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下旬到10月中旬,西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部分)发生了严重的 “左”倾错误肃反。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如何，有待考证。

刘志丹，名景桂。陕西保安(今志丹)人。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赴黄埔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回西北在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由于受王明“左”倾路线打击，被关进监狱，后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进驻陕北后，在洛甫领导下的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委员会迅速查清问题，于1935年11月释放被错捕的刘志丹等人。

肃反材料说，“刘志丹是白色军官，是地主成分，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习仲勋是跟着人家胡跑……”

陕北“左”倾教条主义

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成长发展起来的，但是也和其他根据地一样遭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路线的严重摧残和破坏。而破坏性最大的，则是1934年至1935年的“左”倾教条主义。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时期的北方局，之后改为北方代表即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指示。

1934年2月，在佳县南洼村召开的陕北特委联席会议上，郭洪涛传达了中共北方代表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指示内容。会后，郭洪涛给北方代表写了秘密报告，主要内容是：陕北特委把富农多余的土地和牲畜分配了，但给富农留一部分土地，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错误;陕北游击队是在“富农路线”指导下“招兵买马组成的土匪”。

1934年7月，阎家洼子会议后，郭洪涛又以个人名义给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写报告，说红26军和中共陕甘边特委是“右倾机会主义”。

1935年5月10日，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湾村召开常委会，对工委同志的工作作了新的调整，会上还对郭洪涛回陕北后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后郭洪涛又向北方代表写秘密报告，说西北军委成立了，动员令发了，迟迟没有行动，寺村塬打了败仗，陕甘边根据地丧失殆尽，领导机关已逃到洛河川;刘志丹包庇掩护的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陕北的对立，挑拨红26军和红27军的对立，报告中还说：“在西北工委会议上我虽然孤立坚持‘中央路线’，但群众拥护我，中下级干部都拥护我，因为我创建了陕北根据地，我创建了红27军和陕北的红军游击队”等。

7月5日，北方代表派原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朱理治来到中共西北工委驻地延川县永坪镇。8月中旬，聂洪均根据北方局中央代表的决定，也由上海来到永坪镇。聂后来说：他离开上海时，沪局同志和他谈话说：“北方局中央代表的意见，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和陕北的对立，挑拨红26军和红27军的对立……刘志丹思想很右，要我们依靠郭洪涛来好好解决陕甘、陕北苏区的右派问题。”

在朱理治、聂洪钧到陕北之前，西北红军按照玉家湾会议确定的作战方针，在刘志丹的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7个师，32个团，共6万余兵力的进攻，歼敌正规军2000余人，民团5000余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西北革命形势发生了更加新的变化，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4000余人，又解放了6座县城，苏区扩大到30多个县(比1942年陕甘宁边区还大)，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他们到来之时，国民党因第二次“围剿”失败，正调动更多的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红26、27军在西北军委领导下，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打东线之敌晋军，再打北线敌人，之后再打南线之敌。在东线，我红军英勇作战，击溃敌人两个旅，消灭其两个团，将晋军赶过了黄河。

在第三次反“围剿”开始时，朱理治带着北方代表指令来到陕北。他来后，没有和红26、27军的干部谈过话，没有和刘志丹、高岗、惠于俊、崔田夫和我谈过，也没有和苏维埃领导人马明芳、霍维德谈过。当时，他和我们是住在一起，一道吃饭，但没有谈话，他只和郭洪涛谈，有时我去碰见了，他们就不讲了。他们谈的结果，写成了两本东西，一本是朱理治用英文写的，一本是草写的，我们也认不出来。我对他们这种做法很不理解。

7月中旬，朱理治在文安驿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讲了两三天，从国际讲到国内，从中央苏区的伟大胜利(实际这时中央苏区已经丢失了)讲到陕甘，当着我们的面，说我们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等等。在讲到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时。提出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即敌人重点固守的城镇)”，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开展敌人翼侧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战线”，“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粉碎敌人的新“围剿”。

还提出“争取神府和吴、绥、川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恢复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潼关、富平、泾阳发展，坚决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这些内容，之后全部写进了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决议》中。

在这次会上，朱理治还提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战略任务：说“陕甘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巩固陕北、陕甘边苏区，要将陕西与四川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使川陕苏区有伟大雄厚的根据地，能够有阵地的有后方的发展伟大的战争，并进一步地使川陕苏区与新疆、青海、甘肃的伟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

刘志丹、高岗和我等工委同志都参加了这个会，我们越听越感到莫名其妙，越听越听不下去。因为朱理治对陕北的地理位置，东西南北都没搞清楚，他说“以洛川为中心向定边发展”，西北红军的一般干部都知道，洛川在南，定边在北，如何“以洛川为中心向定边发展”呢?我们认为都是党内同志，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说出来。我就说，理治同志，你既反对枪杆子万能，又给“枪杆子”提出如此宏伟的战略任务，这是不是矛盾嘛!

有的同志听后议论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力量吗?”刘志丹笑着开了句玩笑说，“这是小寡妇梦男人——空想”。因为他们提出的这一套。完全脱离了陕北革命斗争的现实，尤其是面对敌人10万重兵“围剿”根据地的严重现实。会上，不少同志你一言我一语，使他们很下不来台，碰了一个软钉子。后来得知，朱理治的这个报告是郭洪涛给他写的。

会后，刘志丹等同志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这样就使他们很恼火。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瓦窑堡，他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肃反案件的汇报。毛泽东再次严肃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刻释放。”这样，我们这些遭受迫害的同志，才从“左”倾的屠刀下被救了出来。

当我们从牢狱中走出来时，个个泪流满面，对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是党中央挽救了西北革命。

毛泽东说：是中央救了陕北，也是陕北救了中央。但对我们西北的同志来说，心中永远不可忘怀的是党中央救了陕北。如果不是党中央及时赶到，采取正确果断措施，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还能存在吗?当然，如果连我党这块唯一仅存的根据地也被葬送掉的话，中国革命的历史又将会是什么状况?“左”倾路线在陕北制造的错误肃反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起严重事件。后人应该牢记这一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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