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宋朝的天下是怎样取巧而来，也不说宋朝有两个皇帝做了金人的俘虏，只看宋朝的外交以及朝臣永无了结的相互攻讧，就能发现宋朝人在历史上不仅格局小，而且开了一些坏头，为后来的历史树立了极为恶劣的榜样。从宋代的帝王层面看，格局最大的也就是宋太祖。可宋太祖把孟昶俘虏后，只让他在京城活了七天，那原因不外乎是要让花蕊夫人死心塌地跟他上床，这和霸占人妻又谋人性命绝无区别，不过是因为有权在手，做起来只需动口不动手而已。宋太宗的格局又不如他哥，奸污小周后还容不得李煜写《虞美人》发泄，硬让李煜服牵机药而死。这样的皇帝当然带不出能容人的大臣。欧阳修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即《朋党论》。从文章的角度看，绝对是篇好文章，但又不能不承认这是篇极其无奈的文章。可以肯定地说《朋党论》出现在宋朝，简直就是历史的必然，人际关系的复杂，没有那个朝代可与宋朝相比。有宋一代，几乎没有不曾被弹劾过的官员，也几乎没有不曾遭遇贬斥的官员，从开国宰相赵普算起，寇准、丁谓、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蔡京等都曾被贬，就是帮宋朝打下半壁江山的曹彬也曾一度受到怀疑和冷遇。后人论史，爱分忠奸，这是读史的一条底线，但其中有很多问题又比单纯的忠与奸复杂。宋朝的京官总是相互排斥、相互拆台，搞到后来，终于创造出“党人”一说。在所有朝代中，没有那个朝代的官员会如宋朝官员那样拉帮结派。王安石要变法，议论一出，立马遭到韩琦、司马光等人的反对，所有的反对者都被贬出京城，而所有的赞成者都能得到提拔。如此用人，朝中无党无派那是不可能的。就是受到皇帝欣赏的司马光也只能远避洛阳去写《资治通鉴》，而《通鉴》写好后也差点被蔡卞销毁。等到皇帝也不太想变法时，受贬的官员再度回京，新法也就不了了之。这其中意气相争的成份很大，容不下一点不同意见，听不得一点不同声音。仅从这一点来说，宋朝就不能称大。
宋朝出了个文豪苏东坡。苏东坡的文章不仅今人叫好，就是当时的皇帝也极喜爱，这也表明并非所有的皇帝都不识货。然而，苏东坡还是被一贬再贬，一直贬到了海南，只差开除“球籍”了。如果要看宋朝掌权者贬人出京时的心态，就知道党争把人心扭曲到了怎样的程度，只要可能就把人往恶地去贬，就是赵普也做过这样的坏事。苏东坡遭贬，不过是因为写诗，这实际上是开了一个极可怕的坏头。中国此前的历史不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唐朝的李白敢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一类大气的诗，杜甫更敢写“有吏夜捉人”这种近似新闻报道的“三吏三别”。这除了李杜的才华外，是和唐朝的格局大分不开的，唐朝人有这样的量容得下这些富有生命的东西，而宋朝人已经没有这样的量了。苏东坡的文章极好，但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苦中作乐，是一种看透了后无可奈何的快乐。这样的文章确能打动一切失意者的灵魂，并具有很强的历史穿透力，苏文是足以不朽的。唐朝的大格局成就了李杜，而宋朝的小格局则成就了苏东坡。就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看，其中也透露了不少宋朝小格局的信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一会儿居庙堂一会儿处江湖，是宋朝官员常有的遭遇，所以范仲淹必然要这样说，如果搞不懂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这句话，也不能理解由此引发的“是以进亦忧和退亦忧”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些话的历史背景。虽说唐朝也有“牛李党争”，但如宋朝这样贯穿整个王朝的党争，还真是不多。所以宋朝会出现“党人碑”，即把政敌的姓名全刻在碑上，想让其遗臭万年。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毒素在宋朝来了一次总爆发，谁有心研究什么是“窝里斗”，《宋史》是部极好的素材。
也正因为如此，宋朝才会积贫积弱，也才会出现岳飞屈死风波亭这样的冤案。而这样的积贫积弱以及自毁长城，导致宋朝的外交实在不像样。澶渊之盟是打赢了后还要赔款的城下之盟，南宋与北朝签订的和约极其屈辱：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这真是丢了山河还赔钱。南宋岁币使安节去送银绢，金人以为质量不好，不肯收，安节说：“宁死于此。不得交，誓不回。”如此屈辱的外交回来后还受提拔。这样一个王朝如果也称之为大，那实在是不知应该如何称呼汉唐了。
宋朝的历史告诉后人，“窝里斗”是极害人的，形成“窝里斗”的制度更可怕。但愿今天的中国人真能从宋朝的积贫积弱中认识到这一点。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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