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后汉书》中关于羽林郎有这样一段注文:“前书曰初置名建章营骑,后更名。出补三百石丞、尉。”这说明郎中一级的官员外放到地方,只能由原本的“比三百石”升做“三百石”的丞、尉这一级的小官,从董卓之后的升迁过程看,他从比三百石的郎中直接就迁为千石的广武令,跨度未免太大了些。【注一】而且,区区一个比三百石的郎中,是否担得起这个“拜”字,是否受得起“赐缣九千匹”的恩赏?这也是个问题。总而言之,董卓的这个郎中,拜得相当蹊跷。笔者一直认为,《三国志》的这个记载极可能有误,并且很有可能是错将中郎写成了郎中。因为中郎比郎中品秩要高,是六百石,与大县的县丞或县尉、小县的县长品秩相当。我们不妨假设一下,董卓以军功受赏,由郎中迁中郎,后来又以中郎迁广武令,如果是这样的过程,那才是非常自然的,顺理成章的升迁。但这毕竟只是假设,缺乏证据。近日翻阅赵幼文先生遗作《三国志校笺》,惊喜地发现先生在“董卓拜郎中”一条下注曰:《御览》卷四百七十七引《董卓别传》:太常张奂将师北征,表卓为军司马。从军行,卓手斩购募羌酋,拜五官中郎,赐缣九十匹。卓叹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士。”悉以缣分与兵吏。“拜五官中郎”,清清楚楚,黑底白字,总算是为笔者的猜测找到个难得的依据。但《御览》的这个记载允其量只能算是一处异文,笔者的猜测仍然是证据单薄,但我们不妨看看年代更早一些的两位名将,一位是李广,一位是赵充国,他们与董卓一样,都是陇西人,可以说他们就是董卓的榜样,而他们的升迁记录,似乎又在进一步印证笔者的猜测。我们先看李广,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注二】再看看赵充国,按《后汉书?赵充国传》所记:赵充国字翁孙,陇西上?人也,后徙金城邻居。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武帝时,以假司马从贰师将军击匈奴,……与壮士百余人溃围陷陈,……身被二十余创,……武帝亲见视其创,嗟叹之,拜为中郎,迁连骑将军长史。不论是李广也好,赵充国也罢,最初都是与西北的游牧民族作战时立下了战功而获得晋升,这一点与董卓极其相似,而李广和赵充国都是被拜为中郎,那么董卓呢?(正文完)注一:这么大跨度的升迁也并不是没有,东汉章帝时就曾接受尚书令郑弘的意见,让尚书郎能够破格出任千石令(按汉朝旧制是不可以的),但董卓显然不是举孝廉出来的尚书郎,并且这个以郎官出补千石令的制度是否被沿用,很不好说,比如曹操举孝廉为郎就只是除洛阳北部尉,袁绍举孝廉为郎也只是除濮阳长。因此,笔者认为董卓以郎中迁广武令的可能性是相当小的。
注二:《汉书?李广传》中只记载说李广“为郎”,未明确是郎中还是中郎,考虑到司马迁与李广年代更近,加上司马迁与李广之孙李陵关系密切,因此笔者采信了《史记》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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