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政治的最高形式是民主。但在漫长的历史中，政治的演绎过程往往伴随着战争。巅峰杀戮不能称之为人类的嗜好，但却是解决政治纷争的最为简捷的方式。翻开古今中外的史书，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如果我们试图分析和归纳一个战争的年代，用以启迪人们对历史的思考，那么，最为合适的案例应该是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按历史学家们的划分，这一时期起自公元189年董卓攻入洛阳劫持汉献帝到长安，终于司马炎成立晋朝，并于公元280年消灭吴国，前后九十多年时间。在那九十多年里，政治的主要体现形式是战争。因此可以说，那是一个诞生了许多战争神话的时代。生在盛世的人们，不会憧憬那个时代，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作用于我们生活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并引起我们对历史与政治的思考。那个时代，因为是用战争来定义人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不愉快的场面，例如：混乱代替了秩序，残忍代替了和谐；当然，也有一些积极的表现令我们向往，例如：智慧代替了权威，英雄代替了小人。啊，说到英雄，今天的人们对这一称谓加了很多前缀，什么财富英雄、文化英雄、道德英雄、科技英雄等等。这导致英雄泛滥。在历史的记忆中，英雄是特指那些叱咤风云、鏖战沙场的人物。在三国时期，这样的人物多如雨后的春笋。无论他们的出身是高贵还是贫贱，是优雅还是粗俗，是统帅还是谋臣，是将军还是士兵，无一例外，他们都是战争这部巨大机器中的有机的一部分。正是因为他们，政治成为智慧的结晶，战争上升为一门艺术。不过，有一点值得说明，战争是乱世的产物，而乱世，又恰恰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三国便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由于英雄，由于战争，我们记住了这个时代。今天的中国，几乎很少有人不知道三国的故事。但是，对三国人物的褒贬，我们受到了《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巨大影响。大凡历史悠久的国家，国民都有嗜史的习惯。希腊人是这样，俄罗斯人是这样，印度人是这样，中国人更是这样。但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观。既然今天的中国人对三国人物的褒贬深受《三国演义》的影响，那么可以说，关于三国的历史观，我们受到了明代人的影响。《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生活的明朝，是一个英雄渐渐退隐，而名士开始受追捧的时代，平淡的世俗的生活让人追求的不是理想而是刺激，不是英雄的信史而是神怪的志异。这种生活信念的变化，乃是因为自从洪武皇帝朱元璋开国，一直到万历皇帝时期，两百多年间，大部分国人没有经历过战乱。和平使人幸福，和平也让人丧失忧患。我猜想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动机，一定是想唤起国人对英雄的记忆。
罗贯中尊崇刘备而贬损曹操，对刘备集团的文臣武将进行浓墨重彩的歌颂。这种历史观虽然受到了《三国志》陈寿的影响，但却走得更远。罗贯中这一思想的形成，也可以归根于明朝的意识形态。朱元璋立国之初，便精心打造了两根精神支柱来撑起他的帝国大厦。这两根支柱，一根是忠，一根是孝。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曾写过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种田。可以说高度地概括了朱元璋的思想。忠臣孝子，是朱元璋要求他的子民仿效的楷模。以这种道德标准衡量，曹操则属于乱臣贼子，而刘备因为是皇室的族裔而被认为是国祚的当然继承者。罗贯中虽然唤起了人们对三国英雄的记忆，但是，他对三国人物的褒贬，亦受到了明朝人忠孝观念的影响。我不是说忠孝有什么不好，只是想说明，任何好的观念，若强调到绝对的地步，一定会走向它的反面。现在，我们要重新走进三国的历史，便首先要摆脱罗贯中与陈寿的影响。譬如说，三国的战争，官渡之战也好，赤壁之战也好，它们堪称战争史上的经典。但若从政治的层面揭示其意义，就不难发现，它们都是为了统一中国而战，绝没有一场战争是为了分裂我们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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