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世宗柴荣(921年~959年)，清人绘。这位五代十国时期唯一的圣主明君壮志未酬便英年早逝，留下了寡妇孤儿，被赵匡胤夺取了政权。
　　
　　开栏语：
　　
　　南北两宋在国人心中总系着一个难以言说的心结：那是一个空前繁荣的王朝，制造、商业、科技、文化领先世界，人们几乎从它身上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曙光；但另一方面，那又是一个空前耻辱的王朝，军事溃败、丧权辱国几乎伴随了整个王朝的发展史。火药的军事应用、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商业文明的崭露头角以及市民文化的蓬勃发展为何都没能成就中国的“大国崛起”？从本期开始，专栏作者路德为我们重新梳理那个时代，力图用史料中那些早已枯败的枝叶，去想象千年前那片森林的模样。还原真实固不可能，但也许能看到一种别样的生动。是为开篇。
　　
　　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公元960年。
　　
　　在这里使用公元纪年是为了我们今天的方便，当时并没有这样简洁明了的表述方法。那时候中国正处于一段很混乱的时期，北方五代更迭、南方十国割据，一大堆短命王朝乱哄哄搅在一起，倏忽间兴亡废立变幻无常，以致想说清楚这期间的任何一件事都需要先交待很多背景。拿年份来说，这一年在河东（今山西）的北汉帝国（史称“北汉”）是天会4年，在塞北的辽帝国（亦称“契丹国”）是应历10年，而在地处中原、与上述两国同时接壤的大周帝国（史称“后周”），则是显德7年。
　　
　　“正月辛丑朔”，也就是大年初一，在大周帝国首都开封，一片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中，正在组织新春团拜活动的中央政府突然接到镇、定二州（今河北正定、定州）的急报：北方边境受到北汉和契丹联合入侵。
　　
　　这并不意外。此时后周第三任皇帝柴宗训登上皇位刚刚半年，还没来得及改元（改换年号），对敌国来说，这当然是发动攻击的最好时机。6年前，也是大周新帝嗣位之际，北汉和契丹就曾大举来犯。北汉与后周素为死敌，后周的江山就是周太祖郭威9年前从当时的后汉帝国手里夺来的，后汉为后周所代，后汉皇室中的一支余脉在太原建立了北汉，延续着汉祚的同时也延续着与后周的仇恨。北汉自知国力弱小，自立国便向辽国称臣，借辽之力与后周对抗。辽国统一塞北已经40余年，雄霸着北方广大的疆域，虽然文明程度还无法与中原相提并论，但崇武尚勇、精兵铁骑的契丹在军事上属于超级大国，一直是中原诸国最沉重的外患。
　　
　　问题的关键在于：6年前身登大宝的是雄才大略的世宗皇帝柴荣，他不但在当时亲统大军击溃了来犯之敌，更在其后的数年间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令国力大增，并不断兴师南征北讨，让已经混乱了50多年（如果从唐朝中叶藩镇割据算起则已逾200年）的中华大地又一次出现了大一统的曙光。只可惜，这位五代十国时期唯一的圣主明君壮志未酬便英年早逝。而现在，当强敌再度入寇，坐在龙椅上的新帝却只是个7岁的孩子。
　　
　　国家刚刚失去一位圣主，新皇帝还根本不能主政，边报到京时，朝中的惊恐慌乱不难想象。幸好还有一位英武忠勇的大将可以依赖，此人就是跟随世宗皇帝征伐多年、战功显赫的赵匡胤，时为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也就是归德战区司令官兼皇家禁卫军总司令。御敌护国的重任自然非他莫属。
　　
　　于是，正月初二，临危受命的赵匡胤先遣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为前锋，即刻发兵；初三，主力大军自爱景门出开封，出征北上。
　　
　　以上就是陈桥兵变发生前的基本背景，这些背景在所有的史料里都是一笔带过，因为到这里为止没有任何异常。但是，接下来就开始出现蹊跷现象。
　　
　　大军出征会给京师百姓带来恐慌，这是常理，但此时开封城内盛传的最大流言却与敌国犯境无关，而是一句典型的政治谶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
　　
　　实际上，这句谶言在后周帝国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去年4月，世宗柴荣统军北伐，欲从辽国手里夺回原属中原的燕云十六州。就在这次北征途中，皇帝在批阅四方文书时，发现了一个皮囊，里面装着一个木牌，上写“点检作天子”几个字。
　　
　　“殿前都点检”是后周权位最重的武官，皇帝见到这样一块木牌会有怎样的联想自不待言。当时任殿前都点检的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婿、世宗的姐夫张永德。世宗柴荣本是周太祖郭威元配夫人柴氏的侄子，因自幼被郭威收为养子，故在郭威死后继承皇位（郭威本人的子侄均死于后汉隐帝的诛杀，郭威正因此被逼反），张永德则是郭威的女婿，大周驸马，论血缘并不输于柴荣，完全有可能觊觎皇位，何况五代时期手握重兵的武将劫夺帝位几乎已成惯例。皇帝于是心生疑忌，班师回京后，即任命赵匡胤接替张永德出任殿前都点检的职位。而这之后不久，世宗就猝然病故。
　　
　　这块木牌当然是有人故意让皇帝看到的。以常识分析，张永德即便真有篡位之心，没做好周密安排就先鼓捣出这么块牌子引起皇帝警觉把自己免掉，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件事或者是有人看张永德位高权重，以谶言的形式提示皇帝加以戒备，或者干脆就是阴险的陷害。从结果来看，最大受益者是赵匡胤，虽然不能就此断定是他施此毒计，但嫌疑确实很大。当时赵匡胤身为殿前都指挥使，虽然位置比点检低，但颇受世宗赏识，自出师北伐到班师回朝，他始终护卫在世宗身边。朝夕相处中，自然很容易判明皇帝的心事好恶。只要他觉得扳倒张永德后自己有可能取而代之，那么对他来说，在皇帝批阅的文书中混入一块木牌是非常方便的。此计得逞后，当皇帝猝然而亡，已经身为点检的赵匡胤萌生出更大的野心完全是正常反应，也自然就有了后来的陈桥兵变。
　　
　　一场旨在夺取皇位的兵变，从创意产生到制订计划再到具体实施，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而自世宗晏驾、少主嗣位到赵匡胤在陈桥黄袍加身，其间的时间大约是半年，从现在一般大型活动组织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很合乎常规的运作周期。
　　
　　周世宗柴荣在病危之际，对皇家禁卫军最高长官这一职位进行了重新安排，削去姐夫张永德的兵权，让赵匡胤接替他担任殿前都点检，同时赐检校太傅（此前赵匡胤是检校太保、殿前都指挥使）。小皇帝柴宗训嗣位后，又加赐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之外，兼领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是虚职，可以理解为一个更高级的荣誉称号，仅代表皇帝更加赏识，而节度使则是掌握军权的实职。
　　
　　归德军节度使的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也就是说赵匡胤一方面作为殿前都点检，是京师驻军的总指挥，同时还必须拿出一些时间到宋州的节度军府处理归德军务。有人认为这种任命反映出小皇帝柴荣身边的顾命大臣们对重兵在握的赵匡胤已经有了防范之心，因为兼领归德军节度，至少从时间和精力的分配上，多少有点儿调离了开封的意思，而赵匡胤或许正是感觉到了这种疑忌，才下定决心实施兵变。
　　
　　这样的分析也许有些道理，不过从任职经历上看，在这之前赵匡胤一直兼任着节度使，归德之前是忠武（治所在许州，今河南许昌），再之前是义成（治所在滑州，今河南滑县）、匡国（赵匡胤称帝后为避名讳改做“定国”，治所在同州，今陕西大荔）。从区域上，自从匡国军后，他的藩镇一直离首都开封很近，改命归德军节度使也看不出有被远派的意思。不过，这一任命倒是决定了一个新国家的国号——宋，直接原因就是赵匡胤的“龙潜之地”在宋州。
　　
　　在宋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述了当时“点检作天子”这个流言在京师造成的影响：“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一个关于国家最高军事将领即将接替皇位的预言，等于在提前预告一场兵变，由此已经在民间造成了争相逃匿的恐怖，却居然只有朝庭之内“晏然不知”，这是明显不合常情的。与“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类带有邪教性质的民间煽动手法不同，像“点检作天子”这样几乎等同于指名道姓的政治预言一定出自“直接相关者”，其中一定隐藏着巨大的阴谋。如果真的已经士民恐怖，内庭只会更加恐怖；而如果内庭真的晏然不知，民间也绝没有争相逃匿的道理。

　　所以，“点检作天子”这句谶言是否真在开封民间流传过值得怀疑，很可能只是赵氏称帝以后虚构出来的一种说法罢了。佳节欢聚之际，大军却要开往边关，人心慌慌是肯定的，以此为素材稍做加工，就可以变成完全不同的说辞。而后世的宋人提及此事时，当然会以官方口径为准。
　　
　　同为宋人，司马光在《涑水记闻》里对这件事的记录更加离谱：“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独宫中不之知。太祖闻之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汹汹如此，将若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国长公主）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击之，曰：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于胸怀，乃来家间恐怖妇女何为邪？太祖默然而出。”意思是说：马上就将成为大宋开国皇帝的太祖赵匡胤在出兵之前听说了外界关于“点检作天子”的流言，感到很害怕，于是偷偷摸摸跑回家，问家里人应该怎么办。太祖的姐姐（另一说是太祖的妹妹魏国长公主）对此的反应是从厨房拎出擀面杖，口中高喊：“这么大的事情你一个老爷们儿自己看着办呗，跑回家吓唬我们女同志干什么！”就这样把太祖从家里赶了出去。
　　
　　太祖并没有姐姐，只有过一个早夭的哥哥。妹妹魏国长公主倒是性情泼辣，不过，司马先生记闻中的这位女眷已经远不止于泼辣了，很可能还患有狂躁型精神分裂症。由于相关史料太少，关于这位女眷的详细情况无从考证，不过关于赵匡胤的史料很多，其性格特点绝不是会被家中女流挥舞擀面杖赶出来的这种类型。
　　
　　太祖出身武将世家，年少时学习骑射，曾经尝试着驯服一匹无缰无鞍的烈马，烈马受惊奔上城墙斜道，穿过一道矮门时，马上的太祖头撞门楣翻身落地。围观的人都认为必死，他却居然爬起来紧追几步，又蹿上了马背，竟也没有受伤。长大从军后，太祖更是骁勇过人，五代乱世时军人都异常跋扈和暴戾，一位戎马半世、战功赫赫的名将当然不会是怯懦犹疑之辈。另一件与骑马有关的事是：太祖喜欢打猎，一次出外巡猎时不慎坠马，大怒，起身抽刀把马杀死。如此性情刚猛之人，在司马先生的那则记闻中竟然成了一个武大郎似的窝囊废，这其实只是为了说明大宋开国的过程里没有阴谋，一切皆为天意。
　　
　　古代文人舞文弄墨的功夫常常令人惊叹，治史尚且如此，各类野史、杂记自然更加吓人。《宋史·宋太祖本纪》中说，太祖从军前，曾经“漫游无所遇，舍襄阳僧寺。有老僧善术数，顾曰：吾厚赆汝，北往则有遇矣。”这个记载太过简单，读来有点儿不明就里。到了清末民初，被称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的史学爱好者蔡东藩写成巨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在此书中，宋太祖遇异僧的故事经过近千年演化已经十分完整：赵匡胤投军途中，在襄阳一带盘缠花完又迷了路，想进到一座庙里投宿时，跟几个护寺的小和尚发生了肢体冲突，主事的老僧出来劝解，一见太祖就预言：“点检作天子，已有定数”，然后管吃管住，一起谈了很多天下大势，临别不但重金相赠，还送了“遇郭乃安、历周始显、两日重光、囊木应谶”四句谒语，以后一一应验。
　　
　　这样的故事很老套，《水浒传》里的鲁智深就有过类似经历。而实际上，考虑到具体的时代背景，正迫切渴望加入军阀部队以杀戮作为职业的赵匡胤，在困饿交加、走投无路之时，凭借武力闯进山间小庙，对几个老弱僧人实施抢劫倒是更有可能的，至少比一个“异僧”面对一个行为粗鲁的流浪汉发布“点检作天子”这种离奇预言更合理。问题在于：后来做了皇帝的人，对自己发迹前的经历当然怎么包装都可以；而文人著书时，“政策紧”就帮当权者圆谎，“政策松”就信口开河，总是很不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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