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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这个行业，当时在东北老百姓心目中名声很臭。因为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人的翻译官到处欺压百姓，老百姓苦不堪言，怒称翻译官为“翻译狗”。

《小兵张嘎》中的“胖翻译官”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15年2期，作者：钟兆云，原题为：《刘亚楼上将战场之外的“另一手”》，为节选。

前瞻性地创办了外语学校

1946年春夏之交，刘亚楼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鉴于东北战场面临的局势，部队都是大兵团行动，游击战司令部的工作方法已不能适应作战要求，刘亚楼决定翻译出版《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并结合部队实际亲自讲解。

刘亚楼忙里偷闲，从俄文中翻译《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当年跟在他身边的参谋郭瑞乐说：“刘参谋长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后，晚上便翻译俄文版的《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他一边阅读原文，一边口述中文，要我和总部另一位参谋叶云龙轮流记录，记完后稍加整理，作为译文初稿送他审定。花了二十来个晚上译完后，很快就出书了。发到全东北团以上各级司令部，参谋人员人手一册，作为参谋业务学习的教材。”此外，刘亚楼还翻译过《斯大林论克劳塞维茨》等著述。

刘亚楼深知以后不管打仗还是建设新政权，都要和苏联打交道。为了培养更多的俄语人才，他建议以迁东北的延安外国语学校的俄文系为班底，在东北建立一所规模更大的外国语学校。中共中央采纳了刘亚楼的建议，并指令他负责筹建。1946年11月7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属外国语学校在哈尔滨成立，由东总直接领导，刘亚楼兼任校长，东北局外事处处长卢竞如任副校长，一批懂俄语的干部相继来校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学校属军事干校性质，专门培养军政翻译人员。

翻译这个行业，当时在东北老百姓心目中名声很臭。因为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人的翻译官到处欺压百姓，老百姓苦不堪言，怒称翻译官为“翻译狗”。东总的参谋训练队，此时也在外国语学校里开办，他们中间有个别学员受到这种影响，骂外国语学校的学员是“翻译狗子”，讥笑学员在校园说俄语、诵俄文是“放洋屁”。

刘亚楼经常给参谋训练队讲课，很快就知道了这事。他严肃地批评了参谋学员，并不失幽默地指出：“你们学的教材，都是我从苏联军事书刊上译过来的，你们说‘放洋屁’，不放这‘洋屁’，你们什么也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翻译过来的，谁能说这是‘放洋屁’？”如此一席话，让参谋学员们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学员来自五湖四海，以部队人员和解放区青年居多。刘亚楼指示要多吸收东北一些知识青年入学，并就此解释：国共两党正在争夺东北，当地群众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还缺乏认识，一些知识青年处于观望状态，外国语学校吸纳他们，对争取将来的胜利关系极大。刘亚楼着重讲了外国语学校的主要任务和努力方向，亲自抓办学方针、方法和校风。就连师生的着装等小问题，他也关心上了。师生们都身穿黄色军服，胸前佩戴“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属外国语学校”的校徽，英姿飒爽，朝气蓬勃。

1946年底，国民党军疯狂向北满进攻，战局吃紧。外国语学校随同总部迁往松江省佳木斯市后，东北局和东总根据刘亚楼的建议，任命东北大学副校长张如心兼任外国语学校政治委员，相应提高学校规格。办学条件艰苦，刘亚楼亲自出面解决。为了让学校的师资建设上台阶，刘亚楼请来李立三的夫人李莎（苏联人）来校当俄语老师，并在当地聘请了同情中国革命的苏联侨民舍列波娃、库兹尼佐夫和帕涅文等人任教。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拿出偌大气力来筹办外国语学校，虽有中央决定，但筹办人如无远大战略眼光，也很难做出成效。

刘亚楼要求外国语学校，不仅要在政治和业务上对学员严格，还要在较短时间内出人才。根据他“不要死板正规办学”的指示，学校一年四季招生，一年四季也都有学生毕业。

当时也有一种担心，学外国语言时间太短，今后管不管用？刘亚楼找来有不同意见的张天恩等教职人员谈话，在耐心指出建立外国语学校与党的战略意图紧密关联后，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翻译人才，满足战争和建设的需要。因此，学员只要掌握一定数量的词汇和基本语法，出去边实践边学习，工作一逼就上去了，这就叫在工作中成长。”

1947年7月，随着北满局势日趋稳定，学校迁回哈尔滨，当年底迁往市郊马家沟新址，校舍在日伪时期日本女子高等学校的红楼内。学校环境优美，红楼在层层绿树环抱之中，可谓“万绿丛中一点红”。不久，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学校又迁到市内南岗大直街一栋白楼内，后改建成高等学府（后改称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1958年经扩建更名成立黑龙江大学）。

战事紧张，学校几经来回搬迁，刘亚楼军政事务繁杂，却仍不忘解决学校的困难，在办校经费和设备供应上大力支持。1948年11月东野提前入关时，刘亚楼找来学校政治处主任王季愚，说：“我要进关了，给学校四辆汽车吧！”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3857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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