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政文部发文《周永康所作所为与叛徒无异》，文章列举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叛徒”顾顺章、向忠发等，指出“作为曾经的常委，正国级领导干部，周永康向谁泄露了党和国家哪些机密?又是如何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如无物的?虽然目前仍不得而知，但从现有的措辞来看，周永康的所作所为已与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叛徒’区别不大了。”

向忠发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叛变臭名昭著，但他究竟是如何当上总书记的、叛变后泄露了哪些机密?这是不少读者的疑问。

潘汉年不禁低声叫了起来

1931年6月22日下午，上海法租界著名律师陈志皋驱车来到霞飞路霞飞坊(现淮海中路淮海坊)黄慕兰的住处，请干妹妹去东华咖啡馆喝咖啡，并建议吃过晚饭后，一起去大光明影院看电影。

两个月前，为营救关向应，陈志皋的父亲向审理关向应一案的人突然宣布黄慕兰是他的干女儿。党组织认为认了这份干亲，有利于掩护黄慕兰的工作，于是批准。

陈志皋只知道黄慕兰曾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其夫(曾任《民国日报》主笔的宛希俨)已于1928年4月在江西赣州地区牺牲。但陈并不清楚，黄慕兰乃是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成员。

陈志皋和黄慕兰走进东华咖啡馆刚刚坐定，陈在徐汇公学时的同学好友、法租界卢家湾捕房翻译曹炳生走了进来。三人要了些咖啡点心，便闲谈起来。

当陈志皋随意向曹炳生问起最近捕房有何新闻时，曹炳生悄声说：“今天捕房里出了一桩大事情，早上嵩山路巡捕房捉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目，被押送到卢家湾来了。这个家伙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一双手九个指头，酒糟鼻子，金牙齿，‘卖相’倒蛮好，但一点骨气都没有，还没有坐电椅子就统统招供了……”

黄慕兰听到这个消息，便装作身体不适，由陈志皋用车送回霞飞坊。

陈志皋前脚刚走，黄慕兰立即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上海人对杂货店的叫法)楼上的潘汉年打电话，说有紧急之事要当面相告。不一会儿，潘汉年匆匆赶至。黄慕兰把刚才所闻告知潘汉年后，两人便将在中共中央工作的湖北人排查起来……

“会不会是向忠发?”潘汉年不禁低声叫了起来。

“党的总书记向忠发?”黄慕兰大吃一惊：50多岁，湖北人，9个指头，酒糟鼻子，金牙齿……不错，和向忠发的特征一模一样!

潘汉年吩咐黄慕兰静候在家，自己立即去找康生报告。

潘汉年和黄慕兰的判断是正确的，被捕叛变的人正是中共总书记向忠发!

领导工人运动的“明星”

向忠发是继陈独秀之后中共中央第二任总书记，并连续担任中共这一最高职务长达3年。

向忠发，又名向仲发，化名特生、科发、独用等，祖籍湖北汉川，1880年生于上海。他出身贫寒，小学五年即辍学，随父母迁回原籍。向忠发在日后被捕叛变时写的《履历自述》中披露了他早年的经历：他出身“一破产的农家子弟，14岁入汉阳兵工厂做学徒，共住29个月，因与工头不合，被革除。遇一亲戚廖某，介绍入造币厂，共住四年。因厂倒闭，去江西名人王家全家中做佣人，三年多。后来又由他介绍入他所经办的轮船公司任事(由九江至南昌往返)。我在轮船公司内因为经东家的介绍，故只做了四个月，就升任二副，做二副两年又升任大副。后因轮船公司与矿物局(汉冶萍)的轮船撞坏了盐道所坐的船，与盐道口角，后经通缉，乃逃至湖北住。湖北住一年多，此时正值造币厂已开工，即入厂做工一年。又因武昌起义，造币厂停工，经人介绍入汉冶萍公司180号船上任事……”1912年，向忠发在汉冶萍公司驳船上做轮驳工，任职到大副。他不良习气严重，曾为戒赌，自己把右手食指砍掉半截。

向忠发1921年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1922年由许白昊介绍加入中共。

向加入中共后，更加积极地投身工人运动。由于长期从事和领导工人运动，向忠发在工人群众中有一定声誉。有人认为，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向忠发可与南方的苏兆征齐名。

1928年7月20日，向忠发在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习惯上称“总书记”)。这样，向忠发就由一名普通工人，在当了一年多的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一跃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向忠发为人爽直，做事决断，工作作风泼辣，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观察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但其理论文化素养较低，思想水平和统筹全局的能力也有很大局限。他之所以被推举为中共主要负责人，基本原因有三：

一是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中共和共产国际都认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瞿秋白的左倾错误，说明知识分子具有“动摇性”，因此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做到“领导干部工人化”。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这种“唯成分论”，是向忠发上台的直接原因。

二是共产国际扶植的结果。1927年10月中旬，向忠发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活动，之后留苏数月。共产国际高层对这位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级干部格外青睐，着意培养。共产国际的推崇，极大地提高了向忠发的声望，从而在中共六大上顺利地当选为中共的领袖。

三是向忠发当时对中共的认识同共产国际一致。向忠发不管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中，还是在给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信中，都反复强调：中共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其领导者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所致。当时，斯大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共最关心的问题，恰是该党能否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其领导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显然，向忠发在该问题上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是他能够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内因。

1928年8月底，向忠发从苏联回国。他虽身为总书记，但缺乏总揽全局、胜任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能力，在党内并没有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开始一个时期，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1930年初周恩来去苏联后，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在中央会议讨论问题时，向忠发往往拿不出系统意见，于是，“立三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成了他的口头禅。他自己也承认：“我的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

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向忠发是这一错误的积极支持者和推行者。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错误，向忠发作了深刻检讨并依仗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职位。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工作的重点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大批干部被送往各地苏区，向忠发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另外，王明等人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控制了中央的实权，他们公开蔑视向忠发，经常不通知他参加政治局会议。向忠发也不满王明不可一世的样子，动辄就与其大吵一番，使得共产国际远东局一度为两人的关系大伤脑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再也没有大革命时期的激情和上任总书记时那种欲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革命意志逐渐消沉下来，周恩来的评价是，向忠发这时“堕落”了。中央特科的陈养山也回忆说：“向忠发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名义上虽然还是总书记，实际上已没有什么工作做了，经常待在家里。他这时已腐化，整天吃喝玩乐，与姘妇鬼混。”(陈养山《关于中央特科》，《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共历史上最高级别的腐败分子

向忠发年轻时曾娶湖南省湘潭县的农妇刘秀英为妻。1928年向忠发从苏联返回上海后，党组织也把他的妻子和唯一的儿子接到上海，一家人实现了团聚。但向忠发只同妻儿生活了一年有余便与其分居，他以古董商人的身份为掩护住进法租界善钟路(今常熟路)附近一栋成衣铺的二楼里，同他姘居一起的是厦门路妓院的风尘女子杨秀贞。据时任中共中央机要主任的张纪恩回忆，杨秀贞是宁波女子，身材窈窕，颇有几分姿色。国民党特务首领徐恩曾也回忆，杨秀贞很漂亮，是向忠发给杨八千大洋成交的。向忠发死后，周恩来曾对王明谈及杨秀贞，他说：“他(向忠发)的这个小老婆是李立三和关向应同意他花钱买的，因向常到妓院去，怕他出问题。我(周恩来)当时不在上海，在莫斯科。回来后才知道这个已成的事实。”

如果说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高级别的腐败分子，向忠发则是中共历史上最高级别的腐败分子。

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向忠发的住址和向忠发的两大特征：一是讲一口湖北话;二是右手食指短半截。向忠发自然也成为国民党特务四处追缉的重要人物。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他先是搬到中央特科为其租借的一栋楼房里。向忠发和杨秀贞以及杨秀贞收养的一个名叫“小鸽子”的女孩(即李立三的女儿李竞)住在楼下，楼上住户是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杨秀贞是一个烟花女子，只知道向忠发是位古董商人，并不清楚其真实身份。陈琮英的任务是监视杨秀贞的活动，保护向忠发的安全。

顾顺章被捕前曾介绍过一个娘姨作向忠发和杨秀贞的女佣，向忠发转移住处前已把该女佣解雇。顾顺章和小娘姨接上头，试图利用她找到向忠发的踪迹。恰巧杨秀贞在善钟路苏广成衣铺缝制的一件衣服尚未做好，该小娘姨知道过几日杨秀贞要去取衣服，于是每天在该裁缝店附近“守株待兔”。果真，6月中旬，杨秀贞前来取衣!当杨秀贞回家时，这个小娘姨便暗中尾随，一直跟踪到向忠发与杨秀贞的新住处。向忠发发现了盯梢的小娘姨后，立即同杨秀贞从后门逃走，使顾顺章扑了个空。

24日向忠发被处决的消息，又使中共中央对向忠发是否叛变产生疑惑。上海党组织曾准备举行追悼纪念活动和飞行集会示威，以抗议国民党暴行。26日还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捕杀中国革命领袖向忠发同志告民众书》。

周恩来指示潘汉年等中央特科的人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尽快搞到敌人对向忠发的全部审讯记录。潘汉年终于通过警备司令部内线关系，辅之以重金收买等手段，取得了向忠发全部口供的抄件。陈养山回忆说：“为了弄清向忠发问题……我们曾想了很多办法，把向被捕后的全部审讯记录弄出来看过，其中还有蒋介石发给上海的那两份电报。从这些材料看，向忠发叛变是确实无疑的。”于是，通知各地，停止悼念活动。

向忠发叛变事件教训是多方面的，但领导干部对党的信念的认识和坚持至关重要。

共产党人的信念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描述，一直把自由放在显著的地位，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的这一本质，决定共产党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保障，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奋斗。

向忠发叛变事件说明，中共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如果丢掉了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奋斗的信念，放弃了中共早在二大就确立的把中国建成“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其党性和良知就容易迷失。如此，在革命年代则极易投敌叛卖，在和平时期则极易专权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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