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开始的陆海空三军大授衔的总共1614名将帅中，原籍省份人数较多的前10位，我们称之为“十大将军省”。由于全国解放后行政区划变化的原因，一些将军的籍贯也存在“双重”之说，在这里按现有的行政区划来分别。比如，吴先恩中将，按解放前的行政区划，他的籍贯应该在湖北麻城，但解放后麻城的一部分划归到河南新县，所以，现在把吴先恩将军归在河南籍。还有全国直辖市重庆，过去一直归四川省管辖，只是到1997年才单独划分出来。但在研究将帅的习惯上，人们一般又没有单独把重庆籍开国将军列出来，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快50年了，四川和重庆才分开。
十大将军省是：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四川、山东、福建、河北、陕西。
第一大将军省——江西(327人)，走出了肖华、陈奇涵、赖传珠等3位开国上将，梁兴初、吴克华、王恩茂等38位开国中将，谢振华、曾克林、丁盛等286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20.26%。江西籍将军主要分布在赣西南地区的莲花、永新、吉水、吉安、泰和、兴国、宁都、于都、瑞金一带。
第二大将军省——湖北(232人)，涌现了林彪1位开国元帅，徐海东、王树声2位开国大将，陈锡联、王平、韩先楚等14位开国上将，秦基伟、聂凤智、王近山等31位开国中将，王诚汉、谭友林、唐金龙等184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该省将帅占全国将帅总数的14.37%。湖北籍将帅主要分布在鄂豫皖边界的大悟、红安、麻城、黄陂一带。
第三大将军省——湖南(202人)，涌现了彭德怀、贺龙、罗荣桓3位开国元帅，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等6位开国大将，萧克、王震、杨得志等19位开国上将，廖汉生、张震、刘志坚等45位开国中将，段苏权、钟伟、裴周玉等129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该省将帅占全国将帅总数的12.52%，特别是中将以上高级将领居多，含金量很高，元帅占将近三分之一，大将超过一半，上将占33.30%，中将占25.4%。湖南籍将帅主要分布在湖南东部靠湘赣边界的平江、浏阳、醴陵、茶陵一带。
第四大将军省——安徽(130人)，走出了洪学智、李克农2位开国上将，徐立清、皮定均、陶勇等12位开国中将，肖全夫、宋承志、查玉升等116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8.05%。安徽省将军大多出自红四方面军，从地域上主要分布在皖西大别山地区的霍邱、六安、金寨县一带。
第五大将军省——河南(109人)，孕育了许世友1位开国上将，郑维山、钱钧、李雪三等9位开国中将，苏进、曹思明、尤太忠等99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6.75%。他们大多来自鄂豫皖边界地区的新县、商城、光山、固始一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鄂豫皖苏区地域，大批中原儿女踊跃参加红军，从而成长了一批威名赫赫的开国将领。
第六大将军省——四川(含重庆共98人)，涌现了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4位开国元帅，罗瑞卿1位开国大将，张爱萍、陈伯钧、傅钟等3位开国上将，毕占云、吴瑞林、贺诚等3位开国中将，任荣、胡炳云、陈其通等87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该省将帅占全国将帅总数的6.07%。他们的含金量也很高，与湖南、湖北省一样，是拥有从元帅到少将各个级别的三个省份之一。四川籍将帅大多来自川东地区的宣汉、达县、平昌、通江、巴中、苍溪、阆中等县。
第七大将军省——山东(89人)，走出了孔庆德、刘兴元、孙继先等3位开国中将，李耀文、仲曦东、刘振华等86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5.51%。山东籍将军大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来自寿光、荣成、牟平、文登等49个市县。
第八大将军省——福建(84人)，走出了杨成武、叶飞、刘亚楼等3位开国上将，郭化若、罗元发、傅连?赖?位开国中将，王集成、孙克骥、叶青山等72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5.2%。福建闽西地区和江西赣南地区，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地域。福建籍的将军们大多是闽西暴动和中央苏区“扩红”时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他们大多来自闽西地区的长汀、武平、上杭、永定一带。
第九大将军省——河北(81人)，产生了孙毅、韩振纪2位开国中将，王蕴瑞、刘永源、王猛等79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他们分别来自定州、大名、蠡县等48个市县，占全国将帅总数的5.01%。他们中有部分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红军的，但大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武装的老八路。
第十大将军省——陕西(64人)，孕育了李达、张宗逊、阎红彦等3位开国上将，孔从洲、张达志、阎揆要等5位开国中将，贺晋年、张松平、王扶之等56位开国少将和晋升少将，占全国将帅总数的3.96%。陕西籍将军来自保安、子长、米脂、长安等36个市县。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将帅原籍中，出元帅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有4人;出大将最多的省份是湖南，有6人;出上将最多的省份是湖南，有19人;出中将最多的省份是湖南，有45人。可谓川湘火辣，将帅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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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将军不断被打倒。他们当中，有的发病含冤死去;有的被残酷地迫害致死;有的身心正在受着折磨。到了“文革”中期，特别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在毛泽东的关心和周恩来的努力下，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1972年1月陈毅元帅逝世后，在不长的时间内，有175位将军相继获得平反……
毛泽东表态贺龙案子错了
1972年12月，清查林彪集团尘埃落定。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
周恩来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点头同意。不久，周恩来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说到为175位将军平反，不能不提一下当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将军。
周恩来与秦基伟进行了一次单独长谈。落实政策后，李成芳任第5机械工业部部长;秦基伟先后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后任国防部长。
周恩来妙对“四人帮”
按照规定，每个被“解放”的将军最后都要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7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4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材料发完，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到了田维新讲材料时，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是江青和张春桥。
田维新回忆说：“在讨论老将军‘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
老将军的记忆中，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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