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唐朝发生了安史之乱，经过这场战乱，可纳税的人口数量减少，财政吃紧，为扭转财政亏损局面，需要另辟途径，寻找税收来源，所以唐玄宗就任用了第五琦，整顿财政。
　　
　　为了驱散全国政治上空的乌云，应急眼下战事所需的军费，第五琦全面垄断盐业，把食盐的生产、运输、销售全部收归朝廷，对私煮私卖食盐者进行定罪。
　　
　　可是，盐价大涨，当然，客观上也增加了朝廷的收入。另外，官府垄断盐业，还造成各个环节的腐败行为，使官营的盐业收入流入私囊，不能很成功地增加朝廷收入。
　　
　　这个时候，国家又利用刘晏，制定新的盐法政策，与第五琦的盐法相比，由官收、官运、官卖，变成了官收、商运、商卖。食盐的生产、收购、储存等方面还是由官府把持，由官方掌握食盐价格，然后卖给商人，由商人们去运送和销售他处，如此就减少了食盐运销方面的官吏，减少了人力成本，相应地也就减少了政府在运输、销售方面的开支和费用。同时还减少了腐败行为，提高了效率。又由于利润的刺激，商人会把食盐行销到全国各地，甚至是较为边远的地区，这样，朝廷便吸纳了更远边陲的利润，百川归流。
　　
　　第五琦和刘晏的改革，都是为了把地方的钱财收归中央，可是，刘晏对盐法的改革，成效更好。
　　
　　刘晏改革盐法的措施和效果都是超过第五琦的，也就是说，刘晏比第五琦的敛财本领更高明一些。刘晏高明在何处呢？他不过是把食盐的运销权放给了商人而已，但就是这么一放，财源就滚滚而来。
　　
　　——这是一个顶划算的政治算术。
　　
　　从刘晏改革盐法的道理中，可以看出是国家利用了商品市场关系，从而达到财政税收的目的，国家可以不直接介入市场，但经过商人这个中间环节，可以间接地控制市场，控制了市场也就等于控制了地方的财政，这是国家利用权力控制经济运行的表现，目的不外乎还是为了保证中央政权的稳固。
　　
　　经过刘晏改革的盐法是比较成熟的食盐专利制度，为以后的朝廷所效仿。国家经营并操控市场，成为永远的赢家，只有到了把地方的财力抽干榨尽，民不聊生之时，下层民众才会沸腾起来，进而把中央政权推翻，改变一个朝代的中央政权永远作为赢家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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