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欧阳修的学问十分了得，名气很大，他有一句名诗曰：“书有未曾经我读。”意思是说中国的书我都读遍了。
　　
　　欧阳修做学问，一向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以致用。他在任主考官时，便根据《大禹谟》中“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这两句话，为考生拟了个策论题目《刑赏忠厚之至论》。在唐宋时代，考试是考策论文，不是八股文，也不是现代的博士论文，是考你做学问的情况，即一个人一旦出来做官谋事，真要做出一番事业的道理，这个叫“策论”。“策”就是一个计划，你对国家政治看到某一点，写一个计划，就叫“策论”。
　　
　　令人欣喜不已的是，欧阳修在众多考卷中发现了一篇与众不同的文章，其要点说：“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是当时的司法部长。说有一个人犯了罪，皋陶说：“杀之，三。”司法部长坚持非杀不可，并且连说三次。可在尧那时代，我们上古的那个好领导，国家的贤君明主，尧却说：“宥之，三。”皇帝也是讲了三次，说算了吧，不要杀头了，给他个无期徒刑也行。那时候的考卷都是密封的，谁也不能打开，打开是要杀头的。欧阳修越看就越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好，思想也好，便猜想这个考生大概就是自己的那个学生，唯有自己的那个出色的学生，才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欧阳修本要给他第一名状元，但为了避嫌，“忍痛割爱”，才把他改成了第二名。
　　
　　考生及第后，都要拜座主，就是“拜恩师”了。欧阳修一看，奇怪了，及第的第二名并不是自己的那个得意门生，而是个四川人，叫苏轼(苏东坡)。谈话之后，苏东坡就要走了，欧阳修扯住他说，你慢点，我问你，你写的文章，“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出自哪部书？因为欧阳修读了那么多的书，可从没有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样的文字。苏东坡笑了，说：老师，实在对不起，那是学生“想当然”信手写来的，不在“本”。欧阳修一下愣在了那里，他不觉眼前一亮，感到既惊喜又佩服，心说这个年轻人太优秀了，他的想象竟与《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之道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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