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江南大地主不断扩大土地占有。元代江南富豪，一家可有佃户数千家，多至万家。大的寺院可有佃户数万。地主向佃户收租，一般仍流行对半分制。南宋以来形成的多种名目的额外勒索，也都继续存在。山南湖北道的一个官员奏报说：主家对佃户的科派，其害甚于官司差发。江浙省臣报告说：“江南佃民，没有自己的产业，在富家佃种田土。遇到青黄不接，水旱灾害，多在田主家借债贷粮，接济食用。田主多取利息。秋后佃户把收得的粮米尽数偿还本刊，还是不够，便只有抵当人口，准折物业，以致逃移。”地主还以“夺佃”作为威逼佃户、提高租额、加重剥削的手段。官府出租的官田、职田，则依仗权势，肆意敲剥。袁介《踏灾行》诗描述松江民李福五，折当衣物，租佃官田三十亩，苦旱无收，县官却批荒作熟，逼取租米。李某沦为乞丐，只好卖了儿女交租。无田的佃户，依附于地主的田地，处于无权的地位。佃客婚娶，田主要乘机勒索财物。如无力交纳，便不能成亲。佃客的子女，也要供田主役使。佃客在法律上是良民，不能象驱奴那样合法买卖。但田主典卖田地时，将佃客计数立契典卖。田主可以随意打骂佃户，甚至任情生杀。一三○二年的一件公文中说道：“亡宋以前主户生杀佃户，视若草芥。自归附以来，少革前弊。”但事实上佃户也只有略高于驱奴的卑贱待遇。元朝法律规定，“诸地主殴死佃客者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地主打死佃户，不须偿命，而和主人打死驱奴一样只受杖罚，只不过是杖罚较重。在驱奴制盛行的元代，拥有良民身分的佃户，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实际上都近于驱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