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三大军政集团，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三者是对当时朝政、社会乃至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群体势力，其间交错勾连，发展嬗变，承续更。

所谓“晚清三大军政集团”，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以下以“湘”“淮”“袁”简称之)。三者是对当时朝政、社会乃至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群体势力，其间交错勾连，发展

嬗变，承续更替，可以“三环链”喻指。本文就其“环链关系”略呈浅见。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

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

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

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湘军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大多是封建儒生，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曾国藩与一些重要将领既是同乡，又有同学、师生、亲友的关系。湘军的士兵由营官自招，并只服从营官，上下层层隶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曾国藩治军重在思想纪

律而不在技术性的教练。他为湘军写的军歌唱道：“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他制定“辨等明威”的军礼，以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与同乡共里的乡土观念维系官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力地维护封建统治的军队。

淮系集团是在淮军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的，主要由将领、官僚和幕僚组成。1870年，随着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来，这个集团迅速向中国最富庶的东南沿海渗透，从而成为晚清历史上最具有势力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集团。

圩子图：合肥地区的圩子主要是显宦地主建立的自保围寨。外筑壕沟，内筑围墙，四周辟花园菜圃。大的达到数百亩，气势宏大。

直隶总督府：治所保定，清代直隶省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两市以及河北大部等地区，1870年，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负责直隶、奉天和山东三省通商、交涉事宜，因此又在天津设直隶总督衙门。

安徽会馆：1868年李鸿章兄弟倡导，主要由淮系官员将领捐资修建，位于今北京市宣武区后孙公园胡同路北， 1871年建成，标志着晚清淮系集团政治势力的崛起。

湖北新军创始于1896年，至本年已练成步、马、炮、工程、辎重各　兵种1.7万人1905年5月，北洋六镇新军全部练成，共计兵额近7万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派长芦盐运使胡橘芬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聘德国人为教官，有步队3000

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12月8日，荣禄决定改派袁世凯到小站督练新建陆军。袁世凯接任后，将“定武军”进行扩编，加募步队2000人、马队250人，凑足7000　人;并陆续加聘德国译员至10余人。　这支新军完全按照德国营

制、操典进行训练，用新式武器装备，拥　有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兵种;各级军官大多由武备学堂毕业生充　任;对新兵的招募，按照西方国家的入伍要求，有年龄、体格及识字程　度等规定。镇压义和团时，新军扩充到1.7万人。1903年袁世

凯任练兵　处会办大臣，新军大加扩充。日俄战争爆发后，袁世凯建议在全国成立　新军36镇。他先将北洋“左”、“右”两镇募足兵员，正式成立北洋军　第一镇、第二镇，派王英楷、吴长纯分任统制，随后又将巡警营扩编为　第三镇，派段祺

瑞统制。又将原来的武卫右军、南洋自强军编成北洋第　四镇、第五镇，派王士珍、吴长纯分任统制。5月14日，“京旗常备　军”也扩编成镇，以凤山为统制。至此，北洋新军六镇练成。

就三者的形成而言，“湘”“淮”时间上比较靠近，且源流上关联直接而又密切。当年曾做过“湘”“淮”大员(如胡林翼、李鸿章)幕僚的安徽桐城人士徐宗亮，在其《归庐谭往录》中曾说：“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

谊”(后来浙江慈溪人氏柴萼的《梵天庐丛录》中，也转录了有此话的笔记内容)。这种说法旨在揭示其间的连带关系，无疑也提示出其 形成时间的先后。具体看，曾国藩自咸丰二年末开始借办团练练兵，咸丰四年(1854年)春湘军正式练成出征，至此

可以说湘系集团雏形初备(当然，还说不上具有“完备”形态)。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在特定情况下形成比较快捷。因“东援”需要，本为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奉幕主之命组建淮军，同治元年(1862年)开赴上海，并且他很快有了疆吏(出任江

苏巡抚)权柄，这样“军政结合”，淮系集团就有了比较完备的形态，完成了“淮由湘出”的衍生分化。从湘、淮集团各自初成的时间上看，前后有大约七年的时间差，而两者形成后共存“交叉”的时间则更长。

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孕育产生则比较靠后，自甲午战后的“小站练兵”初萌，嗣后逐步成型，时间上与其笼统地说承湘、淮两者之后，不如说承淮衍生更为直接。袁世凯的叔、祖辈与李鸿章即多有联系，袁本人的为官初阶则可谓从淮系要员吴长

庆门下踏出，而后更得助于李鸿章的护持、荐引。其集团势力的奠基，也离不开对淮系人员的直接延揽、收用。而及至其集团势力初成之际，湘系群体形态上已告漫漶，淮系则因其“开元”领袖李鸿章的在世而实体尚存，与袁氏集团有着交叉共存 世凯集团那里才告正式形成，而袁氏清末编练和发展新军，则为“北洋军阀的孕育阶段”，应该说比较合理。

前后联系看来，在整个“孕育”过程的“段位”上，“湘”居初基，“淮”近一程，到“袁”则最终完成。而这，与其“西化”趋向扭曲绞合。

当然还需归结到促使朝政权力格局变化方面申说。由湘军崛起导致形成“督抚专政”“内轻外重”(罗尔纲语)之局，是前辈学者由来已久的看法，虽说也有(特别是近些年来)或直接或间接的异议出现，但若非陷于绝对化而是从相对意义上(即与

“湘”前比较)来考量，若非惑于制度性的某些表象(如臣奏与上谕之类)而是把握实质，若非捕捉个别时候的“反弹”现象以偏概全而是综观整体趋势，那么，说其时“内轻外重”则基本属实，并且是呈愈演愈烈之势。袁世凯最终能够左右清廷、挟

清帝逊位(前不久问世的《袁世凯全集》中有录件，可证他竟能按己意改定清帝逊位诏书)，固然是投机性地利用了革命形势，但同时也可谓“内轻外重”发展到极致的结果。而这一发展过程，自可溯源于“湘”“淮”的奠基。总之，从相关诸多要

端来看，都能显现三大军政集团接续发力的“环链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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