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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统治时代，陈济棠（字伯南）不仅是广东家喻户晓的“南天王”，而且也是闻名全国的地方实力派。这位出身贫寒的“南天王”，虽然时运跌宕起伏，但也曾扶摇直上，雄视一方。他在政治和军事上不但迫使新桂系俯首称臣，而且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数载，令国民党当局头痛不已，莫可奈何；他专心致力于“建设新广东”的宏伟工程，取得了此前和此后的国民党时代未曾有过的建设成就，使广东成为当时中国难得的一方热土，还在半个世纪后得到世纪伟人邓小平的称道。作为一位功过混合的历史人物，陈济棠给后人留下了可圈可点之处，其兴衰历程也给后人留下了颇多回味。

“南天王”崛起

1890年2月12日的午夜，广东防城县（今属广西防城港市）河洲上峒望兴村农民陈金益的妻子，在经历了两天难产的煎熬后产下一名男婴，他就是后来的“南天王”陈济棠。1907年，17岁的陈济棠放弃在防城两等小学的学业，进入钦县警察讲习所学习。6个月的警察训练结束后，陈济堂却认为当警察没什么意思，立志要投身军旅，成就一番事业。于是两年后，陈济棠赶赴广州考取广东陆军小学。1912年秋，陈济棠与同学一道转入陆军速成学校继续深造。

民国肇始，本应气象更新，但中国和广东的现实都让当时还是热血青年的陈济棠失望不已。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大权在握后，先是暗杀宋教仁，接着又用铁血手段镇压了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二次革命”，迫使孙、黄流亡海外。陈济棠不满现实，但苦于身处革命低潮时期，无奈之下只好暂时投靠到琼崖督办陆荣廷的门下，在督办公署当中尉差遣员。因不满督办公署的腐败，陈济棠没干几天就辞掉了差遣员的职务，转入陆荣廷辖下苏汝森团任机枪连的排长，正式开始了他在军中的任职。

由于派系矛盾，陈济棠当排长没多久，苏汝森就被广东督办龙济光杀死，陈便以幼时乳名“何养”做名字，藏匿在广东海军“宝壁”舰大副丁守臣的家中。1914年，丁守臣出任广东中区司令，陈济棠借机捡了个副司令的职位，期间，他结识了著名革命派人物邹鲁，并参加了邹鲁等人策划的讨伐龙济光的起义。起义受挫后，陈济棠逃亡香港，后又辗转至肇庆加入桂军林虎部，从排长慢慢爬到了团副的位置。

1920年粤桂战争爆发，粤军一路势如破竹，陈济棠趁机脱离林虎部，联合陈铭枢、李昆岩等人在阳山宣布独立，并会同其他粤军坚守莲塘峡要隘，成功阻击了往西逃窜的桂军。陈济棠此举有力支援了历经数年困顿的国民党人，也为他赢得了一生发展的重大机遇。在陆军小学就读时的教官兼好友、时任粤闽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的力荐下，陈济棠出任一师第一营营长。经过陈济棠的一番精心操持，一营在1921年7月4日于阳山城北大败老桂系沈鸿英部1个旅，迫其退回广西境内，扭转了粤北战局，陈济棠也因此扬名粤军，一举改变参军以来颇多坎坷的时运。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陈济棠拥护孙中山，并接替陈铭枢担任第四团团长参加讨陈战斗，与邓演达、张发奎等配合滇桂军于1923年1月把陈炯明驱逐出了广州，为孙中山再次南下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立下了战功。之后，升任粤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的陈济棠又率部在师长李济深的带领下，讨伐入侵广东的沈鸿英，为广州革命政府解了重围。1925年2月，陈济棠率部西征援桂，五战五捷，有力协助李宗仁、黄绍?统一了广西。

1925年8月26日，新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对所属部队进行整编，陈济棠改任国民革命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是年9月，陈济棠率部作为右翼纵队的主力部队，参加讨伐陈炯明叛军的第二次东征。10月21日，陈济棠部在双金与陈炯明老部下谢文炳指挥的5个团遭遇，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予敌以重创，缴获退管炮1门、步枪数百支。此役即为二次东征中著名的双金之役。10月底，国民革命第一军第三师被陈炯明手下林虎部大败于罗经坝，一路溃退，林虎部甚至追击到了离总指挥蒋介石仅一二里的地方。情势万分危急，蒋介石都想到了自杀。这时，陈济棠率部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赶来增援，在双头地区将林虎部拦腰截下，为彻底歼灭陈炯明残余势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东征的征尘还未洗净，陈济棠又奉命率部移师南征讨伐邓本殷。1926年1月，陈济棠的十一师与张发奎的十二师渡海登上海南岛，全歼了邓本殷的部队。第二次东征和南征的胜利，结束了广东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从此，广东局势稳定，为北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惊心动魄北伐战争中，陈济棠没有像张发奎、陈铭枢那样身居前线，而是被安排率部驻留广东。陈济棠原本打心眼里不接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出于对孙中山的尊敬，他当时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现在孙中山已逝世，他本人又得以兼任钦廉警备司令的身份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如何对付共产党便从陈济棠的思想层面转入运作层面。在钦廉地区，所有工农运动都属非法，共产党人乃至进步青年都一律不允许存在。不仅如此，陈济棠还于1927年初，采用污蔑、篡改、断章取义等恶劣手段，整理了一份所谓“共产党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报告书，请陈铭枢转呈蒋介石，请蒋即刻动手处置共产党。蒋介石的政治经验远比陈济棠老练，便以时机未到为由拒绝了陈济棠的建议，但这份报告无疑对3个月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起到了催化作用。

由于胞兄陈维周非法敛财招致非议，自己“清党”的主张又未被采纳，陈济棠心中烦闷，一气之下，遂辞去十一师师长一职，以国民政府代表的名义赴苏联考察，声称要治商购买军火及训练飞行员等事宜。抵苏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向共产党人操起了屠刀，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政府一改先前对陈济棠考察团的友好态度，不仅终止了军火采购谈判，而且还阻止他们去西欧考察，这使得陈济棠对这个共产党国家愈加反感，反共仇苏的政治立场进一步确立。

1927年11月16日晚，张发奎、黄琪翔等利用李济深、汪精卫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的时机，发动“张黄事变”，强行接管和改组了广州政治分会和广东省政府，夺取了广东的军政大权。由于是年初夏归国并恢复故职的陈济棠拥护李济深，便率部于东江上游与张发奎部作战，力挫张发奎，使广东的局势复归统一。陈济棠在“张黄事变”中力挽狂澜，为自己赢得了巨大声誉。与此同时，他则利用广东省局无主的机会，在潮州、梅州一带取得了财政收入和进行扩编军队的契机。1928年3月，广东军队整编为3个军，陈济棠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统辖第十一、十二、二十五3个师，驻扎于广州。5月，陈济棠兼任囊括广州、四邑、西江等广东最富庶地方的西区善后委员，开始正式涉足政坛。

陈济棠自打参军后，不到10年的工夫，就从营长升迁至国民革命军的军长，有了自己的地盘；任西区善后委员后，他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大力从事地方建设，修筑公路、发展航运、兴办学校，地位日趋巩固。来自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合力，使得陈济棠逐步成为继李济深、陈铭枢之后一支强劲的实力派。陈还借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之机，夺取了广东的军政大权。“天王之门”向陈济棠敞开了！

“南天王”独尊

李济深是广西人，在他执掌广东政权时，与新桂系的关系可谓亲密无间。而陈济棠上台后，首先把目标对准了有碍他独霸广东的新桂系。1929年5月，在蒋桂战争中失利的李宗仁、白崇禧等退回广西后，积极谋划进军西江攻占广东作为反蒋基地。桂军派出了主力黄旭初、伍廷?、吕焕炎的3个师15个团的兵力攻粤，而且还同驻扎在东江惠州一带徐景唐的第五军秘约东西夹击广州。陈济棠正愁找不到借口，见新桂系主动打上来，精神极为亢奋，采取以保卫广州为中心的对策，广调精兵强将，派出了余汉谋的第一旅，依北江西岸守卫清远、香翰屏的第二旅，依北江东岸守卫芦包和三水、陈章甫的第三旅为机动总预备队。

桂军刚经大败，人困马乏，加之后方补给困难，根本不是陈济棠的对手。5月20日，陈济棠部在花县赤泥、白泥一带大败桂军，桂军急向广西方向逃窜。陈济棠又腾出手来将徐景唐部击垮，之后还联手蒋介石派来的李明瑞部和滇军龙云部，全力进击白崇禧、黄绍?指挥的桂军残部。桂军偷鸡不成反蚀米，粤桂战争成了新桂系失败的继续，其军力一下子就从力盖半个中国的巅峰摔了下来，再也无力恢复昔日的威风。当年12月和次年6月，陈济棠两度击败张发奎与新桂系的联军，彻底断了他人染指广东的念头。

陈济棠打击新桂系的动作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为了拢住陈，蒋把粤省和粤方所占广西地区的全部税收拨给广东留用，再加上广东原本就是中国的首富地区之一，陈济棠有了充足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实施扩军计划。在全国各路大军阀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蒋介石的打压时，陈济棠不仅毫发未伤，而且军事实力急剧扩张至15万人。陈济棠的15万人马兵精将良，装备又多是他偷偷从欧洲订购的，令其他地方实力派难望其项背。在扩充军力的同时，陈济棠还念念不忘对付与自己明争暗斗多年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他把陈铭枢嫡系的两个师北调山东，巧妙地斩断了陈铭枢的左膀右臂。站稳脚跟后的陈济棠，不仅不把一般的地方实力派放在眼里，就连蒋介石的命令也敢不怎么当回事。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独霸南方，与国民党南京政权相抗衡。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同蒋介石的矛盾和斗争，为陈济棠登上“南天王”的宝座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1931年2月28日，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因“约法之争”被蒋介石解除立法院长之职并将其软禁于南京的汤山，史称“胡汉民事件”（也叫“胡案”或“汤山事件”）。这一事件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大震荡，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或公开反对，或借故辞职，或消极对抗。胡派干将、先前以医治背痈为名返粤的古应芬当即辞去了国民政府文官长一职。接任立法院长的林森也不愿就职，弃职而走。就连与蒋私人关系极深的司法院长兼约法起草委员王宠惠，也撕毁蒋赠送的5万元支票，远游欧洲，以示不满。

蒋胡之争远在南京，照理与广东的陈济棠关系不大，可一向行事低调、不闻党争的陈济棠却“勇敢”地投入到了这场汹涌的政治风暴中。原来，同是广东人的胡汉民是陈济棠政治上的恩人，对陈屡有提携之恩。陈济棠入主广东后，更是将胡汉民和另一位广东籍前辈古应芬作为自己在中央的政治靠山。胡汉民身陷囹圄，陈济棠自然不能视而不见。更为重要的是，在“胡汉民事件”之前，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已日趋尖锐。中原大战胜利后，蒋介石野心勃勃，一心要制服各方实力派，陈济棠拥兵一方，当然不能放过。作为前期讯号，蒋介石要陈裁减军队、削减军费上交中央财政。视地盘和军队如生命的陈济棠判断蒋介石对粤下手在即，与蒋的“姻缘”眼看就要到头，遂产生了与其到时被动，还不如趁早谋划的念头。情感和现实的因素，促使陈济棠成了反蒋倒蒋的急先锋。

3月4日，古应芬来见陈济棠劝他反蒋，陈济棠当场同意提供巨款支持古联络国民党派各派反蒋势力。为了壮大反蒋阵容，武夫出身的陈济棠还拿出了职业政客的“大度”，打出了一张绝牌：派香翰屏去广西与上年还枪炮相见、水火不容的李宗仁谈判，要求结成粤桂反蒋联合战线。新桂系在粤军的围攻下正穷处一隅，处境艰难，陈济棠的提议犹如沙漠清泉一般令他们欣喜万分。很快，两广之间以及张发奎与陈济棠之间就变得“情好如初”，西南反蒋的军事支柱构建成功。

1931年4月30日，古应芬与萧佛成、邓泽如、林森等4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5月3日陈济棠领衔粤军各将领发出响应通电，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浮出水面。5月24日，汪精卫、孙科、许崇智、陈友仁、唐生智等各派军政领袖抵达广州，在陈济棠的私宅举行会议，商讨筹组新政府的问题。5月27日，作为此次反蒋联盟最高政治组织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宣告成立。次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陈济棠身兼“非常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数职，地位十分显赫。

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的成立，使得中国出现了两个国民党“中央”和两个“国民政府”，政治分裂进入表面化时期，宁粤双方一方面互相攻击、唇枪舌剑，一方面竞相调兵遣将，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在这时，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陈济棠在取得西南反蒋主导权之后，见自己的权力诉求已经实现，便摆出了盟主姿态，全然不把汪精卫、孙科等人放在眼里，“非常会议”一时间矛盾丛生、倾轧时起。为了保存手中的军事实力，陈济棠还使了个只反蒋不讨蒋的花招。桂军按原定计划准备出师讨蒋，陈济棠却故意延迟出动粤军，桂军担心孤军深入，只好停下来观望，气得汪精卫一怒之下去了香港。9月，粤桂联军击败蒋介石的顾祝同部，攻下衡阳。可仅过了一天，陈济棠就暗中下令粤军全部撤回粤境，迫使桂军也不得不从湖南永州退回广西全州。

陈济棠的拖延战略使得宁粤双方重新恢复最初的僵持对峙状态，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政局及宁粤政局均受到了重大影响。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抗日救亡运动，迫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和强大压力，宁粤开始和解。由于对患得患失、一心保存实力的陈济棠失望透顶，广州“国民政府”中的元老人物纷纷趁机与南京政府和解，离开了广东。西南反蒋的最终战果仅是蒋介石于12月15日暂时下野、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宣布取消，无异于一场闹剧。而陈济棠却利用这一时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实权，先是逼走政敌陈铭枢，接着又重新分配各派权力，最后还强行收编了广东海、空军，将广东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保持了半独立状态。陈济棠一跃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有实力、最具影响的地方实力派，“南天王”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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