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三国历史逐渐发现一条规律，汉末三国“三巨头”中论雄才和大略其实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曹操长于军事，外交一般，短于政治；刘备长于政治，军事一般，短于外交；孙权长于外交，军事一般，短于政治。

以上说法可能会引起争论，因为它不能完全运用到个案分析之中，比如说刘备短于军事，但汉中之战他完胜曹操；再比如说孙权短于政治，但在他的前期江东呈现的是一个团结奋进的政治局面。上面这些说法是站在三个人一生高度去说的，是一个大方向。

曹操短于政治，这个争论似乎不会大。从政治出身上讲，曹操属于汉室旧臣的后代，本人也是一名“旧臣”，他本来也打算按照“能臣”的标准设计自己的政治规划，曾表示死的时候墓碑上能刻一个“汉征西将军”就十分满足了。考察曹操的生平轨迹，这一表态绝非惺惺作态，也不是政治上的矫情，应当是某一阶段里曹操真实内心的写照。

曹操政治生涯的巨变开始于迎请汉献帝都许县，本想“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他，最终却没能逃过“权重欺主”的诟议，被众人一致认为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站在了传统政治的对立面。如果梳理曹操从汉灵帝中平到汉献帝建安年间的所有史迹，也许你会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对曹操的误解，因为曹操并不想把事情演变成这样，但所有的所有，既跳出了他的把握，也跳出了他真实的愿望。

应该说“奉天子”、“挟天子”这样的政治规划从一开始就有问题，当时比他更有势力的袁绍经过一番评估后主动放弃也出于这个原因，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存在着很大争议，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这里想说的是，由于政治架构设计上存在着天生缺陷，曹操在获取了“奉天子”、“挟天子”带来红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这种反向力量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对曹魏政权破坏程度之残酷，是曹操和他的继任者们都没有预料到的。

汉献帝刘协与诸葛亮同年，小曹操26岁，东归那一年他只有15岁，曹操41岁。5年后汉献帝到了弱冠之年，按照最保守的看法此时天子也应该亲政了，曹操交权还是不交呢？如果交权，官渡之战本年才开打，能交不能交？如果不交权，好了，骂声将如潮水而来，奸臣、篡位、谋逆等等，政治脏水将让你无处躲藏，敌人骂、民间骂，本阵营里的政治对手们也在小声地骂。献帝刚到许县时，八方人士如云如雨般主动涌来，一派繁盛，可是这股人才的涌流并未持续很久，以至于曹操后来不得不连续三次发布《求才令》到处找人才，表面原因是那个时代人才资源的稀缺，背后的主因恐怕与曹操所背负的政治包袱有关。

从个性上说，曹操是性情中人，敢想、敢干也敢说，敢做人之不可做，如早年棒杀大宦官的叔父；敢直面黑恶势力不退缩，如在济南国任上刮起的反贪腐、禁淫祠风暴；也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敢于拒绝，如中平年间回应袁绍、许攸等人私下串连的政变。在行事风格上曹操绝不是畏手畏脚的人，但真正掌权之后，也许意识到政治上已然形成了不可逆转的短板，越是军事上取得成功，曹操越是在政治上畏缩不前，各种顾忌反而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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