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古人做慈善是怎么搞钱的？与官方投资相比，募集和民间捐献，则一直是古代慈善机构和福利组织最为稳定的经济来源，它不只可避免官方投入易受执政者好恶的限制，而且可以影响整个社会，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特别是遇到大灾大疫、政府财力不足时，民间经济来源便显得特别重要。
　　
　　古代官方慈善工作做得最好的应该是宋代。宋代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相应的慈善组织，收养乞丐、残疾者和孤寡老人有“福田院”、“居养院”；病有“安济院”、“惠民药局”；死有“漏泽园”；儿童有“举子仓”、“慈幼局”……这些都是官办性质的慈善组织和福利机构。
　　
　　与此同时，官府鼓励民间参与到慈善活动中来，出现了不少由私人主持的有一定规模的慈善机构，诞生了一批“慈善明星”。如著名理学家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创设“社仓”，备荒救灾，地方政府拨给一定的平价粮，由乡间人士负责经营管理。
　　
　　同样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则在苏州创设“义庄”，置良田十余顷，将每年“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刘宰、黄震、真德秀等中国古代慈善明星，都是宋代人。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民间慈善组织进一步壮大，几乎涉及所有社会领域，系中国古代民间慈善组织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而明清民间慈善活动能得广泛开展，与其经济来源较为充足不无关系。
　　
　　捐助是明清慈善组织经济的主要来源，与唐宋时期的慈善活动由官方主导，区别明显。而且，这一时期慈善经费来源的渠道丰富，特别是到了清代，捐助慈善活动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参与群体广泛，当官的捐养廉银，士绅捐房产，地主捐田地。
　　
　　明清时期，社会上以“会馆”形式出现的各种新型互助救济组织，则直接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大发展。
　　
　　会馆，是一种地缘性、行业性十分明显的乡帮组织，其开馆目的是“答神庥、笃乡谊、萃善举”。说白了，会馆就是老乡和同业者的互助平台，其作用突出表现在捐资助学、助丧、施医、济贫诸方面。
　　
　　如清福建人陈宗蕃在北京创设的“福建同乡会馆”，开宗明义为“乡中试子来京假馆之所，以恤寒而启后进也”；徽商所开设的会馆常附设“殡舍”、“义冢”、“义庄”，为死者、病者提供免费服务。
　　
　　明清慈善活动的经济来源，除了个人自愿捐资方式，还有“分摊集资”和“抽取提成”两种较为常用的办法。
　　
　　分摊集资好理解，就是入会者平均摊捐款项。而抽取提成，则是根据各入会者生意和收入的大小、多少而定，如清光绪三十二年，苏州“石业公所建立学堂兼办善举”，其常年用款便是采取抽提的办法，由17家石作坊议定，“每做一千文生意，提出二十文；每工一日，捐钱四文”。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慈善活动中不时发生的“逼捐”现象，在古代也存在，不少时候的捐款，都带有强制性质。不只如此，对不能及时捐付款项的，还有强制“罚款”规定。如清嘉庆二十二年北京药行议定：每月正月初一要准时到会馆交银钱，“毋得迟延。如午刻不到，罚银二两。”
　　
　　至于用行政命令要求捐款的，就更多了。如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六临汾大地震后，山西便发要求全省的公职人员捐款赈灾，给灾民建房子，不捐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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