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环球报》2011年8月7日发表文章，介绍了历史学家在研究日本投降原因时得到的新成果。文章称日本投降并不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广岛、长崎核爆炸，而是另有端倪。文章摘要如下：
在近七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公众都接受了同一个导致日本投降的原因。到1945年中，欧洲战争已经结束，很明显日本已没有任何胜利希望。经过多年横跨太平洋岛屿的艰苦战争，日本的海军和空军几乎都被摧毁了。物资生产步履蹒跚，完全被美国工业打败，日本人民正在经历饥荒。全面侵略战争对日本自己也意味着数以十万计的死亡，但是，日本领导人仍然拒绝投降。
66年前的8月初，美国推出了一种可怕的新武器，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在短短几天内，日本投降，终于结束了战争。
然而近年来又出现了对这一事件的新解释。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位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长谷川整理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是苏联介入太平洋战争迫使日本投降，而不是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他的解释可能会给投放原子弹的道德意义带来新解释，也会引起关于核威慑的争议，还表明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怎样结束、为什么结束。
“长谷川改变了我的想法。”因《原子弹出世记》一书获得普利策奖的理查德·罗兹说，“日本投降的原因并不是那两颗原子弹。”
杜鲁门总统发展核武器的决定一直是争议的来源。很多人认为攻击平民永远都不是正义的。20世纪60年代，一位“修正主义学派”历史学家认为，日本在被原子弹袭击前马上就要投降，投放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批准这么做是为了用这种新力量恐吓苏联。
长谷川出生在日本，自1990年以来就在美国任教，他精通英语、日语和俄语，拒绝传统和修正主义的立场。据他对证据的仔细核查，日本在广岛核爆炸之前并不准备投降，在核爆炸之后也不准备立即投降。事实上，是因为在广岛核爆炸几天之后的苏联对日宣战使日本投降。
美国和日本公众都坚持认为是核爆炸结束了战争。对于日本人来说，广岛是他们国家作为受害者的有力象征，帮助他们遮掩侵略者的角色和大规模战争暴行。对于美国人来说，广岛核爆炸一直是最后被证明正当的手段。长谷川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说：“这似乎触动了神经。”
长谷川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从屋顶看到了投掷到东京的燃烧弹，他还记得地平线上奇怪的橙色光晕。长大一些后，他对日本政府把战争带给本国人民感到很愤怒。后来，作为一名学者，他接受了投放原子弹对结束战争很有必要的立场。现在，他则认为美国对日本投掷原子弹是战争罪行。但他也补充说，美国不需要向日本道歉，直到日本真正接受自己所犯的战争罪行。这就是一个大无畏地审视那段丑陋历史的人不断发展的观点，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包括美国人和日本人，都没有勇气这样做。
揭秘：蒋介石是如何让日本战犯帮其打内战的
当时，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十分畏惧与林彪、罗荣桓统领的东北野战军作战。东北战事失利，蒋介石曾怄得连吐几天血。东北野战军突然入关作战，蒋介石十分紧张，非常害怕傅作义集团又遭林彪部队歼灭。
蒋介石正在苦思、担忧之际，1948年12月12日，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参事宋越伦给蒋介石来电，说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和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对国民党军队近期接连在“剿共”作战失利十分担忧。为使中国政权不落入共产党之手，他们愿意在回日的老军人中组建一个“反共军人协会”，全力帮助国民党“剿共”战争，扭转不利战局，以“报答”蒋介石及其政府过去对他们未予惩处的“恩德”。
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儿子蒋经国看到此电后，感到山田纯三郎、冈村宁次的建议甚好，向蒋介石进言，说应同意他们来华帮助指挥剿共战争。
日本向蒋介石递“橄榄枝”
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抓住时机，适时发动平津战役，将盘踞在华北地区的蒋军傅作义集团六十万人迅即予以歼灭。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分别从锦州、营口、沈阳等地向平、津、塘地区挺进，对华北之敌突然实施战略包围。
当时，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十分畏惧与林彪、罗荣桓统领的东北野战军作战。东北战事失利，蒋介石曾怄得连吐几天血。东北野战军突然入关作战，蒋介石十分紧张，非常害怕傅作义集团又遭林彪部队歼灭。
蒋介石正在苦思、担忧之际，1948年12月12日，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参事宋越伦给蒋介石来电，说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和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对国民党军队近期接连在“剿共”作战失利十分担忧。为使中国政权不落入共产党之手，他们愿意在回日的老军人中组建一个“反共军人协会”，全力帮助国民党“剿共”战争，扭转不利战局，以“报答”蒋介石及其政府过去对他们未予惩处的“恩德”。
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儿子蒋经国看到此电后，感到山田纯三郎、冈村宁次的建议甚好，向蒋介石进言，说应同意他们来华帮助指挥剿共战争。
蒋介石考虑冈村宁次系侵华日军总司令，在中国名声甚臭，如果由他们组建一批人来华指挥作战，国民党军人心里恐难以接受，共产党知道了也会大做文章。故未同意，只叫机要秘书周宏涛给宋越伦回一封信，对山田纯三郎、冈村宁次等深表谢意，又称鉴于国内局势，此举需等到国共战争明朗化之后，才可考虑。
这样，山田纯三郎、冈村宁次第一次要求派人来华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愿望，因国民党高层有顾虑而未能实现。
蒋介石派人赴日请战犯助战
1948年12月22日，华北傅作义集团盘踞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被歼;24日，被围在张家口的第十一兵团所属第一○五、一○四、一○一军各一个师和两个骑兵旅被歼;23日，张家口地区的第十一兵团的五万余人被全歼。已成惊弓之鸟的华北蒋军被迫龟缩在北平、塘沽、天津几个据点。
蒋介石想起了宋越伦的来电，觉得要在平津地区战胜林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只有请日本人来指挥，原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是最合适的人选。
12月25日，他叫机要秘书周宏涛给国民党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去电，请他们与国民党保密局派驻日本的特务头子蔡孟坚取得联系，立即将根本博请到中国来。此事不能以政府的名义，也不能让麦克阿瑟的驻日盟军总部知道，最好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邀请为宜，而且要高度保密。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电令“华北剿匪总司令部”，赶快派一参谋赴日本，请根本博到华北来帮助指挥作战。“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参谋长李世杰根据蒋介石的电令，特派一台湾籍的李姓参谋和一名日文翻译匆匆赶往日本。
国民党驻日军事代表团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派武官曹士澄与李姓参谋一同去找蔡孟坚。蔡孟坚、曹士澄和李姓参谋经过一番密谋，决定带着蒋介石的密信和李世杰的邀请函先去找冈村宁次咨询。冈村宁次看了信函，认为国民党政府早就应这样做，并答应立即与根本博联系。冈村宁次还告诉李姓参谋和曹士澄，根本博从中国回到日本后，一直赋闲在家，无事可做，但对国民党政府未将他作战犯处理，一直心存感激，中国此时邀请他去帮助指挥平津地区的作战，估计他会去的。
战犯根本博一行秘密来华
根据冈村宁次提供的地址，李姓参谋和曹士澄很快找到了根本博的家。
根本博，1891年6月6日出生在日本福岛县，191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几年之后又进入陆军大学第三十四期深造，1923年进入步兵二十七联队任中队长，1932年到中国，任驻上海领事馆武官，1936年又奉调回国重回军队，任步兵第二十七联队联队长，1938年升任少将，并出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1940年升任华南方面军参谋长，1941年晋升中将，1944年任第三军司令官，同年转任驻蒙军司令官，1945年又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兼驻蒙军司令官。日本投降后，他在北京故宫太和殿的受降仪式上，代表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签字投降。
8月22日，雷震、方治到厦门协助汤恩伯防守金门、厦门。雷震青年时代曾在日本留学九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日文很棒。晚上，根本博、吉川源三来看雷震，谈得甚久，吉川源三告诉雷，他曾到过金门岛，并草拟了一份金门防守计划，汤恩伯及其他将领对这个计划评价甚高。
蒋介石听汤恩伯、雷震在电话中说根本博、吉川源三甚有军事才华，觉得他正需这样的人帮忙，决定马上召见这两名日本战犯，并鼓励他们一番。
8月31日，蒋介石给汤恩伯发电，叫用专机将根本博、吉川源三运送到重庆，他要召见这两人。根本博、吉川源三到重庆后，向老蒋详细叙述了他们来华遭遇的曲折和所受的苦难，并发了一些牢骚。蒋介石听后，连连对根本博说：“很对不起，我因忙于战事，部下又不知你来华经过，对你们疏于照顾，让你们一路受苦、受委屈了，以后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蒋介石除设宴招待他们外，还就国共内战问题与他们进行了长谈，希望他们为反共战争出谋划策。蒋介石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早些时候来中国，我们在北平、天津也许就失败不了，你们未赶上平津、京沪杭地区的防卫战，那就把你们的军事才能展现在我们的东南沿海防卫战上。”
谈完之后，蒋介石又叫侍从人员给他们各送一笔美金，说是对他们的“家庭生活补助”，以弥补他们来华所受的苦难。根本博、吉川源三伸手接钱后，向老蒋鞠躬致谢。根本博、吉川源三还一再向蒋表示，以后一定要为国民党的反共战争作出贡献，以报答蒋对他们的“厚爱”。
随后，蒋介石又用专机将根本博、吉川源三送回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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