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德（1910年9月-1988年10月），男，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阿拉伯裔美国人，祖籍黎巴嫩，原名乔治·海德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早年即投身于中国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2009年授予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海德姆和斯诺一起奔赴陕北

1933年11月，23岁的乔治·海德姆来到上海，那时他刚刚从瑞士日内瓦医学院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作为一个美籍黎巴嫩人，海德姆1910年出生于有“水牛城”之称的纽约州布法罗市。

来到上海后，海德姆开始研究当时流行的“东方热带病”，先是在上海广慈医院和美国同仁医院工作，后来自己开设了一家诊所。本希望他回美国工作的父母在知道他到中国时，就提出了疑问：“中国那么远，你何时才能回来？”然而，海德姆一踏上中国的土地，看到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后，就决定留下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路易·艾黎、史沫特莱等人。

海德姆与在公共租界担任工厂督察的新西兰朋友艾黎一起，走进几十家工厂进行职业病调查。接触底层弱势群体的悲惨生活后，海德姆体会到，穷人需要的不仅是药片，更需要的是医治社会的病症。在上海，他看到了国民党在虹桥机场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他从史沫特莱那里阅读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知道了江西苏区的消息，知道了中国红军和共产党领导的苏区的新生活。史沫特莱告诉他，仅仅靠行医救死扶伤“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中国人民改变这个黑暗社会，使广大劳苦大众都能得到医疗照顾”。从此，海德姆一边行医看病，一边开始像史沫特莱一样拿起笔来报道中国。海德姆开始从一个同情者变成一个革命者。

当海德姆主动向艾黎提出要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服务的时候，得到了宋庆龄的大力支持。这样，他的诊所就成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点，经常接待一些特殊的“病人”。他的私人汽车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成了地下党流动的联络站。与共产党的接触，令海德姆更加向往苏区。

1936年夏的一天，海德姆接到了宋庆龄的一封信，说请他当晚一定要去她那儿一趟。晚上，海德姆如约来到宋庆龄处。一进门，宋庆龄就紧握着他的手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

宋庆龄告诉海德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发来密电，嘱咐邀请一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一位医生到陕北苏区访问调查，了解他们的抗日主张和战斗生活。经过协商，中共中央同意你和另外一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去。”说罢，宋庆龄对他们的这次陕北之行作了具体安排。就这样，海德姆和斯诺登上了北上的火车，开始了冒险之旅。

海德姆的箱子里，有宋庆龄捎给红军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藏有第三国际关于发展统一战线的文件，还有鲁迅捎给毛泽东的一根金华火腿。

在西安，海德姆和斯诺与一位自称“王牧师”的人接头。这个“王牧师”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红色牧师”董健吾。

三天后的早晨，天刚蒙蒙亮，“王牧师”和红军联络员刘鼎护送斯诺和海德姆乘东北军的军车离开西安。小车在公路上疾驰，最后在郊外的一个路口停了下来，一辆早已准备好的军用大卡车停在前面。

经过几天的颠簸，海德姆、斯诺赶到安塞县白家坪陕北红军前敌指挥部。7月9日，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并给他们拟订了一张考察日程表。周恩来说：“我们知道，你们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我们欢迎你们到苏区来访问。”随后，海德姆和斯诺就带着一张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草图，骑上马到保安县（今志丹县）见毛泽东去了。

■陕北的“万能博士”和“没有头衔的外交家”

1936年7月15日晚上9点，毛泽东和斯诺开始了第一次谈话。海德姆也一起参加了会见。

毛泽东说：“通过国民党十万大军的封锁，你们冒着风险来到这里，我们热烈欢迎啊！宋庆龄先生来信说，你们对中国人民友好，同情中国革命，我们相信你们会如实地报道、反映我们的情况。你们可以到苏区的任何地方去考察采访，不受任何限制，我们会尽全力给你们方便的。海德姆博士医术很高，我们这里医疗卫生条件差，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提出真实的建议和批评意见。”

毛泽东接着说：“请你——海德姆博士，重点要到我们每个医院去看看，希望你能对苏区医疗条件的改善、医生素质的提高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意见。另外，我们计划创办一所医科大学，也请你结合考察一下，提出一个筹建方案。”

通过一个星期的采访和考察，陕北军民在物质上的贫乏与精神上的充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令海德姆觉得这里好像是中国大地上生长的另一片新大陆，是一个新的世界。

通过与毛泽东的会见，海德姆进一步了解了中国革命的过去、现状和将来的趋势以及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接着，海德姆和斯诺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前往甘肃、宁夏前线采访考察，访问西征前线的红军将士。在那里，他见到了彭德怀、徐海东等许多著名将领，从他们那里不仅知道了这些风云人物身经百战的传奇经历，而且看到了红军士兵乐观向上的战斗精神。

一个月后，海德姆告诉斯诺：“红军完全改变了我对中国的认识。我真的爱上这群‘土匪’了。有时我甚至觉得要做这样一个‘土匪’，很有意义，他们或许是改变中国的真正力量。”

1936年9月底，海德姆和斯诺回到保安，住在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部招待所里。一天，他们又谈起了在前线考察采访的感受。

斯诺说：“乔治，我这次到红军前线，看到的和听到的，与南京政府所宣传的简直是两个世界。”

“埃德，你说得对，我也有同感。红军的医疗条件实在很差，但他们有惊人的毅力和耐力，他们是在用精神力量作斗争。”海德姆说。

“现在我收集了足够的传记材料，我可以编一本《红色中国名人录》了。”

“埃德，我有一种预感，你的书会震惊整个世界的！”

“是吗？不过我现在还缺少毛泽东的传记材料，我准备采访结束后就回北平，你呢？”

“埃德，我和你不一样，你是记者，是来报道中国革命的。而我呢？我是个医生，红军需要我，我想我应该是来参加革命的。我不想回去了，我想为红军服务下去。这次在前线走了一趟，我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写了一份《苏区医疗卫生工作考察报告》，我要把它作为我留在苏区的申请书。你说呢？”在这份报告中，海德姆详细叙述了根据地各个医院和门诊的状况，指出了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医疗条件、药品器械、医务人员素质、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措施和意见。同时，他还针对根据地面临国民党封锁缺医少药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应当大力加强预防工作的建议。

“乔治，对你的选择，我很吃惊，希望你慎重考虑。”停顿了一会儿，斯诺又说，“但我想，你是对的！因为红军是优秀的军队。红军也的确需要你！”

“谢谢你，埃德。得到你的支持，我很感激。我准备取一个中国名字，叫马海德，你看怎么样？”

“马——海——德？”斯诺思考着，“有什么含义吗？”

海德姆说：“我的祖籍是黎巴嫩，我的名字海德姆在阿拉伯语中是骏马的意思，现在，我在这里看到许多回族百姓大多数都姓马，为了和他们容易相处，打成一片，我干脆就叫马海德，也算是个中西结合。你说呢？”

“嗯。”斯诺听着海德姆的解释，想了想说，“好！我看可以。”

“另外，埃德，我还有一个请求，就是希望你回去报道红区的时候，千万不要写上我的名字。一定为我保密，好吗？”

斯诺答应了海德姆的请求。他在此后的新闻报道中和后来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都没有提到海德姆的名字。

不久，马海德便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顾问，成了第一个扎根根据地献身中国革命的外国医生。

在陕北，马海德成了有名的“万能博士”。从毛泽东到普通百姓都喜欢找他看病。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叫他“马大夫”，毛泽东、周恩来叫他“马海德同志”。1937年2月10日，马海德经吴亮平、张浩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红军接受改编后，马海德穿上八路军军装，随朱德率领的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在山西五台山开展战地医疗。1937年底，马海德奉命调回延安筹建八路军军医院。在延安，马海德和八路军战士、边区群众一起劳动，自己动手在山坡上挖出一排排窑洞，打土坯，夯地基，使延安有了第一所能够收容300多名伤病员的正规军队医院。1939年，为纪念白求恩，这所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以此为总医院，几年中，在马海德的指导下，先后建立了8所中心医院，24所分院，形成总计约1.18万张床位的抗日根据地医疗网。

1939年9月，马海德还致信美国纽约《今日中国》主编迈克斯·格兰尼奇，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向八路军提供医疗援助。他向八路军领导提出的在延安筹建八路军制药厂的建议得到中央批准。在研制西药的同时，制药厂还采用了传统的中药制药办法，积极利用边区的现有资源，探索中西药结合的道路，缓解了边区医药不足的困难。

马海德不仅是医生，而且还担任了中央外事组的顾问，成了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1938年春天，马海德作为八路军的代表，陪同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前往抗日前线，做向导，当助手和翻译。1939年，他又参与接待了爱德华、巴苏华和柯棣华组成的印度医生援华医疗队，德国医生汉斯·米勒和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海伦·斯诺、贝特兰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卡尔逊。马海德以自己的经历向他们介绍了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状况以及方针、政策。

1944年，马海德又作为中共的代表，参与接待了美军观察组，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和对美政策。1946年，他作为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医疗顾问到国统区执行任务，同时奉周恩来的指示以解放区救济总署顾问的身份，配合中共代表向世界揭露国民党企图打内战炸毁黄河大堤的阴谋。他还及时向宋庆龄报告了国民党官员将大量的救济物资中饱私囊的事实。国民党的丑行暴露以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联合国600多名工作人员联名向国民党提出了抗议。

正因为有以上成就，马海德赢得了一个“没有头衔的外交家”的美誉。

■马海德与周苏菲的异国婚姻成了“中美合作的早期成果”

1939年冬的一天，一个漂亮的八路军女战士来到马海德的诊所，因为感冒请他治疗。

女战士名叫周苏菲，1919年出生于浙江定海一个以造船为业的豪绅之家。周苏菲聪明伶俐，亭亭玉立，能歌善舞，是家里的掌上明珠。16岁的时候，她就走上银幕成为左翼文化界活跃的“小百灵”。淞沪抗战后，她随进步文艺团体撤到昆明。因积极宣传反内战，周苏菲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为了安全，地下党组织将她送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她来到延安。

经历过两次恋爱失败的马海德自然不想放过天赐良机。马海德精心为周苏菲诊断治疗，并特意为她配制了两瓶药水。第二天，马海德又在粉红色的信纸上用歪歪扭扭的中文给周苏菲写了一封信：“我衷心希望你能按时很好地服药，早日恢复健康，恢复你那美丽的微笑！”

周苏菲找马海德治感冒成了他们萌发爱情的起点，爱情之花就这样慢慢地在两个人的心田里破土而出。回忆起这段往事，周苏菲曾风趣地说：“这就给马海德献殷勤造成了机会。”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马海德向周苏菲倾吐了爱慕之情。马海德问周苏菲：“亲爱的，答应我，和我结婚，好吗？”周苏菲点点头，答应了。

周苏菲答应了马海德的请求后，马海德二话不说，立即扭头跑到了马房，骑上马，一口气跑到了总政治部。早上7点钟，马海德就到了总政治部，径直“冲进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家里。此时，王稼祥还在床上睡觉呢！见马海德急匆匆地来了，他赶快起床。一见到王稼祥，马海德第一句话就说：“我要结婚了！”

王稼祥一愣，问道：“跟谁呀？”

马海德说：“周苏菲。”

“哦，周苏菲，还挺有名的，是不是鲁艺的那个？”王稼祥问。

“是的。我马上就和她结婚！”马海德回答。

“你什么时候找到她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嘛！”王稼祥说。

得到组织批准后，马海德认为这还不行，坚持要去政府登记，这样就具有了法律效力。当时政府也正在老百姓中间宣传新的婚姻法，要废除买卖婚姻，鼓励结婚办理登记。于是，马海德硬拉着周苏菲去边区政府办理结婚登记。

两人的婚姻就如马海德自己所说的，成了“中美合作的早期成果”。毛泽东高兴地称马海德为中国女婿。他们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不久，儿子周幼马出生了。

■带着妻儿，和父亲在叙利亚团聚

作为一个远离故国，远离父母的外国人，马海德也思念家乡的亲人。据周苏菲回忆说，他们在延安的时候，马海德托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带口信告诉父母：他结婚了，而且有了一个孩子。

“他家里高兴极了，就请美军观察组带好多东西到延安来，装了可能有一个集装箱那么多。里头呢，就是小孩儿的衣服，从袜子开始，鞋、衬衣、衬裤，从那个小小的，一岁、两岁穿的，一直能到五六岁，是一个比一个大，那种都一套一套的。

“到了1962年，他父亲在一份报纸上看了一个消息，有一个美国人叫乔治·海德姆，现在的名字叫马海德，他还活着，而且他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好朋友。他父亲看了那个消息后，兴奋得不得了，就叫马大夫的妹妹索菲亚马上到银行去取5000美元，另外准备两个箱子，说他要到叙利亚去见儿子。妹妹说，父亲您可能是疯了吧，怎么可能呢？他父亲就把报纸剪下来给她看。因为那时候中国和美国还没有建交，只好到第三国去。以后，他老人家买了飞机票真的去了。

“他飞到叙利亚大马士革，来到中国大使馆说：我要看我的儿子。他们父子两个特别像，那个大使夫人看完了以后，说没错，这就像马大哥，一模一样的，没错，不会错的。后来确定了，是马海德的父亲。驻叙利亚大使马上通过内部电报报告外交部。外交部那时候的部长是陈毅陈老总。他看到这个消息后说，要他们全家马上去，马上走。把我们三个人，儿子、我和马大夫，三个人的护照，一个礼拜之内就给办完签证了。”

临行前，陈毅还在四川饭店为马海德一家送行。马海德开玩笑地问陈毅：“陈老总，你怎么敢放心让我出去？你难道不怕我不回来吗？”陈毅爽朗地笑着说：“你离家十几年，跟我们一起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打下这个江山，我知道你不会不回来的。老人家想看看儿子孙子是人之常情，当然放你赶快去呀！”陈毅还说：“老马，你回来时我还在这里为你接风洗尘！”一个月后，马海德在和父亲团聚之后返回北京，陈毅说话算话，再次在四川饭店请他们一家吃饭，说：“老马，怎么样？我说你一定会回来的么！”马海德笑着说：“陈老总，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中国哟！”

■毛泽东：现在你入籍了，就是完全的中国人了

延安整风期间，担任中央总学委副主任、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发动了所谓的“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马海德作为一个外国人，被康生点了名，也被列入“抢救”之列。有人怀疑他来到陕北的目的和动机，觉得一个外国人放弃舒适优裕的生活，来这里吃苦，是不是有什么国际政治背景，甚至诬陷他是“国际间谍”。

为此，马海德心中很是痛苦，感到了一种侮辱，但他默默地告诫自己：“我的心是永远向着中国共产党的。只要是革命的需要，个人不论经受任何误解和痛苦，我都心甘情愿。”

当毛泽东和周恩来知道后，指示有关部门立即停止对马海德的“抢救”。周苏菲回忆说，当毛泽东听说后，第一反应就是“一拍桌子，说：你们别想打他马海德的主意，马海德的情况我了解”！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下，马海德躲过了一劫。后来，马海德调到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中央也及时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这天对马海德来说，更多了一份喜悦和激动——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申请获得批准了。周恩来亲笔签名的中国国籍证书，使马海德成为第一个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据周苏菲回忆，马海德“在延安时候就想加入中国籍，周总理答应了他，说等全中国解放以后，我第一个批准你。总理说话算数。1949年10月1日，马海德真的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有一个证书，就是一号令”。

马海德以中国公民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几天后，毛泽东请马海德一家来到中南海，设家宴招待他们。席间，毛泽东高兴地举杯说：“祝贺你啊！原来你算是我们中国的女婿，现在你入籍了，就是完全的中国人了！”

1950年，马海德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后来，他协助组建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所属的皮肤性病研究所。他会同有关专家首先制订了消灭性病的计划，率领医疗队长途跋涉，到第一线为病人服务。

1964年，中国向全世界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性病，这个消息震惊世界。在这个成就的背后，马海德功不可没。

在消灭性病之后，马海德又开始了另一场战役——向麻风病开战！当时中国约有50万麻风病人，主要分布于广东、福建、江西、江苏等省。解放前，全国除了30多家教会医院办的麻风病院外，政府部门组织的对麻风病人的医疗救治几乎是个空白。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立刻开始着手制定防治麻风病的政策。1956年，中共中央把“积极防治麻风病”写进《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曾经为防治性病跑遍了全国边远地区的马海德，又开始率领医疗队深入基层展开调查。

1966年，刚刚起步的中国麻风病防治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不得不放慢了脚步，受到政治冲击的马海德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到北京阜外医院皮肤科担任一名普通的门诊医生。中国麻风病防治工作停滞不前，徘徊了整整十年。马海德被派去打扫厕所，麻风病研究中心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的窝子”。这个时候，有人劝马海德带着妻儿离开中国回美国，他说：“为什么？我爱这个国家，我爱她的人民。”别人说：“你爱中国，但中国并不爱你。”马海德生气地回答道：“谁说中国不爱我？中国共产党喜欢我，中国人民喜欢我，这就足够了，我还要谁喜欢？我还要那一小撮坏蛋喜欢？他们不会长久的！”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重新回到了麻风病防治工作岗位上的马海德振奋精神，加紧了消灭麻风病的工作。凭着自己对麻风病多年的研究，他在1981年提出了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的口号。针对人们对麻风病的种种错误认识，马海德很少用语言去批评，他更愿意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人们对麻风病的错误认识。在防治现场，马海德和麻风病人亲密接触，从不戴口罩和帽子，甚至连胶皮手套也不戴，只是穿着一件普通的白大褂。他把病人的脚放在自己的腿上，检查伤口和溃疡。经过考虑，马海德提出了到2000年底在全国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目标。此间，马海德研读了《黄帝内经》等国内外的大量医学资料，积极探索，大胆临床。他为中国消灭麻风病所作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

■马海德飞赴瑞士给斯诺治病，“三个老‘赤匪’又碰到一起了”

1971年，埃德加·斯诺身患癌症，住在瑞士日内瓦。周恩来多次去信邀请斯诺来中国治疗，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于是，周恩来让马海德率医疗组到瑞士接斯诺到北京治病。

1972年1月26日，一架法航班机徐徐降落在日内瓦国际机场。马海德担任组长的六人医疗小组来到斯诺的家中。当斯诺看到中国医疗队到来的时候，惊喜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马海德走过去扶着斯诺的头，让他躺下来，说：“埃德，中国政府、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派我们专门来为你治病来了！”

斯诺拉着马海德的手说：“谢谢！谢谢！你们来得真快。现在陆军、海军都齐备了，只差空军了。”斯诺的意思是说，他很快就可以飞到北京去了。

“埃德，毛主席和周总理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等你去北京呢！他们让我告诉你，中国人不忘老朋友！”马海德说。

斯诺听马海德这么一说，不禁泪流满面，喃喃地说：“谢谢！谢谢！但我现在去中国干什么呢？那会给你们增添许多麻烦的。我现在又不能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什么事，我去干什么呢？我不去！我不去！”斯诺又问马海德：“乔治，你们对我有什么计划？我什么时候可以写作？”

马海德一边为斯诺作检查，一边说：“埃德，你会好的。当春天到来的时候，你就会重新提起笔来的。你知道大诗人雪莱说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经过检查，医疗小组进行了认真研究，斯诺的胰腺癌在手术后，已经有广泛的腹腔转移，肝功能衰竭，恶液质严重，食欲下降，已经到了晚期。因为病情十分严重，体质虚弱还经常昏迷的斯诺无法乘坐飞机，经请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同意，就地治疗，并购买来大量药物。

1972年2月初，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也来到日内瓦看望斯诺。当黄华来到斯诺的床边时，斯诺一眼就认出了黄华，神志也突然变得清醒起来，高兴地叫起来：“好啊，咱们三个老‘赤匪’又碰到一起了。”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黄华俯身握住斯诺的手说：“斯诺先生，我这次是去纽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委托，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政府专门绕道日内瓦来看望您。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国人民都很关心您的健康，他们祝您早日康复，欢迎您再次去北京访问。”

斯诺听着黄华的话，感动得流出了泪水，连声说：“谢谢！谢谢！……”

马海德陪伴着当年和自己一起穿越封锁线，冒险进入陕北的老战友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对于自己在中国工作长达半个世纪的历程，马海德满怀深情地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半个世纪不过是短短的一刹那，而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漫长的道路。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我，能够置身于中国人民斗争的行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一份力量；在建设的年代里，我又能把自己的劳动同中国人民的劳动融为一体，为此，我感到幸福和欣慰。”他还说：“我的好友斯诺在临终前曾表示：他羡慕我走过的道路。是的，能够为这样伟大的人民、这样伟大的理想而献身，的确是值得羡慕的。因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才是洒满阳光的道路。”

1983年11月22日，中国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隆重招待会，表彰马海德来华工作50周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出席了大会。邓小平高度评价了马海德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尤其是在医疗卫生工作上作出的特殊而又卓越的贡献。邓小平双手紧紧握着马海德的手感慨万千：“50年，不容易啊！”

1988年9月23日，马海德被卫生部授予“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把奖状送到了马海德的病床前。十天之后，马海德带着对没有完成的麻风病防治事业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遵照马海德的遗嘱，他的骨灰1/3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3葬在他的出生地布法罗市，1/3撒在中国革命的“红色大本营”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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