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中，汉族因为人口众多，社会制度先进，经济文化发达，很自然地成为主流。所以这一民族融合又被叫做“汉化“。汉化包括经济生活，社会制度，也包括心理素质和语言习俗等各方面。但是如果认为只是汉族“化”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对汉族没有什么影响，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历史上中华各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各自的特点，都为中华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他们和汉族融合过程中，就给汉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中华民族更有生气，更富创造力，所以当时实际情况是，无论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处处都显现出少数民族的巨大影响。以下就略谈几点重要的影响。 　　第一，内迁各族和汉族的融合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物质生活方面，这一时期的食品和服装都有明显的变化。其中胡饼和胡服的作用尤大。过去汉族只会水煮面食，不会烙饼。真正的饼是西北少数民族带进来的，所以叫胡饼，并在这时普及开来，发展成为面食中最重要的一种。胡麻、胡瓜、胡桃及油菜等都是在这时普及的。像“酥”之类的奶制品，也是此时传入并日益推广的。汉服的特征是上衣下裳或宽袖长袍，穿开裆裤。所以箕踞而坐成为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举止。胡服夹领小袖、紧身，满裆裤，适应马背上的生活。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已引进胡服，但没有进入日常生活，此时普及且为汉族人民喜爱。魏孝文帝改革曾下令禁胡服，但结果穿着胡服者越来越多。隋唐的官场上也“全用胡服”，只不过是由左衽改为右衽而已。这是生活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因为胡服更美观实用，更便于生活，决非皇帝一纸诏令可以改变。 　　就精神生活而言，少数民族对音乐、民歌的影响尤为明显。隋唐时期的燕乐和西凉乐，绝大部分源自北朝的胡汉混合乐。迄今为我国人民喜爱的笛、琵琶等乐器，是在此时曾及并进入大雅之堂的。民歌中反映民族融合的精品，无过于《敕勒歌》和《木兰辞》了。如果说《敕勒歌》是胡歌汉译，是游牧生活的写照的话，《木兰辞》中的花木兰却是只有民族融合才能产生的中原妇女的形象。此外影响中国人民生活至深的佛教的广泛流传，也与少数民族统治者组织佛经翻译班子，大力提倡和推广密不可分。 　　第二，在制度方面多有建树，有利于封建制度进一步完善。 　　拓跋鲜卑在奴隶制初级阶段君临中原，所以对待战俘的处置也较为宽和。固然有为数较多的战俘沦为奴隶，更多的则是被当作隶户和新民安置，对新民进行了“外口授田”，这成了均田制的渊源之一。长期以来，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中原王朝如何维护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确保封建政府的赋役收入，一直没有解决好，均田制无疑是当时较为妥当的措施，所以一直延续到唐中叶。至于隋及唐前期武功显赫的府兵制，就是从北周开始借助拓拔鲜卑的部落兵制形式逐渐建立起来的。
第三，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内迁诸族是聪明智慧的，他们一接触先进的文明，便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匈奴人造出了宿铁刀，鲜卑人比干阿利造出了百炼钢刀。这都是灌钢法的推进和普及，标志着我国钢铁技术达到了新的世界领先水平。大牲畜的饲养、兽医和畜产品的加工，是游牧民族的特长，中原汉族望尘莫及。但随着他们的内迁进而与汉族融合，这些优长的技艺也随之普及开来。所以说内迁各族人民为北方经济恢复和发展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四，民族融合开创了一代社会风尚。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前期国内民族关系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不是说隋唐皇帝有什么特殊的天赋，而是民族融合巨流的必然。建立隋王朝的杨氏，建立唐王朝的李氏，其血管中便有鲜卑血统，他们所仰仗的关陇集团，就是胡汉贵族的混合集团。较好的民族关系有利于国内各族创造力的充分发挥，隋唐之所以能掀起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两汉的经济文化高潮，与民族融合是密不可分的。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春秋战国的民族融合迎来了秦汉的经济文化高涨；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赢得了隋唐的鼎盛；宋辽金元的民族融合导致了明清经济的繁荣。其中隋唐尤为突出，这正说明，民族团结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巨大反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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