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极大削弱，实际上乃是战争初期我们派驻重庆的观察员所见到的那种腐败现象……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自己瓦解的……

“白皮书”美国推责任

国民党撤向台湾，在风雨飘摇中企图“苦撑”下去，但这一覆亡的政府从最高统治者到士兵走卒，人人都看清了台湾岛的前途是一片混沌，唯一可以用来骗人欺己的便是寄希望于来自美国的干涉，这是蒋介石屡次希望、屡次碰壁而又心有不甘的最后一线依靠。

美国以其资本主义世界老大的雄厚经济实力与特殊的政治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充当其“自封”的“世界宪兵”的角色。对于远东，当时美国的战略设计便是扶植日本与中国国民政府，充当其抵抗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共产主义威胁的屏障”。战后日本政府在美国一手控制下，自然不敢有任何异动，只能听凭安排，而中国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蒋介石是一个个性极强的政治家，几十年的独裁专权，养成了他唯我独尊的脾气，虽然在二战期间，他为了联合美英苏抵抗日本，不得不做些妥协、退让，甚或以对日谋和为权宜之计，但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政权。就如同他当年对日妥协以求和避战的动机一样，蒋介石对美屈膝也是有条件的。当年日本步步紧逼，直想灭亡中国，最后把蒋逼上绝路，不得不答应中共条件，联共抗日以求生存。战后，当蒋介石取得“四强”之一的名位，自我感觉忒好之时，他早已产生的与美国方面的裂痕就更无法愈合了。蒋之求美，在于希望把美国当成他的钱库、军火库，无限制供给他反共内战的需要，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做他的总后台，但同时，他又决不要美国干涉他的一点“内政”，他不要对东方政治一无所知且十分“天真”的美国人以“民主”、“自由”为借口来插手他的内部事务，哪怕只有一点点影响到他的统治权的改变也不允许。正如同他当年赶走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先例一样，在蒋的心目中，美国人的来华只能是帮助他抗日反共，而绝不能对他自己的统治方式等提出任何异议。当内战后期美国人见蒋介石政权太腐败而不能“扶上台盘”之时，遂起意以“李”代“蒋”，想扶持李宗仁挤掉蒋介石，这下可大大得罪了蒋介石及其亲信集团。但是，蒋介石对此似乎也无可奈何，他要求助美方之处甚多，不得不强忍怒气，继续施展各种手段对美方进行笼络，因为蒋介石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将美国拖入中国内战，由此引发世界两大对立阵营之战争，最后重演他“抗战胜利”的历史，达成他利用外援“反攻复国”的最终目的。这便是他等待的目的，他把这两种战略意图归纳为一句口号，叫做“苦撑待变”。

美国人后悔了。

他们后悔在蒋介石身上花了那么多的精力、财力，却没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不仅没有巩固“东方防共阵线”，反而迅速丢掉了中国大陆，使华盛顿的世界地图上又增添了一大块红色区域——资本主义世界的“亚洲防线”只好退缩到自日本到韩国到台湾、菲律宾一线，陷入了战后空前的被动状态。

美国政府为了对国内外有一个交代，于1949年8月5日，也就是最后一个任美国驻南京国民政府的大使司徒雷登凄凄然悄悄离开中国南京回华盛顿途中，发表了一份精心炮制的“白皮书”——《美国与中国关系——特别是1944年至1949年间的关系》文件。

这份《白皮书》通过一些记事、文件和文件摘录，不但叙述了美国和中国之过去和现在的关系，还着重说明了1944至1949年间中国的形势发展和美国的对策。

《白皮书》开头附上了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给总统的一封信，详细说明了编写《白皮书》的经过及宗旨。这封“1949年7月30日于华盛顿国务院”的信中写道：

总统：遵照您的要求，我编写了一份我们与中国关系的纪要，重点在最后五年。此纪要正交付出版，国会和美国人民即将见到。我指示负责编写这一文件的人员提出一个报告，说明决定我国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以及反映这一政策执行情况的一些明显的事实。这是一个坦率的报告……包含了批评我国政策的言论或今后有可能成为批评我国政策而具有论据性的资料。

信中继续写道：

在编写此报告的过程中，出于对事实的尊重，有必要发表一些事实以揭示那个国家令人失望的局势。然而，我认为不能因此而阻止其出版。

艾奇逊在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远东政策时说：“当和平来到时，美国在中国可能面临三种抉择：(一)干净、彻底、全部撤出;(二)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人把共产党人消灭掉;(三)在帮助国民党控制尽可能广阔地区的同时，设法让双方妥协，避免内战。”他还说：“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由于双方都没有这种愿望，第一个目标是实现不了的……然而，自1945年至1949年，我们实行了援助国民政府的政策，努力寻求实现第二个目标，……至1947年初马歇尔将军离开中国时为止，国民党人在军事和领土扩张方面都显然达到了成功的顶点。可是其后的一年半表明，他们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的胜利是建立在沙土上的。”

艾奇逊接下来尖锐地指出：“中华民国政府失败的原因，详见附录。那不是因为援助不够。我们派往现场的观察员报告说，在至关重要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从未由于缺乏武器弹药吃过一次败仗。国民党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极大削弱，实际上乃是战争初期我们派驻重庆的观察员所见到的那种腐败现象……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自己瓦解的……”“从中国的力量对比来看，我国政府认为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建立和平。为了使双方作出让步，国民党必须建立自己的议会，这样，中国政府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全中国的政府，各党派才能在政府的宪法范围内发挥作用。”在这里，艾奇逊说明了美国的观点，他们希望蒋介石引进美国式的“议会民主制”，为了保住国民党的政权，美国人认为蒋介石应对其专制而腐败的统治进行若干“美国式”的改革。然而，这样的期望，到头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这些条件一项也未实现。”

艾奇逊接着为美国的对华政策作辩护：“无论是在和平时期或是在战争时期，美国一贯对中国采取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友好和援助政策……(我们)以赠贷的形式向国民党中国提供了援助;(我们)向中国政府出售了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的战争剩余物资……由于国民党领导人军事上无能，加之变节投降，其部队又缺乏战斗意志，(我们供应的军用物资)很大一部分落入了中国共产党之手。”

“现实地估计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局势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惟一的选择，就是为一个失去其军队和人民信任的政府而大规模地介入。而一旦介入，美国就要比过去增加更多无谓的开支，国民党军队交由美国军官指挥，美国的海、陆、空军武装力量可能都要参加作战。如此大规模的介入，不但会在中国民众中引起愤慨，甚至还会遭到美国人民的谴责。”

“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援助是无意义的。”

“不幸的，然而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是，中国不祥的内战局面不是美国政府所能控制得了的。美国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过去所做的，或所能做的一切都不能改变这种局面;美国尚未做的一切也将无补于事。”

艾奇逊最后又假惺惺地表示：“与此同时，我国的政策将继续建立在尊重联合国宪章，保持与中国的友谊、一贯维护门户开放政策和支持中国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一基础之上。”

对普通百姓，父亲总是饱含深情。他常说：“战争时期，老区的人民对革命是出了大力的。解放这么多年了，老区的人民生活得还是很苦啊。我们不管怎样，比他们是好多了，虽然帮不上大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忘记他们。”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不知听哪位老友点拨，发扬南泥湾精神，掏钱叫人买头小猪崽，养在后院。翌年，这猪已长到百十斤，父亲请人来宰，我们哥儿几个本以为可一饱口福，不料父亲却叫人把它割成数十块，分送给机关士兵食堂改善伙食，后来想到还有几位病重干部未顾及便又送去一些，到后来留下来的只有猪下水和一小堆骨头，引得炊事员直嘟哝：“真是赔本赚吆喝。”

然而，父亲对子女却很严格，甚至近乎苛刻。我们兄弟姊妹6个人，我父亲坚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孩子进入他所工作过的十三集团军和海军工作，他坚持的信念是，任何子女都不能沾他的一点荣誉，必须自己从头干起。

父亲一生转战南北，在战争岁月里度过了许多个有惊无险的日子。艰苦的战争生活在他的身上，留下的是看不见的伤口与烙印，这在他生命的晚年显现得尤为突出。晚年的父亲心重而沉默，常常见他眼中深含忧郁和深思。印象中，离休后的父亲总是坐在斑驳的藤椅上，目光悠远而又苍凉。虽有儿孙绕膝，更有老伴相随，但父亲的心几乎少有人能知晓。黄忠虽忠，毕老矣!长夜青空、寂寞和孤独像汪洋肆虐包围着父亲那颗欲罢不能的老臣心。

着名军事家、战略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一个好将军本身就是一个军的战斗力，一个军的部队可以挂帐歇马、劳师安顿，可是像父亲这样昔日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老将军，一旦停下革命的脚步，其内心的跳动谁人能懂?

1988年9月，风烛残年的老父亲自感来日不多，拿出多年来所有的积蓄向残疾人联合会捐赠了一大批书籍。没想到，这竟是父亲最后一次为他深爱的人民耗尽他生命的余光。一个多月后，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共同清理遗物时发现，除了少许国库债券外，我父亲几乎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作为遗物留给我们。看到这一切，周围的人们不禁泪如泉涌。大家很清楚：眼前这位遗物的主人，战争中，曾是百经沙场、九死一生的一位老将，解放后，曾是掌控中国海军建设装备数十亿经费的大员啊!

父亲那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浴血奋战、戎马一生却没有任何私心，也正因此，父亲那一辈将帅们至今仍受人敬仰。他们对党的无上信仰，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不朽业绩都将永远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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