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25日，约10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开始进入缅甸，协同英、缅军对日作战。

至1942年8月4日，中国远证军全部撤出缅甸。除第三十八师和第二十二师进入印度外，其他部队分由杜聿明按蒋介石命令突破封锁线，经南盘江、梅苗、南坎以西返国。杜聿明部途经森林蔽天的野人山区，战士落伍、失踪、疾病死亡以及被敌追阻杀伤者比战场上死伤的多数倍。“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据统计，10万余众的远征军至此仅存4万。事后，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何应钦也不无感叹:此次入缅参战，“自始至终战况均呈被动之态势，虽官兵奋勇用命，实难挽救全局，实为憾事”。缅北初战，终以失败告终。

那么，在这个悲壮惨烈的缅甸战场上，远征军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制空权是决定因素

1942年3月至8月，中国远征军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向缅甸境内出动，与日军血战数月，终因实力悬殊，铩羽而归，10万大军生还者约4万，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远征军全线崩溃前，在战场上始终没有发现早已参战的日军第56师团，正是这个师团先在中路挫败远征军决战的计划，然后出其不意地从东线突破远征军薄弱之防线，席卷了整个后方，导致远征军全面溃败。在实际交战过程中，远征军原以为当面之敌仅一个日军第55师团，既没有发现驻泰国的日军第18师团提前增援上来，又没有发现从海上登陆增援的第56师团，稀里煳涂地把三个日军精锐师团当一个师团来打，以四个半师的兵力摆了个围歼对手的阵势(日军一个师团的战斗力相当与远征军一般部队七八个师，相当于中国军队最精锐的戴安澜第200师两三个师)。所以远征军作战一开始便陷入十分被动的状态。

但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失败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制空权问题，日军完全掌握了战场的制空权，失去制空权的远征军，肯定无法弥补情报不灵的缺陷。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常规作战样式是战术空军与坦克装甲部队的协同，根据德国非洲军团司令、坦克名将埃尔温·隆美尔的权威观点:“假使敌人握有完全的制空权，那么我方尽管拥有极现代化的武器，还是无法和他作战的，就好像野蛮人碰到了近代欧洲国家的精兵，其胜败是不问而知了。……所以我们不能再依赖摩托化的兵力，以来作机动性的运用，因为他们最容易受到空中攻击的毁灭。”

中国远征军怎么会得不到先前英美承诺的空中掩护呢?

早在1941年5月20日，英国远东军总司令波普汉托中国军事考察团团长商震致函蒋介石:“敝国已在向美订制飞机中，指定妥马霍克机100架，分配于贵国。翰期其能发生良好之效果也。”以后英方食言，这批飞机全部用在了北非战场。

1942年3月25日，即同古激战第4天，也就是英军在缅全部45架作战飞机在马圭被毁后第4天，蒋介石同印缅战区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共进晚餐后再次会谈，亚历山大亲口答应蒋介石，数星期后将有324架飞机投入缅甸战场，但直到缅甸战场全面崩溃时都不见踪影，而日军投入战场的飞机数量已经达到400多架。其实从3月份开始，德国凯塞林第4航空军团几乎毁灭了英国地中海空军基地马耳他，德军地中海补给线恢复畅通，隆美尔非洲军团已攻下整个昔兰尼加，正准备向加查拉一线进攻，英国早就无意将空军用于缅甸战场，而蒋介石为亚历山大将军的弥天大谎所迷惑，乐观地把缅甸作战看成是一场中国军队在英军绝对制空权支援下对日军的歼灭战。

1942年4月18日，也就是我东线被日军第56师团突破之际，宋美龄致信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礼先生，表达了对美国的不满:“除十足配备志愿队所需人员及飞机80架外，其余租借桉内拟拨中国之驱逐机，将拨发美国空军第十队用，以防护印度东北之被侵及防免英国远东空军之被毁灭，委座闻此建议，不胜震怒，尤其要求总统立即加派飞机300架，以助中国远征军一项通知……”

美国方面置若罔闻。到了6月初，隆美尔在北非突破加查拉一线进逼托卜鲁克，正在印度集结、原定支援缅甸作战的实力强大的美国第10航空队，紧急向地中海转移，这时中国远征军各部尚在作艰苦卓绝之撤退。由于美国在二战中“先欧后亚”的战略，于是当北非出现危机时，英美两国先后把原定用于缅甸战场的飞机几乎全部调往地中海，致使我远征军作战失去空中掩护。

缅甸战场虽然失利，却换来了北非战场的制空权

1942年1月下旬，也就在中国远征军出征前两月，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从布鲁加港开始了进攻，2月占领班加西并控制了整个昔兰尼加。6月突破英军加查拉防线，并攻占托布鲁克，迫使守军投降。7月追击马特鲁之溃军，越过埃及边境，直逼英军北非最后一道防线———阿拉曼防线。英国和美国早在隆美尔出击时，就打算将原定用于缅甸战场的现有的和根据《租借法桉》提供的坦克、重炮和飞机全部调往北非。6月份开始，美国的装备调动现出成效，英军空军出动架数勐增。战场形势很快发生逆转，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的相持阶段，英军马耳他岛的空军基地重新活跃，英国空军迅速掌握了北非战场的战略和战术制空权，几乎完全切断了轴心国地中海航线，使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得不到装备和燃料的补充。在8月最后一个星期里，英军获得50万吨补给品，而德意军队只获得1万吨补给品。

隆美尔被迫孤注一掷，同英军在阿拉曼一线展开决战，丧失制空权的德意军队遭到惨败，从而决定了同盟国和轴心国在北非的命运。等到蒙哥马利在10 月份反攻时，美国已向英国中东部队提供了700多架双引擎的轰炸机，近1100架战斗机，900辆中型坦克，800辆轻型坦克，90门反坦克炮以及2.5 万辆卡车和吉普车。在美国援助的这些武器装备中，有相当部分原是打算用于缅甸战区的。

隆美尔元帅分析阿拉曼会战失败原因时写到:“英国人的空中优势，已经使我们过去战无不胜的战术规律，都随风飘去了。除了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强大的空军以外，对于敌人的空中优势，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真正的答案。在今后的任何会战中，美英空军的力量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既然制空权是决定战场常规作战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败在客观上具有不可抗拒性。以往史家不清楚这点，转而过分苛求于中国远征军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这显然是不妥的。应当指出:1942年夏季，由于丧失了制空权，中国远征军是在失败不可抗拒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着缅甸战局;盟军北非战场的制空权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制空权换来的;中国远征军以其悲壮的失败换回英军在北非战场的决定性胜利。

北非战场的胜利直接影响了苏德战场

阿拉曼会战后，在北非战场的德意军队彻底丧失了主动权，并最终于1943年5月12日向英美军队投降。1943年7月12日，也就在北非德、意军队全军覆没不到两个月，英美军队以北非为跳板，不失时机地发动西西里登陆，沉重打击在希特勒“柔软的下腹部”上，而此时正是苏德战场双方争夺战略主动权的快定性时刻，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到达顶点，苏德双方的统帅部都用上了最后的战略预备队。

德军南面曼斯坦因集团已经占领上风，苏军最高统帅部最后一支战略预备队———草原方面军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已经全部投入战斗，并遭受严重挫折。据俄罗斯战史学家亚历山大·科拉马奇金(lexanderKhramchikhin)最新研究称:在关键的普罗赫罗夫卡坦克决斗中，苏军660辆坦克被毁500辆，德军420辆坦克损失了 200辆。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司令员罗特米斯特罗夫回忆道:“当获知损失后，斯大林非常震怒，根据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坦克部队将被使用于哈尔可夫附近的反攻，但现在却不得不重建和补充，最高统帅决定撤销我司令员的职务，差点儿把我送上军事法庭。”

德国曼斯坦因元帅回忆道:“……在这个时候也击败了敌方机动预备队所作的反击，敌方的十个战车或机械化军均被击溃及受到严重损失。到了7月13 日，面对着南面集团军的敌军共被俘2.4万人，损失战车1800辆，野炮267门，战防炮1080门……7月13日，当战斗达到了其高潮，胜利似乎即在目前之际，两个集团军的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往汇报。他在开会时首先宣布西方联军已在西西里登陆，所以情况是已经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逆转。……所以在意大利和巴尔干西部都有成立一个新军团之必要。这些兵力必须从东战场上去抽调，因此‘卫城’作战必须要停止。……我就指明出来战斗现在是正好达到了其顶点，此时若是摆脱战斗即无异于放弃了胜利。我们至少要把敌军的机动预备队都完全击溃才罢手。”

西西里登陆使希特勒惊慌失措，他拒绝曼斯坦因等将领的意见，作出了立即撤出库尔斯克会战的愚蠢决定，放弃了快要到手的胜利，导致了德军战略主动权的彻底丧失。因此，从整个欧亚战局密切之关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战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论，1942年的缅甸战场是同北非战场、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存在着必然联系，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朝胜利方向转变时不可缺少的一个重大环节，而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军事贡献也正体现于此。

中国远征军1500名伤员“集体自焚”之谜

或为战伤或因重病不能跟随部队长途跋涉的中国远征军1500余人，以宁为烈士死，不作降虏生的决心，于1942年5月21日凌晨1时引火自焚，含恨而终。这段悲壮的历史，在台湾和大陆官方的记载中亦未出现，更不为众人所知。《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特约撰稿戈叔亚的报道为我们再现了当年的历史场景。

宁为烈士死，不作降虏生

在许多中国远征军老兵的回忆中，均提到缅甸曼西这个地方，这个被称为“公路尽头”的地方，成为中国远征军败退途中的中转站。

在这里，身为第五军军长的杜聿明，没有听从孙立人向西抵达印度的建议，最终选择了一条让跟随他的万千军民死伤盈野的不归路。

时任第五军新22师第65团第二营第六连连长的邱中岳在由台湾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印制、1999年6月出版的《抗战时期滇印缅作战》一书中提到，直至5月15日，蒋介石令驻守昆明的空军司令王叔铭，与杜聿明恢复无线电通讯后，告知可前往印度，但这份电报迟迟于一周后的5月23日才被杜聿明收到，“这时第5军已深深陷进了明京山脉的茫茫林海和崇山峻岭之中，既同外界联络中断，一切生活来源也彻底断绝，全军身处绝境之中。”

而在此时，另一份来自断后部队的电报让杜聿明更感悲怆。邱中岳在文章中记载：原先留在莫的村，或为战伤或因重病不能跟随部队长途跋涉的1500余中华儿女，咸以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魂的志节，宁为烈士死，不作降虏生的决心，慨然于5月21日凌晨1时引火自焚，含恨而终!莫的村位于缅甸实皆省英多县曼西镇以北。

邱中岳称，傍晚，杜军长警闻此讯，不禁恻怆动怀难以自已，踉跄步出帐外，面对西南莫的村方向，俯首肃立、默哀致敬，而后仰视苍穹，朗朗而誓：“光庭(杜聿明字)，只要一息尚存，誓灭日寇，报此仇雪此恨，以慰诸烈士在天之灵!”

关于留置莫的村的1500余名伤病员，邱中岳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第五军工兵团以一个营，在当地民众的协力下，利用佛塔东侧空地，用砍伐来的竹木和从汽车上拆下的篷布搭盖简陋的兵舍，野战医院则以佛塔附近的五六间只有顶盖的草棚子为医疗站，收容了各部队重伤患1500余人。各级部队长应充分发扬“爱护袍泽”的军人本色，劝导尚能勉强行动的伤患，由连队派人扶助随队重伤患一律进入收容站。军野战医院酌留必要医护人员与必需药品及食物，负责照顾。依万国红十字会公约，悬挂白底红十字旗于收容站外，以保障伤患及工作人员的安全。

伤兵讲，留一点汽油给我们

个别幸存老兵，也提到1500名伤病员自焚一事，目前身在安徽合肥的原第五军新22师卫生兵刘桂英向记者回忆说，她是随后续部队抵达莫的村的，“在村子外面山脚下的一块平地上，搭着几个棚子，看到有工兵在掩埋被焚烧后尸骨。尸骨不是集中埋葬，大的坑会多一些，小的少点，都是好多人在一起。”

刘桂英曾听说了关于伤病员自焚的一些细节：“有军官把伤兵集中起来问他们，现在我们无路可走了，你们跟我们走也是死路一条，你走不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自己想个法子处理吧。后来伤兵讲，你留一点汽油，你们走吧!”

“看到那么多伤兵自焚而死，我们跪在地上哭起来。”刘桂英说：“是哭他们，也是哭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下来，出国打仗，怎么能败成这样子。”

已故的第96师士兵董祠兴在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的部队是断后，等到莫的村时，伤病员已经被烧死了，现场还留下很多痕迹，能看出来，伤病员不是集中到一个地方烧死的，而是被分为好几块，在烧毁的汽车上也有遗骨，“伤病员应该不是直接被烧死的，而是先开枪自杀，死了后战友再用汽车将其焚烧。”

现居湖南洞口县的原新22师66团一营重机枪连联络兵黄瑞祥说，他还亲眼看到另外一种处理重伤员的办法：装在卡车上连不能带走的装备一起沉到江里，“好多伤员不知道，以为坐着车要回国了，有些轻伤员还抢着上了车。”

提到这段经历，黄瑞祥至今心有余悸，那时他也是一名伤兵，在一次突围过程中，部队遭到日军伏击，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下颌骨，又从右肩部穿过。枪伤的痕迹，尤其是右肩后侧，子弹穿出后留下的凹陷，至今赫然在目。

抗战结束后流落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杨伯方，在生前接受采访时，也曾谈到过撤退途中部队处理伤兵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伤兵腿断了，大家抬着他走了很长时间，后来要翻一座山，实在没办法了，一位军官下令，给他一枪，因为留着他，也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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