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1907-1982)，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山西省右玉县人。女诗人，着名的红色女特工，曾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因家贫自学完中学课程，1927年到 1928年，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左联”。曾在中国诗歌会创办的《新诗歌》月刊任编辑，诗作《太平洋上的歌声》蜚声当时上海文坛。有“女诗人关露”之称。电影《十字街头》中那首脍炙人口的“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就来自于她的手笔，这种广博豁达的歌曲为她赢得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喜爱。除了创作之外，她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邓肯自传》等许多日后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1939年冬至 1945年，她受组织派遣，先后打入汪伪政权和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以此作掩护，收集日伪机密情报，并积极组织策反，曾成功策反 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功勋卓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因病由苏北转到大连疗养。1946年病愈后，被分配到苏北建设大学文学系任教。从 1947年秋到 1951年秋，先后在大连苏联新闻局、《关东日报》社、华北大学第三部文学创作组和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工作。

自 1955年至 1976年，曾受潘汉年事件牵连，两次入狱，达 10年之久。1980年后，因患脑血栓症，全身瘫痪。1982年 12月 5日在北京家中吞药自杀。

关露的外祖父是一位没落的封建官僚，由于赌博赢了钱，输家没钱还债，就把自己的女儿徐绣凤嫁给了他的儿子胡元陔。之后，胡元陔的两个女儿胡寿楣、胡寿华相继出世，这就是以后的关露和胡绣枫，关露是胡寿楣在开始文学创作时用的笔名，胡绣枫是妹妹为了纪念母亲而改的名字。

关露的父亲在她 8岁的时候，死于中风。

关露的母亲徐绣凤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丈夫死后，她独自负担起两个女儿的生活和教育，关露和妹妹在母亲的教育下，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看了很多的进步小说，这为关露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徐绣凤做了当时的大学问家张百熙家里的教师，可见她的学问应该是不浅的。假如她能够一直陪着两个女儿读完大学，陪着女儿嫁人生子，那么关露和妹妹的一生，可能会走得顺畅一些，可惜她却在关露 15岁那年因病去世了，关露不得不和妹妹相依为命。

　可是，姐妹俩的年纪太小了，这么小的年纪根本无法独立谋生。由于父亲原配的儿子把父母留下的大部分财产抢去了，姐妹俩只能凄苦度日。

好在她们的二姨收留了姐妹俩。关露一天天长大了，她脸庞圆润，身材适中，皮肤白皙，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姑娘。关露的二姨很想让关露嫁一个好人家，作为家长，这种想法是没错的，谁都希望自己的晚辈生活得富裕一些。于是在熟人的介绍下，一位银行经理被介绍给了关露，可是，关露不愿意去相亲，她很想继续求学，母亲好学求上进的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影响了她，母亲生前认为儿女们只有上学读书，未来才有出路。

关露逃婚了，她带着妹妹，去了上海读书。所幸她们遇到了进步人士刘道衡，刘道衡对于关露的遭遇很是同情，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抗拒家庭逃过婚，他毫无条件地负责起关露和妹妹的日常生活，还送她们去了学校读书。

可以说，刘道衡是让关露姐妹一生发生转机的一个人，在他的影响下，关露姐妹懂得了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从而走上了追求光明道路。

在刘的资助下，关露姐妹读完了法学院，后来，关露又完成了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的深造。妹妹胡绣枫则转学到了法政大学，在那里，她遇到了和自己共度一生的爱人刘剑华。

刘剑华是一位进步的教师，胡绣枫和刘剑华结婚的时候，没有办理任何的手续，也没有请证婚人。他们思想一致，感情深厚，他们认为，这比起办一张形式上的结婚证要好得多。

妹妹的婚姻，让关露的心里起了波澜，她祝福着妹妹，也希望自己能够遇到一位志同道合的爱人。

关露一生没有嫁人，可是她的性格并不孤僻。她是一个性格开朗、直率、活泼的女人，她热爱共产党，仇恨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的兽行;她内心火热，并且把这份火热传递给了她身边所有的人;她用火一样的热情写诗，写小说，鼓舞受封建压迫的妇女站起来。

像关露这样有才情的美貌女子，身边围绕的男子应该是不少的。她也有过浪漫的幻想，跟所有的女孩一样，她希望遇到一位懂得浪漫、懂得诗情画意的男人，她希望自己的恋人是英俊的、爱国的、有抱负的。

在她进入南京中央大学的时候，的确遇到了这么一位“才子”，他风流倜傥，会给关露写动人的情诗;他有抱负，希望以后出国留学，学成后

回国任教;他对关露关心备至，无比痴情……

这个人叫刘汉卿，长得相貌英俊，是很多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而且他还很会哄女孩子，关露一到学校，他就注意到了这个眉清目秀的女孩，他殷勤地充当引路人，把南京各处的风景介绍给关露。

刘汉卿用他的浪漫诗句和殷勤的恭维，渐渐获取了关露的爱情，关露渐渐爱上了刘汉卿，她憧憬着和刘汉卿能有一个美好的将来。

民国期间的南京中央大学人才辈出，徐志摩曾经在这所学校做教授，热情洋溢的刘汉卿为关露朗诵徐志摩的诗句，他们沉浸在《再别康桥》的爱情篇章里，关露的心扉被打开了。

可以说，那个时候，关露的心里都是爱情的火焰，刘汉卿有一副好口才，是一位多才多艺、思想进步的青年。关露和刘汉卿一次次徜徉在学校的花坛边，流连在情人们喜爱的舞厅影院。被爱情滋润的女孩是美丽的，关露等待着刘汉卿所说的“出国后，等着我把你也接出去，一起完成学业”!

为此，关露刻苦地学习英文和德文，为出国做着准备。

可是，这场看似美丽的恋爱，最后的结果却以失败收场。刘汉卿去了比利时后，关露对他的思恋日日增长，她写了无数的诗句，来纪念他们的爱情;她怀着甜蜜的梦想，渴望自己能被恋人迎接出国，一起深造，一起回来报效祖国。

等到的，却是噩耗，刘汉卿到了国外，就开始追逐别的姑娘，原来他是一个多情又滥情的男人。其实，关露在他心里的地位，不过是国内的一个爱情备胎，到了国外，他就把关露忘到了九霄云外，他陷入了一场三角恋里，不能自拔，最后，他竟然自杀于国外。

关露毕业的时候才 24岁，这段感情，成了她心里一道不愿散去的阴影。关露的心灵被伤害了，一个令她不可置信的消息又加重了这种伤害，原来，刘汉卿出国时已经订了婚，留学的费用，还是女方出的。

很多次，关露都咬牙切齿地恨刘汉卿，可是，她也知道，他已经走了，即使恨，也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他甚至没有给关露留下遗言，因为他已经彻底地把关露忘了……关露也想忘了他，她恨自己还记着他，还能回忆他，即使他已与别的女人订婚，又为别的女人死了，她还是忘不了他……因为，他是她的初恋，她为他真心付出过爱情。

关露在这种矛盾的挣扎里几度不可自拔。妹妹胡绣枫看姐姐消沉抑郁，担心姐姐出什么意外，就把一个叫沈志远的男人介绍给了姐姐，希望姐姐能够把心思转移到别的男人身上。

这是关露的第二次恋爱。

虽说初恋受伤了，可是她并不是一位随意交付身心的女人。此时的她，成熟睿智，沉静的表情下有着淡淡的忧伤。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她积极参加妹妹和妹夫的左联聚会，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有一位叫常任侠的男人，也曾经对关露抛出过爱情的橄榄枝。常任侠后来成为我国着名的诗人和艺术家，《冰庐琐忆》是他写得很知名的一首小词，里面记载了关露的美好姿容和对关露的歆慕。“颀长玉立，秀眉隆准，华服高履，体态盈盈。”

可以想见，当初他是追求过关露的，关露没有选择他，是因为她有自己的理想，她爱的男人，一定要像自己一样，有着伟大的抱负和救国救民的理想。

就在这个时候，沈志远进入了关露的视野。

沈志远是 1925年入的党，比关露还早七年，是一位先进的青年。他翻译了大量的国外进步书籍，还积极参加动员群众的工作。

关露经过第一场爱情的失败后，对感情谨慎了很多，她斟酌了再斟酌，发觉沈志远不仅长相斯文，气质儒雅，文学程度也很高，关露暗暗地考察了他的人品，结果也很满意。

沈志远不是一个三心二意的男人，也没有像刘汉卿那样甜蜜的嘴脸，他性格有些沉郁，在发表演讲、动员群众的时候，他是活跃的;其他时候他不善言笑，也没有轻浮之气。

关露知道了沈志远在苏联有过一次感情的伤害后，她对沈志远越发同情起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让她的心和他贴近了。

很快，关露就和沈志远恋爱并且同居了。他们度过了很多幸福的日子，她期望自己和沈志远，就像妹妹和妹夫一样，恩恩爱爱，白头偕老，可是，不久这一期望便成了泡影。

关露由于经常参加左联的革命活动，很少和沈志远相聚，所以引起了沈志远的不满，沈志远认为一个女人总是在外东奔西走是不合适的。他希望这个家，由自己做主;关露能够像别人家的妻子一样，在家一心一意地做好家务。

关露不愿意成为家庭妇女，他们争吵过后，沈志远说：“现在多少女人希望在家做太太，你还忙于奔命，左联离开了你，就垮了吗?我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听到这些话，关露蒙了，她没想到，志远竟然是这样的人，口里说着要进步，思想里却还是封建社会士大夫那一套!

从此后，关露和沈志远的感情就淡了下来，关露每一次回家晚了，沈志远都要与她争吵一番。后来，关露怀了孕，沈志远希望关露把孩子生下来，关露却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他们为此又吵了一架，两人的感情越来越疏远，关露第二次怀孕后，左联运动正处于关键阶段，很多进步文人被抓，关露要做的事情很多，她写了大量的进步诗歌，发表在当时的《妇女生活》上，她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带给人们更多的醒悟。她再次选择为事业放弃腹中生命，沈志远就此离开了她。

关露是才女，是诗人，她写了大量的进步诗歌，出过诗集《太平洋的歌声》，还写过长篇小说《仲夏梦之夜》、《新旧时代》，本来她

依靠写文也能过上小康的生活，可是，她却成为了一名特工。

当时，由于日本人的入侵，有三股间谍势力活跃在上海。一股是日本人的势力，这股特务有五大系统：陆军，海军，宪兵，外务省和满铁;一股是国民党的势力，这股特务机构是由军统和中统组成，军统头子是戴笠，中统头子是陈立夫;另一股就是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其中的潘汉年系统是很重要的特工组织。另外，汪精卫手下的极司菲尔路 76号，也很庞大，主管 76号的，是李士群和丁默。

李士群早年参加过革命，后来被捕，变节成为国民党的走狗，后又叛逃国民党，成为了 76号的头头。他既镇压国民党，也镇压共产党，但是由于对国民党的军统仇恨最深，所以，共产党打算利用这一点，策反李士群，让他为共产党做事。

执行这个任务是非常危险的，谁都知道，76号就是魔窟，假如不能成功策反，那么，策反者就有可能被对方暗杀。

关露在左联期间就认识了进步文人丁玲，她早就听说，丁玲曾经被国民党囚禁，后成功逃离。关露对丁玲的这段经历非常钦佩，她觉得，既然做革命工作，就不怕深入虎穴。

关露去世后，妹妹胡绣枫捧着关露的遗照哭着说：“姐姐受了这么多苦，都是因为我，本来组织是要我去 76号的，结果姐姐代替我去了。”

原来，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曾经和李士群有一段交情。当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捕，他怀孕的老婆找到了胡绣枫，胡绣枫安置了李士群的老婆，事后，李士群一直对胡绣枫怀有感激之心。

当时上海的各个党派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很多进步人士被捕被抓，共产党需要将一个可靠的人安置在汪伪政府的身边，借以传送情报，打击汪伪的特务组织。胡绣枫当时有任务在身，最后组织决定，派关露去李士群身边卧底。

关露认为，爱国不能只体现在口头上，还应该体现在行动上，她答应了去 76号，这个决定，让她的一生都背上了悲剧色彩。

关露走进了76号。此时的李士群也想为以后留条后路，关露利用他的这种想法，成功策反了这个头号杀手。以后，在李士群的配合下，她给党发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使党避免受到了很多损失。

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在上海滩开始传播，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视，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关露很痛苦，却无法去辩白，她牢牢记着曾经与潘汉年说过的话，如果被别人误解，绝不辩护。但她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会澄清自己。

在完成了策反李士群的任务后，关露给组织写了一封信，请求去延安。哪知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宜回来。上海方面希望关露继续留下来，设法获取更多有用的情报。关露得到消息后，哭了一晚上。想到现在连好友也不信任她，也唾弃她，热爱的写作也无法进行，异常难过。

新的任务是让她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共党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为了不让日本人的言论出现，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无聊的风花雪月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这种不动脑筋的工作，对关露来说是很痛苦的。在《女声》工作工资微薄，甚至生活都成问题。关露日子过得节俭，早餐几乎省去，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到了冬天，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关露买不起木炭，想去卖血。可是医生说她身体太弱了，会承受不了。血没有卖成，木炭也没有换来，关露守着寒冷的屋子过了一个冬天。

1943年 8月，关露受邀参加“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这个会让关露很犹豫，因为等于要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文人的身份，会更加让人误会。但上级组织却希望她利用这一机会接近日本的共产党组织，了解一些日本左翼的情况。

于是关露就去了。这次大会，日方分给关露的讲话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谈了些无关紧要的内容，诸如中日双方语言不通，大家交流起来比较困难，今后应该多学语言之类的话题，蒙混过去。

果然，关露参加完这次会议回上海后，她的照片就被登载在了报纸上，很多人唾骂她是个汉奸，还有一张叫做《时事新报》的报纸说：“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关露在敌营苦熬 6年，终于盼来了日本投降，得以回到了苏北解放区。回到解放区后，关露重新拿起笔，写自己未写完的小说《新旧时代》三部曲时，却被告之，不能用关露的名字发表任何文章了。由于关露和李士群夫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护送，声势浩大，所以关露已经受到了路人的侧目，再加上到了《女声》，并出席了一个日本人召开的会议，她的名声很难洗白了。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作为一名骨子里热爱文学的文人，此时关露心里的落寞无奈是可以想象的。

关露在日本人控制的《女声》做编辑时，苏青也在上海办一本名为《天地》的杂志。

虽然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张爱玲、苏青和关露照了一张貌似亲密无间的相，其实，她们之间并不和睦。

在当时的上海滩，杂志界也存在着竞争。苏青、张爱玲、关露、丁玲是当时得到承认的四大才女，可是在写作方式上，四人各自结友，分成两派。

张爱玲和苏青关注的是个人生活的喜怒哀乐，是一种小资情调的情绪化的反应;关露和丁玲关注的则是劳苦大众等社会底层人士。

假如关露没有经历特工生涯，她应该会和丁玲一样，成为新中国很驰名的作家。可是，自从她进入了 76号，为了掩饰身份，她就不能再写抗日的文章;后来进了日本人办的《女声》，她再也不能像在左联时一样，写自己喜爱的诗歌，写充满火一样热情的字句。她的文学创作陷入了低潮。

在她主编《女声》期间，虽然上海处于战火交接的时期，她办的这份杂志，每个月的销量还是达到了六千册左右，多的时候，到了一万多册，这还是仅限于上海的发行，这个数字，在当时已经很可观了。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由于关露的《女声》，苏青的《天地》发行受到了一些影响。苏青是写反压迫小说《结婚十年》出名的，她这份《天地》由于是在当时的日伪政府上海市长陈公博的资金支持下创刊的，汇聚了张爱玲、胡兰成等描写小资生活的文章，标榜生活情趣，它面对的人群主要是生活中高档的小资人群，他们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喜怒哀乐，所以，当时这些作家被定性为海派文人。

张爱玲当时是初出茅庐的小写手，后来之所以叱咤风雨，可以说是与苏青的一手提携分不开的。张爱玲的文章在《天地》是常青树，在作者栏里，几乎每个月都会看到张爱玲的名字，张爱玲由此对苏青也是感激涕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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