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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老兵:美军后勤非常出色丢了枪没有人捡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历史趣闻 来源: 记忆方法网

事实上进军缅北的远征军,武器供应的确非常充足。这多少养成了一些官兵大手大脚的习惯。在胡康河谷之战中,曾有远征军把负伤战友的武器带回,无处可以上缴只能扔掉的事情。在战斗中美军后勤非常出色,根本不在乎用多少炮弹,损坏几支枪,就是丢辆卡车也不当回事儿。

摘编自:《突破缅北的鹰》,作 者:萨苏,出 版社:文汇出版社

虽然拉加苏之战中方被围部队守住了阵地,但因为敌众我寡,对方又有重武器,损失也很大。陷入数倍敌军的重围中苦战,决不是事后看来那样轻松和豪情万丈。被包围在“李家寨”和拉加苏的中国远征军官兵们,经历的是和任何包围圈中一样的紧张、恐惧和忧虑。他们并不知道日军已经被他们打得饥疲沮丧,只知道围攻自己的敌军不断在增加。他们的防线在四面八方,任何一个点被敌军突破,结果都不堪设想。日军虽然在火力上无法压倒远征军,但在丛林中到处部署着精锐的狙击手,这些狙击手准确的火力强烈阻碍着中国军队任何突围和联络的努力。日军的狙击手通常都是将自己绑在离地十几米的树叶丛中,看到中国官兵在下面走动,就会开枪射击。最初的战斗中,中国官兵往往被击中还根本不知道敌人是从哪里开的枪。

日军使用的三八式步枪膛线缠距小,子弹弹头长,是当时世界各国装备步枪中远距离射击精度最高的。

由于国民党部队中军官行动时经常前呼后拥,日军狙击手因此专打远征军的下层指挥官。在新平洋作战期间,第112团的尉官中,死在日军狙击手枪下的就包括连长赵振华、江晓垣,排长刘治等。按照远征军老兵的回忆,日军狙击兵枪法极好,专打我军军官的头部,令人毛骨悚然。

因此,远征军将士对这些日军狙击手深恶痛绝,一旦发现,常用炮火将其栖身的大树连根拔起,吊在树上无法躲避的日军狙击手便落地活活摔死。

这些日军狙击兵十分顽强,有些在主力被打散后依然留在中国军队背后游击。1944年底,从兰姆伽出发到战场实习的青年军军官,曾在拉加苏附近丛林中发现一名日军狙击兵并将其俘虏。其时,此人并未进行任何反抗,包围他的时候,中国兵们发现这名日军骨瘦如柴,身患严重的疟疾,已经无力行动,只有眼睑还能颤动,表明他仍然活着,但这个日本兵当时竟然保持着据枪准备射击的姿势,枪中的子弹已经上膛。此时,距拉加苏之战结束,已经足有十个月了!

按照日军记载,中方在拉加苏战死的最高军官--远征军第112团第三营陈耐寒营长,是在1943年圣诞夜那天阵亡的,死亡原因让人哭笑不得:围攻拉加苏的日军炮兵指挥官森山大尉是个在德国留学过的洋派军官,很在乎这个西洋节日。他们的弹药不足,但圣诞夜的时候还是决定朝中国军队的阵地打一阵排炮,作为节日的“祝炮”。出人意料的是,这一阵排炮却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还击。在拉加苏一带的战斗中,遇到日军的挑战,空中补给充裕的远征军总是毫不吝惜地朝日军倾泻炮弹。事后,日军侦察的结果是由于日军已经许久没有炮击,拉加苏的中国军队有点儿松懈,这一阵排炮正好落在几名在前沿观察日军动向的军官中间,其中就有阵地上的最高指挥官陈耐寒营长。

日军还有一个更惊人的说法:当时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正在拉加苏视察,也差点儿被这阵排炮击毙。

这些说法有点牵强附会,从未被中方证实。中方记载陈耐寒营长的确在这一天阵亡,但死于日军掷弹筒的攻击。然而,日军的说法中有一点是正确的:在拉加苏战斗正酣的时候,史迪威的确曾到前线视察,不过,这个时间要比陈耐寒营长的阵亡早得多。11月上旬,由于第112团在新平洋一带战事紧张,孙立人等中方将领认为前线日军兵力雄厚,主力已出,力主全军出击。但远征军参谋长柏特诺坚持日军只有少量人员,中国前线指挥官无能怯战,双方才打成胶着,拒绝增兵支援,并责令第112团继续“掩护工兵的筑路工程”。一时双方争执不下。

在我国现存的反映早期远征军的资料中,参谋长柏特诺形象不佳,简直就是刚愎自用外加无能的典型,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威信不惜混淆是非的小人。其实,随着近年来历史摆脱了各种无形羁绊,一些远征军老兵留下的最新回忆表明,柏特诺实际上并非这样令人厌恶。他在主持远征军训练时工作认真,而且很体谅和尊重中国士兵(远征军中的美军军官似乎都能和中国士兵相处较好,却经常与中国军官发生激烈冲突,其原因至今难以完全说清,大体上并不是美国人有多么好,而是那些国民党军官对士兵们太过糟糕了)。在训练中柏特诺曾反复强调不要担心损坏武器:“一支枪在美国的生产线上,只要几分钟就造好了。”这位参谋长的话直到几十年后仍为许多中国远征军老兵所记得,因为柏特诺的话第一次让他们认识到了什么叫做工业国家的生产力,在这之前他们受的教育都是:“为什么你的枪丢了,但是脑袋还在?”

事实上进军缅北的远征军,武器供应的确非常充足。这多少养成了一些官兵大手大脚的习惯。在胡康河谷之战中,曾有远征军把负伤战友的武器带回,无处可以上缴只能扔掉的事情。在战斗中美军后勤非常出色,根本不在乎用多少炮弹,损坏几支枪,就是丢辆卡车也不当回事儿。倒是对日本兵扔下的东西,哪怕一听罐头也会花重金买来当纪念品。结果,中国兵发现,每次打败日军,跟在后面负责巩固战线的英属印度兵就会冒着踩地雷的风险疯狂向前,令刚才还在嘲笑他们只会趴在地上等待的中国兵目瞪口呆。他们迅速进入刚被攻占的日军阵地,把里面从牙缸到刺刀一类乱七八糟的东西横扫一空。转眼印度兵们就会将这些“破烂儿”高价倒卖给后面的美国工兵,要是能弄到一个日军钢盔,那几乎可以发一笔横财。远征军的中国士兵们很快学会了这种倒卖的业务,甚至发明了用印度门帘布伪造日军膏药旗的手艺,估计今天那些美国兵后裔收藏的祖辈征战纪念品,还有不少是当年中国兵制造的赝品吧。

柏特诺让一些中国军官不满,主要就是因为这次关于日军兵力的争执。出击新平洋的时候,柏特诺代理远征军的指挥,由于他固执不派援军,前线的陈鸣人团长不得不和几倍于我的敌军死打硬拼,遭受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失。由于这个原因,中方将领对柏特诺都有些反感。不过,这更像是一种工作上的矛盾,双方关系并非如一些远征军将领报告中那样矛盾尖锐,他们这样写,多半是为了给国内的蒋介石看的,以表明自己绝对不会和美国人穿一条裤子。

在那样一个半封建的国家担任军人,可不仅仅是会打仗就行,没有一点政治头脑恐怕是混不下去的。

不过,柏特诺之所以这样固执,也不能全怪他,实在与他的军人生涯有关。柏特诺自己是炮兵出身,熟悉美军炮兵运作。不过他也只熟悉美军,并没有和日军作过战,这成了他做出判断的致命问题。当他听到第112团报告日军在前线用猛烈炮火攻击中国军队,直觉就是这属于谎言。在胡康河谷中日军有一条简易公路,但飞机侦察表明这条路在雨季中被损毁得很厉害,难以承担运输大炮的任务。同时,根据这条路时断时续的情况,柏特诺认为日军连向前线运送粮食都很难保障,如果在前线有大炮,又如何提供给它们充足的弹药呢?当然,日军也不可能在前线投入大量兵力,因为日军那样大概会把自己的士兵饿死的。史迪威中将的儿子小乔·史迪威上尉也在缅北远征军中任职,他回忆当时柏特诺曾以此为据,与史迪威争得“面红耳赤”,看来并非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而是真的认为判断没有错误。争论的结果,步兵出身的史迪威还是选择相信柏特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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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印战区,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惟一取得战略性胜利的战场。

有人称,它是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最光荣的不屈之地之一。

在这个战场上,当年曾有一支摄影队,拍摄了大量照片,藏于美国国家博物馆。

章东磐,该书主编之一,带领团队远赴美国,将2万3千张照片一一扫描,带回国内。

当年的那些英勇壮士,终于走出重重遮蔽,回到了国家的记忆里。

两年后,2012年5月,《国家记忆》(二)面世。

364张照片,再次让人们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光荣战场。

其中的一章,取名“印度”,讲述了中国驻印军特殊的训练生活。

照片里的场景,安静而又快乐。

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境内,恒河冲积平原上,有一个名叫兰姆伽的小镇。

在地图上,这是一个被忽视的小圆点。

直至今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小镇在八年抗战期间对中国战局起到的关键作用。

70年前,正是从这个小镇上,走出了中国第一批现代化的军队,走出了一支让日军战栗不已的复仇之师。

1942年2月,抗战进入持久阶段。

日本在鲸吞中国之时,也将战刀挥向了东南亚。

缅甸岌岌可危。

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政府派10万大军南下,协助英军作战。

这支部队,史称“中国远征军”。

浴血奋战两个多月,由于指挥失误、盟军不配合等原因,远征军陷于危险局势。

1942年4月,远征军分路撤离缅甸,大部辗转野人山回到云南,小部撤至印度。

10万人马,仅余4万。

“雪耻”,成了每一个远征军将士的心愿。

史迪威将军,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他向蒋介石建议,在印度训练10万中国军人,由美国出资、出装备,将他们训练成复仇的勇士。

这支浴火重生的远征军余部,被称为“中国驻印军”。

他们的训练地点,就在兰姆伽。

“X”部队

兰姆伽小镇,“一战”期间原是英军修建的一座战俘营,关押过两万名意大利战俘。

这里只有干涸的河滩和荒凉的山谷,但交通便利。驻印军训练中心设在镇上,设施完善,还有游泳池、电影院、酒吧等场所。

各部绕镇分散驻扎,范围达30平方公里。

营地就设在公路两旁,整齐划一,红砖砌墙,方平瓦盖顶,木架结构,室内一律是白色墙壁。

1942年8月,中国驻印军正式成立,史迪威担任总指挥,郑洞国担任副总指挥,下辖新编第38师和新编第22师,师长分别是孙立人和廖耀湘。

根据史迪威的意见,中国驻印军代号为“X”部队,驻守云南边境线的原中国远征军(又称“第二次远征军”)则称为“Y”部队。

美国人负责装备和训练,英国人负责后勤,兵源来自中国。

第一批兵源,是撤退至印度的新编第38师,还有杜聿明第五军残部,共两万多人。

随后,大批青年从国内源源不断空运而来。

相当一部分是优秀的基层军官,还有一批是高校学生。当时着名的西南联大就派出了1100多名学生--学校甚至做了规定,大四学生入伍可累积学分,校长梅贻琦甚至把他的儿子梅祖彦也送去了印度。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军官和士兵都飞越了着名的“驼峰”(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航线,全程800多公里,需飞4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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