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数千年农业文明长时期独占鳌头，引领世界。然而自从西方新社会生产力出现后，中国实际上就面对一个原本并不艰难的选择：怎样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
　　
　　大梦初醒
　　
　　商业因子在中国文明中一直潜藏着，两千年为了维护农业文明社会稳定，中国政府始终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随着西方的进入，释放中国人商业潜能并不成问题，明代中期之后几百年持续不断的海盗、倭寇，其实就是贸易走私，就是中国人商业能力的发挥。
　　
　　至于工业，对于中国农业文明来说，是全新概念。但中国人并没有对这个全新概念断然拒绝。也是在明代中期开始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除了本土因素外，更多应该视为东方对西方的回应。
　　
　　中国接纳西方近代工业的、商业的文明不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构成问题。但是明清两代政府确实没有主动接纳西方，重构文明。中国在犹豫中徘徊，生生错过了明清之际，错过了马戛尔尼，错过了阿美施德，直至经受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中国方才痛定思痛，学习西方，寻求富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发展国防。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梦，是两千年农业文明最初觉醒。
　　
　　从世界现代化史这个宏大叙事进行观察，中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觉醒，无疑是世界现代化盛宴上的迟到者，因而中国自现代化起步之后，就没有常态国家的从容潇洒，处处显得焦虑，显得恐慌。为了尽早实现富国强兵战略目标，中国在那几十年利用国家主义，集中一切资源，建造坚船利炮，提升国家力量。应该承认，中国在那个时候发展速度确实超常规，短短几十年实现了西方资本主义上百年甚至几百年不曾达到的成就。
　　
　　洋务新政涉及内容非常庞杂，从军事起步，追求强军、强兵，这是因为中国在与英法两国达成和解之后，所面对的困境就是持续十几年的太平天国之乱。列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都曾不同程度表示过可以帮助中国平息这场让南部中国倒退上百年的内乱，都期待尽快恢复秩序，重建和平，自由通商，扩大贸易份额。
　　
　　各国建议确曾让清政府中许多人心动，见过洋枪洋炮，尝到过洋枪洋炮威力的清廷统治者在内心深处并不格外排斥外国军队的直接帮助，他们也曾一度期待用洋人、洋枪、洋炮干掉太平天国。但是，传统的观念使他们在最后时刻止步，因为他们担心让洋人插手，即便解决了太平天国，很可能会留下比太平天国更大的隐患，中国可能会被这些插手平定太平天国的列强占领、瓜分。
　　
　　权衡利弊，清廷统治者在1861年初坦然拒绝了列强的援手，下决心自己动手剿灭太平天国。这是一个历史性契机，有此需要方才有后来的坚船利炮，洋务新政。
　　
　　太平天国几十万大军控制着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尤其是洪秀全定都金陵，虎踞龙盘，易守难攻。曾国藩指挥的几十万清军将金陵团团包围了那么久，依然无法“解放南京，活捉洪秀全”。假如不是太平军高级领导人之间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曾国藩、李鸿章指挥的清军不知还要耗费多少时光，方才有机会进入南京，平息这场长达十几年、纵横大半个中国的大动荡。
　　
　　太平天国内乱为曾国藩、李鸿章提供了机会，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那个时候也不是坐困愁城，束手无策。他们根据朝廷的原则指示，接受外国人赠送的新式武器，接纳自愿效力的外国人组成“洋枪队”，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外国人、外国武器亲密接触过程中，慢慢直观发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好处。
　　
　　1862年4月，刚刚对洋枪、洋炮建立直接认知的李鸿章从上海致信曾国藩，惊叹洋人“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推崇外国军队“战守攻据，天下无敌”，“深以中国军器远逊西洋为耻”，整天教导淮军将士“虚心受辱”，学习西方，强军强兵，与太平军一决雌雄，战而胜之。
　　
　　洋枪洋炮的威力直观教训、启发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他们在大手笔向西方购买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的同时，很早也尝试着模仿西方，制造出自己的洋枪洋炮。1861年9月初，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安庆创设军械所，先后调集徐寿、华蘅芳、徐建寅、李善兰等杰出科技人才，借鉴西法，研制拥有知识产权的枪炮、子弹、炸药，并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第一台蒸汽机。安庆军械所既是近代中国新式军事工业的起点，也是洋务新政的发轫，是起步。
　　
　　新式武器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尝到了好处，因此当他们占领金陵之后，并没有放弃这些新式工业，而是在占领之后，迅即将安庆军械所迁至金陵，改组为“金陵机器制造局”。
　　
　　金陵制造局除安庆军械所的基础，还有江苏巡抚李鸿章先前在苏州创办的西洋炮局。金陵制造局经过李鸿章、刘坤一、曾国荃等几任两江总督经营照料，聘请不少外国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拥有机器厂、熟铁厂、翻砂厂、木工厂、火箭厂、火药厂、水雷厂等连锁企业，数千工人，为洋务新政时期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的大型军工企业，短短几年时间，金陵制造局生产的火箭、大炮、机枪等，与进口武器不相上下。
　　
　　江南制造总局，或称上海机器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洋务新政中规模最大、成就最大的近代军事工业，为后来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制造局由曾国藩创建，李鸿章主持，拥有十几家分厂，数千员工，能够制造枪炮、弹药、轮船、机器，并设有翻译馆、广方言馆等教育文化机构，不仅是近代最大的洋务企业，而且是近代西方思想文化传播中心，短短几十年，翻译西方史地、科技、政治、经济、法律书籍数百种，对于改变国人认知贡献殊大。
　　
　　必须承认，利用国家主义，调动全部资源发展军事工业，或者经济，最容易见效。如果从1865年开始算起，短短两年时间，江南制造局就充分消化了德国最先进的武器制造技术，仿制出毛瑟德制前膛步枪；又一年（1868年），仿制出中国第一艘木制机动兵轮“惠吉”号，终结了中国只能进口兵轮的历史。
　　
　　走向富强
　　
　　强军强兵是洋务新政的主题，清政府在自主制造新式武器的同时，比较早地意识到海洋对中国未来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创制出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这不仅为中国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军种，而且对中国政治边疆的扩展意义重大。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和福建水师相继成军入列，极大改变了中国在远东，在世界的地位，提升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现代海军的建设，让清政府尝到了现代化的好处，渐渐地，洋务新政由先前一味强军强兵向求富转型，“寻求富强”渐渐具有完全不一样的解读。
　　
　　在求富主题下，洋务新政集中国家力量创办了开平煤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钢铁厂、兰州制造局、兰州机器织呢局、轮船招商局。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在这方面贡献巨大。应该说，这些主导型产业为后世中国打下了一个工业化的基础，也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关键。
　　
　　这一批由国家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企业规范了后世中国经济地图，奠定了中国现代化大致框架。洋务新政的这个影响力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被严重低估。特别是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标志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世界一体化的轨道，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远洋商船，中国不仅继续接纳世界各国来华贸易，而且可以自主航行世界各地进行贸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改变。轮船招商局创办有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电报局，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我们今天如果稍带温情与敬意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应该为那一代寻梦者自豪、骄傲，中国人的智力不输于人，中国人的能力不让于人，西方国家能够做到的事情，中国也能做到。中国只是现代化盛宴的迟到者，并不拒绝这场盛宴。
　　
　　洋务新政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除了军事的强大、物质的增长，清政府在引领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一致方面不遗余力。1862年，清政府开始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三十多所外国语言培训机构，这些同文馆、广方言馆，为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对中国与世界交往功莫大焉。
　　
　　走向世界，与世界一致，是洋务新政的主题之一，是应有之义，清政府从1872年开始，接受容闳的建议，派遣幼童出洋留学。这是近代中国最成功的公派留学，前后几批不过一百二十人，竟然出现了唐绍仪、詹天佑、吴仰曾、唐国安等众多杰出人士，其成功比例远远高于后来任何一个批次。而且，幼童留学最容易进入美国生活语境，融入美国社会，后来陈兰彬将这批留学生提前撤回中国的理由，恰恰证明这个幼童出国计划的成功。

　　洋务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大的三十年，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在这三十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注入了西方的，或者说现代的因素，中国正在急剧地从一个纯粹的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短短三十年，中国不仅有了轮船、铁路、矿山等现代化设施、企业，而且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1879年，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天津—大沽—开始铺设，两年后，清政府筹设电报总局，铺设上海—天津区间的电报线路。电报的引进、运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过去的交往方式，这个方式一直影响到互联网时代的开始。
　　
　　假如不是虚无主义看待这段历史，应该承认洋务三十年是那时中国现代化一个比较可取的路径，中国在那三十年构建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经济体系，现代银行、现代金融、现代邮政、现代教育、现代军队、现代交通、现代工业等，或者是全新闪亮登场，带来变化、惊喜，或者彻底改造了旧的经济体系，取代了旧的钱庄、旧的驿站等。中国在那个时代与世界距离渐渐拉近，许多成就甚至影响到了今天。
　　
　　变梦想为现实
　　
　　然而，让后世中国人感到不甚理解的事情是，这么伟大的“同光中兴”、“洋务新政”，甚至在1890年代初期让中国重返世界经济中心，重为亚洲老大，为什么在1894年不敌东邻岛国日本，而日本的体量、人口、资源、文化积淀，无论哪一个方面都根本没有办法与中国比，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洋务三十年伟大成就黯然失色，变得灰溜溜呢？
　　
　　三十多年发展确实改变了中国，近代化工业基础确实逐渐成型，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中国资产阶级也在缓慢成长，中国的政治架构尤其是法律制度经过三十年调适，也在向世界靠拢。应该说，一个全新的中国可期，世界各国以平等身份待我，也不再是遥不可及。那么为什么中国突然又不行了呢？
　　
　　其实，就在中国按照自己的规则按步就班前行时，士大夫阶层和那时的鹰派渐渐觉得中国已经了不起，觉得三十年前各国都有点对不住中国，执意复仇，发誓像列祖列宗那样开疆拓土，弘扬国威。于是，中国在洋务运动三十四年时改变了韬光养晦稳步发展既定政策，为了朝鲜前途与日本大打出手。短短几个月，清军原形毕露，大清国“同光中兴”的神话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中国三十年高速增长依然不敌同期发展的日本，战争结束后中国人痛定思痛，以为都是先前“中体西用”惹得祸。因为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没有像日本那样追慕西方，没有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强国”的企图和勇气。于是，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进入“维新时代”。此后，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其实都是亦步亦趋模仿日本。短短十几年，大清国成为历史，中国发展根本转向。
　　
　　历史没有办法假设中国在1895年的转向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再以“线性进化论”去分析历史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放弃洋务新政实在可惜。中国在那个时候之所以不期然放弃洋务既定方针，不期然转身向东，又与那之前几十年清廷始终没有说清中国未来目标、方向有关，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人、政治精英，不清楚发展的方向，不知道发展之后究竟怎么办。
　　
　　根据清廷在1860年代确定“中体西用”路径时的看法，中国之所以不必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脱亚入欧，并不是中国不愿学习西方，而是因为中国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有自己的政治架构，中国所缺在近代科学技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中国没有适时跟上。所以，中国不需要在政治架构上大动干戈，中国的未来发展只需要做加法，不需要或者说很少需要做减法。中国应该增加自己文明形态中所不具有的西方元素，但中国没有必要像日本那样与传统诀别，从头开始。
　　
　　中体西用的理由在那时是充足的，中国人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充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体制自信，所以当日本使者1870年代向中国方面传递明治维新思路和做法时，中国人并不认为日本的做法值得中国仿效。
　　
　　换言之，中国在洋务时期有足够理由自信“中体西用”的道路、理论和体制，因为毕竟短短三十年使中国面貌根本改变，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
　　
　　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甲午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集体无意识不再认同先前道路、理论和体制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说来，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解释清楚洋务新政的真意思。
　　
　　洋务新政不论具有怎样的中国特色，就其根本目标而言，就是回应西方，与世界一致。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从一开始就转身向西，没有“休克疗法”，没有先进行政治改革，重建制度，再发展经济和科技，而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用加法，迅速增加中国的物质财富，用国家资本主义力量迅速拉近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但是，中国并不是因为发展就要脱离世界发展的主航道，就是要另搞一套。清廷应该在洋务新政发展早期，至少在1880年代中国新一代知识人起来的时候给予清晰解释。这一代知识人已经知道世界，知道西方富强的根本在体制，知道民主制度、议院制度，知道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当此时，清廷如果有意识释放对社会的管控，有意识释放新知识人言论空间，有意识释放对资本的管制，有意识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外培植更多的非国家资本主义。换言之，1895年走向维新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方面的创新举措，在洋务时期都能得到尝试和自由发展，那么可以相信，由清廷主导的洋务新政方才有真正意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一个不敢充分释放社会潜能的体制肯定不是自信的体制，一个不能充分容纳各种发展方式的道路肯定不是自信的道路。同样，一个置各种不同意见于不容讨论地位的理论，肯定不是一个真正自信的理论。因此，当三十年洋务没有经得起甲午战争考验之后，人们不是对先前道路给予理性反省、善意同情，肯定其成功与意义，找到不足，设法弥补不足，而是弃之若敝屣，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这是非常可惜的。
　　
　　从现在的眼光看，洋务新政确立的中体西用富强道路并不错，清廷如果在那个时候明白告诉知识人，中国的事情必须一步一步走，中国不会拒绝一切好东西，中国不会因为西方而不接受西方的体制、思想和道路。中国文明之所以大，就是因为中国文明从来不拒绝外来的东西，中国从黄河一隅走到今天的四至，就是因为包容，因为吸纳，因为不拒绝外来文明。
　　
　　其实，清廷当年已经这样做。清廷在宣布中体西用后，并没有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并没有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中国自1870年代开始，也吸收了不少西方思想，乃至法律、体制，西学之用的范围有无限度扩大的趋势。只是清廷统治者不愿这样说，以为只有坚守祖宗老路才是中国正路，于是等到甲午战争结束，没有人旧话重提，继续进行，而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弃旧图新，从头开始。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最大的不经济，是对国家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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