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30年，秦国军队开始了一统天下的进程。在10年的时间里，他们吞并了所有的国家，征服了所有的部落。就是这支军队，最终结束了自西周覆灭后五百多年的战乱，在中国第一次创建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秦帝国。在这支强大的军队中存在着一个残酷而有效的激励制度———“军功授爵制”，即将军中爵位分为20级，按照在战场上获得的敌军首级的数量逐级晋升，同时规定，爵位可以世袭，也即是说就算士兵战死，家人也可享受爵位所带来的利益。对军功强烈渴望的秦军如同饥饿的狼群一般吞噬了所有的对手。魏国的重装“武卒”、击破匈奴的赵国铁骑———倒在了秦军的脚下……时光荏苒，一千六百多年后的明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却为时下的明军头痛。曾经灭亡了元帝国的明军如今不仅不能抵御国家边境蒙古军队的袭扰，就连沿海的倭寇都疲于应付。为了将这支军队锻造成为“国之利器”，首辅决定实施“军功授爵制”以激励士气，期望明军可以像当年的秦军一样所向披靡。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似乎总有差距。明军的效仿们并未如秦军前辈一样奋勇杀敌，他们选择了一种风险更小的方法：大量捕杀边境的流民，同时贿赂兵部负责审核的小吏来换取军功。于是乎，首辅大人的强兵之策成了百姓之祸，无可奈何的张大人只得任用戚继光等将领再建新军。“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的名言屡试不爽。我们现在就来看制度的种子所根植的土壤到底有何不同，以至于桔变成了枳。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制度所作用的对象———明军和秦军。战国时期，农耕文明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农业生产率还是相对不高，加之连年征战，使得军士的待遇并不丰厚。而不同的爵位所享受的待遇差别很大，每顿吃的饭菜甚至都不一样。3级爵位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2级爵位的只能吃粗米，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因此，用敌人的首级来获得爵位的晋升几乎成了满足士兵基本生活需求的手段，否则就要忍饥挨饿。加之获取军功几乎是秦人获得权势的唯一方法，权衡了成本收益后，奋勇杀敌获得军功成为了秦军将士们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唯一选择。反观明军，明代的经济比之秦代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普通士兵的温饱不成问题，还能领到军饷，完全不似秦军那样挨饿受冻。另外，获得军功也不是提高生活水准晋升的唯一途径，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和蒙古兵拼命的机会成本就提升了许多。再说，蒙古骑兵可也不是吃素的，谁取谁的首级可不一定。明军士兵在权衡收益成本之后自然不会去同蒙古拼命。但是军功的赏赐又怎能轻易放弃？于是，制度并未激励作用，反而成为了冒领军功的手段。
其次，我们来看在制度的监督体系中起重要作用的人———负责审核的小吏。明代的兵部是有这个职位。我并没有查到确切的史料记载秦国是否有此一职。但为了说明两朝的监督体系的不同动作，我们假设秦国也有这样一个小吏。先看明代的小吏，他可以得到将领的贿赂，因为如果他严格审查的话，将领不仅无法作假，而且还可能受到惩罚，于是他就可以从冒领军功的将领那里获得很大的收益。当然，他也有风险，因为可能会被发现，但只要查得不严，他完全可以审查疏忽为借口搪塞过去，再加上平日里对上司多孝敬，顶多就是革职。在权衡了成本、收益、风险各方面因素之后，明代小吏自然选择了与将领们共同造假。再看秦国小吏。秦国的律法可以称得上是严刑峻法，法律条文之细致，刑罚之严厉都是绝无仅有的。据史料记载，兵器工厂的工人如果铸造了一件不合格的兵器，不管原因如何，厂长首先接受处罚，以下各级直到出错的工人，一个都跑不掉。同时，秦国对冒领军功的处罚尤为严厉，动辄就是连坐之罪。于是在相同的收益下，秦国的小吏面临的风险大大增加，以至于勾结作假的成本远远高过了收益，所以秦国的小吏们选择了兢兢业业工作，从而使得秦国的监督体系运转良好。可以看出，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法律天南地北的变化终于使秦朝的桔变成了明朝的枳。相同的制度由于制度环境的变化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摘自《经济观察》曾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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