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乃北宋名相，为人豪放而洒脱不拘，为官正直而气度不俗，敢于犯?直谏，不畏强权，为世人敬仰。大家知道，北宋澶渊之盟前后，幸亏这位名相处变不惊，力挽狂澜，坚持真宗亲征，宋军得以略挫辽军锐气，最后签订城下之盟。百年后就有宋人说：“当年若无寇准，天下已分南北矣!”如此一位功臣，最终却落得贬死岭南的下场。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悲惨的结局?寇准自己的行为应承担多少责任?宋真宗、刘皇后及王钦若、丁谓诸人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太宗朝，寇准已为参知政事(副相)。一天，上朝奏事，寇准所言与太宗之意不合，太宗一怒而起，准备退朝回宫，寇准却上前牵住御衣，要皇帝冷静坐下，继续议事。过后太宗细细回味其过程，不觉大加赞赏：“朕得寇准，犹李世民(唐太宗)之得魏征啊!”

　　真宗即位后的第七年，即景德元年(1004)，寇准拜相执政。适逢辽国二十万大军南下侵边，来势汹汹，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举朝惊恐，主守主战，纷纷不决。寇准力排众议，坚决主战。某天早朝，参知政事王钦若提出请皇上驾幸金陵(今江苏南京)暂避，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建议皇上避难成都。真宗征询寇准意见，寇准厉声回道：“若采用此二策，则人心崩溃，敌骑深入，天下还能保吗?何人为陛下画此策，臣请先斩此人祭旗，然后挥师北伐。”王钦若在一边听得面红耳赤，低头不敢作声。寇准又提名王钦若出判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去守前线重镇，王钦若没法推辞，只得上路，心中却记下这笔账。

　　在寇准的要求下，真宗同意御驾亲征，率军直抵澶州。皇帝亲临前线，士气大振，加上号令严明，将士用命，开仗之初就射杀辽军大将，略挫敌军锐气。但在真宗厌兵求和的懦弱态度促使下，没能按寇准的强硬主张坚持下去，终与辽国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以三十万岁币，换来北方边境的暂时平静。

　　正当真宗为此战“亲征”有所成果而感到庆幸，对寇准也敬重有加之时，主钦若经过深思熟虑，开始挑拨离间。一天，真宗目送寇准退朝，王钦若在一旁问道：“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否以为他对社稷有功呢?”真宗点头称是。钦若又道：“澶州一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寇准为有功，臣实不解。”真宗愕然，顿问何故。钦若答：“陛下贵为天子，却与外夷作城下之盟，此《春秋》所耻。寇准逼陛下亲征，犹如赌博，输钱将尽而孤注一掷，陛下乃寇准之孤注，逼陛下为如此危险之事，寇准何功之有!”几句话就把真宗说得面颊发青，闷郁不快，自尊心被扫尽，对寇准的敬意和眷宠也随之降格。

　　同时，寇准在战后有意无意居功自得的架势，也令真宗老大不快。自此，真宗待寇准日渐疏远。不久便罢去其相位，出知陕州。而王钦若却靠此类手段，再次被用为执政。此人貌状矮小，且颈项中有瘤，一幅怪样，时人称“瘿相”。

　　天禧元年(1017)，全国正沉浸在“天书”、封禅等的迷信闹剧之中，寇准在判永兴军的任上，其属下军官巡检朱能，伙同朝中宦官周怀政，伪造“天书”，想通过寇准上呈，以得皇上恩宠。寇准喜其附己，不辨真伪与忠奸，便忘乎所以地以地方长官的身份上奏朝廷，称有“天书”降乾?山中。一些大臣以为此乃奸臣妄诞，以蛊惑天聪，却不解原来并不相信“天书”的寇准何以会一改初衷。然而真宗已入迷狂状态，宰相王旦也觉得应该让寇准奏上来，所以朝廷下诏，令寇准马上回京奉上“天书”。

　　入朝临行前，有门生劝寇准说：“你若称病，推托不去，实为上策。若入京见驾，便揭发此天书乃奸人伪妄之作，尚可保全平生正直的名声，其为中策。若由此再入中书拜相，自堕志节，恐怕最为下策。”寇准听了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入京奉上“天书”。真宗大喜，正遇王旦离世，王钦若坐事罢职，天禧三年(1019)，寇准再入中书为相。

　　寇准二度入相，丁谓也再任参知政事，寇准与丁谓原先关系不错，所以曾向宰执推荐过丁谓的才能。丁谓虽博学多才，然狡诈过人，善于揣摩奉迎，智谋而奸邪。某夕，中书用餐，寇准饮羹污须，丁谓殷勤至极，起身为他拂拭干净，哪料寇准并不领情，略带酒意地戏语道：“参政乃国家大臣，难道是为长官拂须的吗?”一句话将丁谓说得无地自容，面颊青一阵，红一阵，心中好不懊恼，由是暗怀敌意，伺机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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