,还部署了空军、海军、炮兵的共同作战方案。就在准备就绪时,8月20日北京急电召叶飞去北戴河。

翌日下午叶飞到北京,见到毛主席。在座的还有彭德怀、林彪、王尚荣。叶飞的汇报刚完,毛泽东突然问叶飞:“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当时,美国顾问配备到蒋军的营一级,主席这一问,使叶飞为难了,他说:“那是打得到的呀。”沉默了十几分钟,毛泽东又问:“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主席,那无法避免!”叶飞的回答很干脆。在毛泽东停止问话,作进一步思考时,林彪察言观色琢磨出毛泽东的意图,于是建议:让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

事后,叶飞回忆说,主席没有采纳林彪的建议,而是命令叶飞按原计划打,并要叶飞留在北戴河指挥,这样毛泽东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进展情况。为了便于指挥,一部专线电话被直接架到叶飞的房间里。当时,参与并了解炮击这一机密的范围限制在中央的最高层,知悉的人极少。既然如此,《南洋商报》又从何处早得这一“天机”呢?

从罗湖桥那边来的神秘客人

1956年7月1日,位于香港与深圳间的罗湖桥上匆匆走过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年人。他刚跨进国门,就上了中联部在那里等候的轿车。中年人在广州略事休息后就直飞北京。这位神秘的来客就是集作家、教授、记者于一身的大名鼎鼎的人物——曹聚仁。

1950年7月曹聚仁去香港,6年后他重返大陆,首站北京。

定居香港6年,曹聚仁曾是几家香港报纸的主笔,他也是海外新闻界第一个回到大陆的人。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曹聚仁就和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所往来,所以曹聚仁回大陆的行踪自然让敏感的香港新闻媒体倍加关注。曹聚仁还未成行前,种种猜测与议论就充斥着港澳地区的各大报纸。为此,曹聚仁行前特别对友人解释说:“我这回回祖国去,绝无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大陆上作点广泛深入的采访工作,同时,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社里派我兼任该团记者,这便是我访问祖国的重要任务。”他还强调说,“寄语香港的朋友,不必作神经过敏的推测”。

但是,说者自说,听者自听。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曹聚仁返回大陆的前三天(即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一届人大三次会上作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演说。曹聚仁选择的时间和这一政治召唤是巧合呢,还是有其他意义?这难免令人猜疑。曹聚仁到大陆两周后,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听鹂馆设宴,邀请他参加。宴会作陪的有邵力子、傅学文夫妇,还有张治中、陈毅等人。席间,宾主谈笑风生,觥筹交错,气氛十分融洽。宴会结束后,一行人还泛舟昆明湖。此时,曹聚仁就“和平解放台湾”的演说一事,向周恩来问道:“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回答:“‘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周恩来又继续说:“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能共同商量安排。”邵力子是曹聚仁的恩师。6年前,曹聚仁去香港,行前就得到邵力子的赞同。这时,邵力子双目注视着曹聚仁说:“你有许多条件,又有海外地利之便,这工作要多做些。”曹聚仁点点头,他们的心情彼此相通。旁边的陈毅说:“曹先生不会推辞吧?”“哪里,哪里,聚仁身为炎黄子孙,义不容辞。”

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写成文章,发表于1958年8月14日《南洋商报》第三版。接着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在9月8日刊发了曹聚仁写的更详细的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达了周总理的国共和谈思想。文中说:“由于国共间的政治矛盾,增加了华侨中的精神负累,这一矛盾能解消,当然是国人之福。”曹聚仁还在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文章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

“叫他不妨再自由些”

自1956年首访北京后,曹聚仁终于以能“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效力而感到自慰。他为此奔走呼号,竭尽心力”。此后几年间,曹聚仁经常往返于大陆与香港之间。在北京,他除了遍访各界知名人士外,接触最多的就是邵力子、陈毅等中央的高层人物,尤其是在这期间,他先后得到毛泽东的两次接见。

毛泽东首次接见曹聚仁是1956年10月3日下午,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

那天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出席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大会,唯独毛泽东没有出席,因为此时他正在等候曹聚仁。那一次会面,毛泽东与曹聚仁作了长谈。毛泽东对曹聚仁说:“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曹聚仁直言不讳地陈述了自己的观感。事后,曹聚仁告诉他的四弟曹艺说:“想不到,我的著作主席差不多都看过。我说我是自由主义者,我的文章也是‘有话便说,百无禁忌’的,主席认为我有些叙述比较真实,而且态度也公正,又叫我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又问起蒋经国在赣南的一些旧事(曹聚仁曾在蒋经国主办的《正气日报》任总编)。谈到那首著名的词《沁园春·雪》,曹聚仁说毛泽东的功业“可与成吉思汗相比”。毛泽东谦虚地回答:“那只是做诗而已。”

当时，由于战场情况不明，同时也为了稳定军心，称登岛部队“全部壮烈牺牲”，情有可原。但是在1987年把《军委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时，对登岛部队“全部壮烈牺牲”不加注释说明事实真相，已属不应该。至于到了2010年仍在鼓吹“全军官兵全部牺牲”，则是在撒谎——因为作者也知道并没有“全部牺牲”，而是为了与官方1949年10月29日的通报保持“口径一致”。

至于国民党军队的伤亡人数，大陆方面称国民党军队死伤9000多人，国民党方面则称阵亡1267人，伤1982人，共3249人。不过，金门在1953年建立的金门地区国民党军队阵亡将士公墓，安葬了4500具遗体。这些战死者还包括在大担、二担以及南日岛战死的国民党军队将士，而大担、二担以及南日岛的战斗规模远比金门之战小，可见国民党方面公布的在古宁头战役中“阵亡1267人”，这数字是明显缩小了的，正确的数字应是“阵亡3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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