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之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兵法及乐律皆有研究。他是明中叶重要散文家。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同为明代重要文学流派唐宋派代表。唐顺之的文学主张早年曾受前七子影响，标榜秦汉，赞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中年以后,受王慎中影响,察觉七子诗文流弊,尤其是散文方面,七子抄袭、模拟古人，故作诘屈之语。于是抛弃旧见，公开对七子拟古主义表示不满，提出师法唐宋而要"文从字顺"的主张。他一方面多推崇三代、两汉文学传统，同时也肯定了唐宋文的继承和发展。提出学习唐、宋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在其选辑的《文编》中,既选了《左传》、《国语》、《史记》等秦汉文，也选了大量唐宋文，并从此逐步确立了"唐宋八大家"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唐顺之又提出诗文写作应"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要师法唐、宋而"卒归于自为其言"。要有"真精神"及"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并以"未尝较声律、雕文句"的陶渊明与"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的沈约加以比较。说前者的作品为"第一等好诗"，指斥后者之作"不免为下格"。唐顺之上述见解在其后期著名作品《答茅鹿门知县书》中，较全面表露出来，其反七子模拟、剽窃倾向异常鲜明、激烈，呼吁文章应"如谚语开口见喉咙者"。
唐顺之的文章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文风简雅清深,间用口语，不受形式束缚。如《信陵君救赵论》，立足于社稷，批驳以私义救人。"词严义正"、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如对席论辩，一气呵成而结构谨严。《明史》说唐顺之文章"?洋纡折,有大家风"。就此文来看,不为过誉。他的记叙散文《竹溪记》,本应约为园写记,而着眼于园名的由来，赞扬竹"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谐于俗"的品德。文笔清新流畅,别具一格,立意新颖。唐顺之其他记叙散文，大多有叙有议。往往叙中择其一点，引申开来，情思遐飞而哲理蕴其中，自然浑厚而畅达豁然。如《西峪草堂记》、《书秦风蒹葭三章后》，及《永嘉袁君芳洲记》等，皆能看出此种特色。唐顺之还没有完全摆脱复古主义理论的束缚，他师法唐宋也是在以唐宋古人为法度。在他的一些文章中还有八股文作法的影响，此为其不足一面。然而，唐顺之等唐宋派为后来撼动后七子文坛统治地位的公安派多少起了一点开拓作用。当然，唐宋派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是不能相容的。
唐顺之著作有《荆川先生文集》，共17卷，其中文13卷，诗 4卷。辑有《文编》64卷。是集取由周迄宋之文，分体编列，其中选录了大量唐宋文章。唐顺之其他著作尚有：《右编》40卷，《史纂左编》124卷,《两汉解疑》2卷，《武编》10卷，《南北奉使集》2卷，《荆川稗编》120卷,《诸儒语要》、及旧本题为李攀龙撰唐顺之校的《韵学渊海》12卷等。近代林纾辑有《唐荆川集》，为较通行的唐顺之选集。
二，生平
唐顺之(1507-1560)出生于一个读书人家，父亲唐宝曾任永州知府，在顺之的幼年时代，父亲对他管教甚严，写字如不端正就会挨打。如果出去游玩回家晚了，母亲也会时常责骂他。顺之天生禀赋聪明并且极具个性，在同龄人中属佼佼者。顺之酷爱读书，父母除对其严加要求外，并不时为他寻觅当代的名师为其辅导，因此学业有成。在唐顺之23岁那年(嘉靖八年)，他参加了每三年才在京城举办一次的会试，荣登第一。
此年担任主考官的是当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璁(当时他的权位相当于宰相)，他喜见自己能收罗到唐顺之这样的人才而十分高兴，因此欲利用他的权势越级提拔唐顺之到翰林院为官。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初入仕途的读书人唐顺之，在这个风云莫测而又十分险恶的官场面前显得十分谨慎，他竟婉言谢绝了这位权倾一时的主考官的知遇与栽培，情愿按部就班地去兵部任职。这自然让这位好心的主考大人十分扫兴！
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唐顺之终于又被调入翰林院任编修，参校累朝《实录》。因为不肯依附当年赏识他的主考官，而现在掌握宰相大权的张璁，以生病为由，请假回家。张璁开始搁置不批，恰好此时左右有拍马屁者私下告诉张璁说“唐顺之一直不愿在你的手下做事，一直要疏远你，你又何必苦留他！”张璁前思后想认定是这么一回事，心中更十分恼怒，心想这厮好不识抬举!一怒之下准其还乡，并表示永不再让他当官！
一直到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才让他复职，但不久又因自己的意见与上级不一致而被削职为民。
唐顺之虽然离开官场，但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依然没有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于是决心退下来潜心读书。
唐顺之回乡后开始住在宜兴山中，后来觉得还是不能远离城市的繁嚣，便又迁居到更僻远的陈渡庄，闭门谢客，把时间和精力都用手钻研《六经》、《百子史氏》、《国朝故典律例》之中，真是昼夜讲究忘寝废食。在这些远寓官场的时日里，他还学射学算学、天文律历、山川地志、兵法战阵，下至兵家小技。例如他在三十六七岁时曾向一位河南人杨松学习枪法。在文艺方面也有许多专家学者闻风前来与顺之共同研讨学问，互通有无。那时连明朝的皇帝也是崇尚道教的信徒，也许是当时的社会风尚，顺之和道士们也常有交往。
那时的“罢官”相当于现在的开除公职，这对于有气节的唐顺之来说可算是人生的一大转折。
他在城外陈渡住在简陋的茅舍里，晚上睡在门板上，直到有的朋友看了不忍，花几两银子给他置办了一张小床，这才从门板上换了下来。顺之日常穿着极简朴，经常是身着穿了有十来年的麻布衣服。江南水乡，交通往往是乘船，他和一般乡民出入坐船。同船的人们也不知他是何许人？有些言语上的冲撞、辱骂，甚至在行动上欺侮他，他都逆来顺受，从不与人计较，更不显露自己知识分子或做过官的身份。他严格要求自己，在生活上冬天不生火炉；夏天不?扇子；出门不坐轿子；床上不铺两层床垫；一年只做一件布衣裳；一个月只能吃一回肉。他要用这种自苦的办法使自己摆脱各种物质欲望的引诱，以求平心静气地正确对待客观世界的—切。
唐顺之生活的明朝嘉靖年间，皇帝也是个又专制又腐朽的昏君。北有蒙古俺答大举入掠京畿，东南沿海则以当时日本正处于割据分裂的“战国”时代，日本内战中的败将溃兵便纠集武士、浪人及奸商，武装掠夺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倭寇”。当时倭患严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巨商和海盗与倭寇相互勾结。沿海各地的“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们为了牟取厚利，大规模进行走私，成群结党，分泊各。港，明朝政府不能禁止。后来竟演为亦商亦盗，兼行劫掠。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倭寇集结了几百艘海船在浙江、江苏等地的沿海登陆，抢掠了几十个城市。甚至上海被围困，知县以身殉职。沿海的官吏和士兵剧、怯懦，不敢抵抗，见了倭寇就逃，这使倭寇侵略的气焰越来越猖狂！
那位嘉靖皇帝束手无策，他想倭寇来自海上，想必是得罪了海神，于是指派他的得力大臣赵文华去祭海神以求宽恕!
这位朝廷重臣赵文华明知光靠祭海神恐怕还是不成的!当时明朝南北寇虏交侵，武才奇缺，他冥思苦想，又经多方举荐，终于想到和他一同中进士而今在家闲居读书的唐顺之。他深知此人极有才学，不但满腹经纶，且有治国平天下之大志，并且通晓军事，曾在兵部任职。据记载当时举荐唐顺之出山的奏折亦有50余件之多。
当时危害东南沿海一带各大城市的倭寇，并非是三五成群的贼寇，而是拥有兵力相当于现代军队三五个师团的武装力量，因此攻城略地，苏州、松江、宁波、台州均曾遭其蹂躏，杀戮之惨状亦如现代日本侵略军种种兽行！无奈的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五六年之久，当时明朝的军队就是没有力量绐倭寇一点教训!唐顺之面对这样的现实也是气愤得吃不下饭，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在苏州曾经目睹倭寇以刺刀刺杀我们的婴儿作为消遣，唐顺之遇见此事后，痛心疾首，下定决心要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因此他决定放下书本，为民请命！
唐顺之回到兵部复职后，首先到京师附近的练兵基地蓟镇，制定了整顿这支无力抵抗外侮的军队方案，然后与总督胡宗宪商议讨贼御寇的策略。他主张在海上截击倭寇的兵船，不让倭寇登陆，因为倭寇登上了陆地，我们的田园庐舍生命财产势必都要蒙受巨大损失。但是那时的将校兵卒都怕海战，甚至见了水就害怕！因此他们常常假借种种客观原因躲藏在内河的港湾内不敢出战，这给海上来的倭寇提供了登陆而来，来了就能任意抢掠满载而去的机会。顺之见到人民遭此苦难，常常皱着眉头慨叹地说，老百姓遭受横祸，等于用刀子剜我的肉，对于死难的父老乡亲，我怎样才能给他们以慰藉呢？于是他决定亲自下海去体验一下海上的生活。他从江苏的江阴剩凸驶向蛟门大洋，一昼夜走了六七百里，跟随他前往的人在风浪中或惊骇万状；或呕吐不止，可是顺之本人却意气风发镇定自若，他在海风怒吼惊涛骇浪的隆冬黑夜的海上，把躲藏在港湾内不尽职守的将官们捉住法办，严惩之下，这些拿了公家俸禄却贪生怕死贪图安逸的将官们都兢兢业业地认真尽责了。常因看见风帆就以为唐顺之的船来了，连忙整顿军容，不敢稍有懈怠!
倭寇因为知道明朝军队无力与之抗衡，五六年以来他们可以任意在东南沿海各大城市抢掠，因此干脆在上海附近的崇明建下了大本营做根据地。
一次唐顺之率领船队前往倭寇停泊在孤悬大洋中的三片沙，在海上较量了一仗，大获全胜，消灭倭寇120人，击沉其兵船13艘，缴获无数战利品，这是当年在海上御寇少有的一次大捷!
其后倭寇又侵犯江北，唐顺之率副总兵刘显驰大破倭寇。三沙遂又告急，唐顺之连忙回来支援，他亲自跃马布阵持刀直前，致使倭寇见军容严整再不敢出战！
唐顺之因多年在海船上奔波抗倭，一年夏天一连好几个月都生活在海上，不幸染病，但他仍然支撑着病体泛海，度焦山，至通州病逝于海船之上，年公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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