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1875年，晚清政坛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与塞防的政策大辩论，绝大部分的封疆大吏和中央的王公大臣都参见了讨论。其中，“塞防派”代表人物是左宗棠。时任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的左宗棠，于1875年4月写了一份奏折——《论必须对西北用兵折》，集中阐述了他的塞防思想。
　　
　　左宗棠在奏折中，再三强调了新疆的战略地位。左宗棠曾长期担任陕甘总督，对西北地区尤其新疆的战略位置始终十分看重。他认为：“立国有疆，古今通义”。他从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吸取了重视地理环境和观察“方舆形势，视列朝建都之地为重轻”的观点，认为清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蒙古依托新疆，“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他一直呼吁新疆问题的严重性：“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他特别指出“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中国所面对着的是虎视眈眈的沙俄侵略者。左宗棠在奏折中指出，俄国人在伊犁地区挑起事端，是早已对那里的“土沃泉甘，川原平衍，物产丰饶，夙号腴区”而垂涎三尺。且“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若新疆不复，局势难以设想，“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他把收复新疆同保蒙古、卫京师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塞防的重要性，也是他决心收复新疆的思想基因。
　　
　　同治三年，新疆库车、伊犁等地相继发生反清起事，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乘机入侵新疆南部，很快与英俄两国缔结通商条约，又与当时伊斯兰教教主苏丹所统治下的土耳其帝国建立密切关系。二百万平方公里的新疆，事实上已与中国脱离。同治十年，沙俄悍然出兵强占伊犁地区。新疆局势相当危急。“一八七三年，甘肃回变结束，陕甘总督左宗棠向中央要求收复新疆。新疆这时脱离中国已经十年，分裂的形势已经形成。清政府高级官员对这个棘手问题，像对一颗病牙一样，小心翼翼，没有人敢去碰它。如今左宗棠提出收复国土的严正主张，使他们不得不正视现实。当权的高级官员分为两派，一派称海防派，以讨伐捻军的安徽兵团（淮军）首领李鸿章为主，认为中国的外患来自海洋，所以主张加封阿古柏为国王，使他像朝鲜、越南一样，永做中国的藩属；也就是说，这一派主张把新疆放弃。另一派称塞防派，以湖南兵团（湘军）首领左宗棠为主，他在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上说：‘保卫新疆就是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就是保卫北京。’他和他的朋友主张必须收回新疆。”（柏杨《中国人史纲》）同时，左宗棠在光绪元年（1875）受命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他在兰州制定西征战略，筹办粮饷，整编军队，为进兵新疆做好了准备。
　　
　　在这份奏折中，左宗棠继续强调了新疆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并详细阐述了他收复新疆的战略部署。左宗棠首先赞扬了高宗乾隆皇帝平定统一新疆的用兵战略，实际上为自己的收复战略做了有力的铺垫。他认为，天山南北两路历来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往西，南自阿克苏往西的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是新疆各部的富裕地区，是所谓的富八城；自乌鲁木齐往东的四座城池，地势高寒，多山川少平川；哈密以南往西到阿克苏的四座城池，地势狭窄，多戈壁荒滩，是所谓的穷八城。就南北两路而言，北部地区可以控制南部地区，故北部准噶尔部强盛时，南部维吾尔部就受其威胁，并逐渐被其吞并。故左宗棠认为，如果不收复乌鲁木齐，我方只能是无险可守；如果收复了乌鲁木齐，我方则可以控制扼要地带。而后设置重兵防守，兴办兵屯和民屯，从内地招徕移民以充实西部边疆。左宗棠在奏折中还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认为正是进军新疆的好时机。回民叛乱已经平定，新疆分裂势力还刚刚兴起不久，不至于根深蒂固。英国和俄国都对新疆抱有野心，沙俄已经占领伊犁，以夷制夷的策略靠不住。而此时沿海地带海防形势较为缓和，列强大多忙于欧洲的战争和争夺，中国正好趁机出兵新疆，一举收复失地，一旦时间拖久就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形势，将来更加棘手。
　　
　　为此，左宗棠要求，户部应按西部用兵实际所需经费酌情划拨，各省协办的军饷也应严格按时限和数目送过来，全面恢复道光年间的旧制，这样，“则关内外或可相庇以按”。否则，如果现在就考虑停止对西部用兵，裁减西部所需军饷，则无异于“自拆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如此一来，不仅陇右地区将难以保全，就是天山北路的科布尔、乌里雅苏台等地区恐怕也未能保证安然无恙。所以，对西北地区停兵节饷，对海防未必有什么好处，而于西北地区边防则大有妨碍。在这利害攸关的问题上，极其需要反复考虑成熟，审慎加以处理。
　　
　　其实，说句大白话，无论左宗棠的《论必须对西北用兵折》，还是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都是在向朝廷要钱！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国家安全的转折点，从沿海到沿边地区，四面楚歌，所有边境地区都面临着列强的蚕食和鲸吞。然而，晚清政府多年的内乱外患，积贫积弱，财政极其困难，难以兼顾西进用兵和新建海军的开支。“海防”与“塞防”，孰重孰轻？这场国防政策的大辩论，讨论的就是当前国防政策的轻重缓急和筹措经费。
　　
　　应该讲，在这场大辩论中，左宗棠还是顾全大局和讲究策略的。左宗棠既不同意李鸿章等暂缓塞防的看法，同时也反对只重塞防而轻视海防的言论。左宗棠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国家应该同时重视海防和塞防。针对李鸿章担心国家财政困难，无法兼顾海防和塞防的忧虑，左宗棠提出了开源节流，分头筹款等多项措施。他认为，海防主要从东部着手，招募沿海渔民作海军，轻车熟路，可以减少训练费用；早期洋务筹建起来的工厂如福建马尾船厂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可以建造部分舰船，从而节省全部依赖进口国外舰船的费用。而西部则主要依靠军队屯田，实行自给自足。如此一来，清朝就可以多头并举，东西兼顾。
　　
　　在这场大辩论中，清政府最后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并下决心进军新疆，剿灭阿古柏分裂势力，逼迫俄国归还伊犁。同时，也同意大力发展海防，购买军舰，训练海军。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本质，是防御资源投放的重点之争，应该讲，海防派和塞防派都是从清王朝的利益出发的，二者的基本目标都是一致的，即最大程度上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保护清王朝的统治利益。
　　
　　光绪二年（1876）春，左宗棠移驻肃州，采取既定的“先北后南”战略，至同年秋率军相继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底定天山北路。到光绪三年底，左宗棠率部收复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以外的新疆全部，重创阿古柏军队，阿古柏身亡，残部逃往境外，清军取得粉碎阿古柏政权的胜利，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新疆脱离中国版图十四年之后再入版图。光绪十年，清廷根据左宗棠的多次建议，在新疆正式建省，进一步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底定南疆后，左宗棠心情格外激动，他即兴写道：“兹当西戎即叙，海宇澄清，而此乐不可复得。”
　　
　　阿古柏政权被肃清后，左宗棠即筹划收复被沙俄侵占的伊犁。光绪五年，派往俄国的谈判代表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了《里亚吉亚条约》，除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外，还赔款五百万卢布。左宗棠闻知，极为愤慨，奏请出兵屯驻哈密，规复伊犁。清廷亦震怒，宣布将崇厚治罪，改派曾纪泽赴俄谈判，同时命左宗棠统筹兵事，部署备战。光绪六年，年近七旬的左宗棠率军离开肃州，出嘉峪关向哈密进发。为表示自己的抗俄决心，左宗棠命人替他带上一口棺材随行，情景壮烈。同年五月，左宗棠开抵哈密。沙俄也增兵伊犁，并派舰队东来武力恫吓。清廷为避免冲突，于七月召回左宗棠回京。次年初（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订立，中国虽挽回了一部分权益，但不平等条约仍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左宗棠视国家领土“尺寸不可让人”，以力主收复新疆，以年近七旬之躯率兵西征，“大军西征，如飞如翰，自秋徂冬，挚回疆全境还隶职方”，“声实俱壮，汉唐以来未尝有也”。左宗棠收复新疆失地的壮举，功在千秋，光垂史牒！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382497.html

相关阅读：选人用人须经得住倒查
王熙凤操办的两场葬礼 竟是她人生的高点与末路
三十五个真实的中国历史
重温血浆经济和艾滋病的混乱时代
大汉奸戴笠：敢于中情局合作 更敢和美国叫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